为什么明朝反贪最严，却越反越贪? 第1页

如果明朝的贪腐都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徐州八孩你怎么看？

其他王朝遇到贪腐案件基本上都不处理你又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我仍然持明史看法，明朝的大规模贪腐自明神宗开始

首先表明观点：

一，明朝官员工资并不低；

二，明朝吏治崩溃源自国家机器在底层的崩溃。

明朝官员的俸禄，至少在明初，并不能直接折色为银计算。正所谓“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王琼《双溪杂记》）。

明初中国还没有成为白银黑洞，白银购买力相比清朝要高出许多，而宋元的银铜币值波动极大。实际上，明朝的官俸，是以粮为本，衡量明初官员收入水平完全可以将粮食作为一个基本参考系。

那么明朝官员收入是多少呢？

“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四十五贯。正从九品七十石，钞三十贯。”(《明史·食货志卷五十八》)

折钞且不计算，只计本色。已知明朝一石约合57千克，汉朝一石等于30千克，唐朝一石为53千克。

明朝正二品六部尚书官俸合汉制1530石，略高于汉朝两千石(年俸1440石)也即州牧的收入，低于汉朝同级中两千石(年俸2160石)；明朝正七品知县年俸100石，对应汉朝二百石(年俸360石)官员收入，不算高但也绝不算不上低

如果以唐朝为例，那就更有趣了……

“武德元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从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从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皆以岁给之。”《新唐书·食货志五》

如果说朱元璋给明朝官员定的工资叫泯灭人性，那么唐朝岂不就是鱼肉百官了？

至于明朝中后期普遍减俸折色为钞，最大的问题在于从上到下都普遍默认了一系列的潜规则与系统性贪污，官俸已经成为了一种品轶待遇的标志形式。

系统性贪污可以养三班六房，也就能自己给自己涨工资，也就能给各级官长炭两敬。既然地方与中央官员都不再依赖官俸生存，那么皇帝默契地少发一些也就是必然了

明朝国家机器的系统性崩溃与自下而上的自发重建，以及伴随而来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则是另一个因素导致的。

明朝的国家机器设置，具有典型的田园浪漫主义色彩，最典型的就当属“内外府州县及乡三里社皆立”的申明亭，“凡境内民人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

明朝的基层政府机构，就像申明亭一样，是依托于基层自治的基础之上的。

如负责民事案件与日常治安的里甲制度，“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教民榜》)

当然，更致命的还有粮长制度。粮长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本区的田粮催征、经收、解运，配合里长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劝耕、检举逃税人。著名的空印案后，粮长制度便已名存实亡，此后税收的发送便只能大兴摊派。

基层自治制度的缺陷，使得明朝的黄册与户籍几乎沦为了笑谈。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基层自治体制的迅速崩溃，明朝极为紧凑的基层编制，很快便无法应付日常政务工作了。

明朝的基层编制有多么紧凑呢？

《明史·职官志四》记载，“知县，掌一县之政……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

连官带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四到六人……

那么问题来了，基层自治制度崩溃、编制内人员又无法满足政府职能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招募临时工。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所谓的三班六房，都是不受吏部管辖、由地方主官募集的临时工。所以武松一个打虎英雄，县令便可任命为都头；你以为武松是县公安局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县联防队长……

而明朝官员的收入，是万万无法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幕僚系统的。这些临时工的收入来源，除了形形色色的摊派，便是臭名昭著的火耗羡余。这种官员私下创收、私自使用的资金，便为腐败创造了极佳的环境。

于是，明朝吏治大坏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Ps:海瑞的清廉与政绩，与裁撤胥吏、恢复充实了明初地方自治体系，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