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为什么要褒李贬杜？ 第1页

原因有很多，但“毛泽东不喜欢杜甫，所以郭沫若写了《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之后就基本上被大家无视了，原因很简单，一来这种说法找不到任何论据支撑，基本上都是“XX说的”（所以你们猜对这个观点最热衷的是哪的学者）；二来么，你怎么解释毛泽东下面的这段话呢？

杜甫——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1]

你要非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在叼飞盘，那你就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象：建国后的杜甫研究热度远远超过了李白研究，大家盛赞杜甫为“人民诗人”，那么到底是郭沫若写了《李白与杜甫》像是叼飞盘，还是跟着毛的论调把杜甫赞为“人民诗人”更像是叼飞盘啊？顺便指责郭的书受到毛的影响这事就更好笑了，因为其他人的文章都是这样的画风：

‘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是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向文藝界發出的莊嚴號召,到現在已足足十年了。從近來一些刊物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報章上所揭載的工人同志們對文藝作品的反映來看,顯然,我們的文藝界對於這一號召的重大意義,並非普遍的都有了足够的認識的。我們並不反對‘以古為鑑’,因此,我願意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在這一方面的麦現和成就,作為一個旁證;並藉以證實毛主席這一號召並非從空中發出,而是從二三千年來許多優秀的文學家的創作經驗中提示出來的,是創作經驗的歷史總結。（BY某杜甫研究专家）

你看这就很难解释得通，而且本身“政治动机”说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书67年就开始写了，前后写了四年多，然后出版了赶上批林批孔你能说这一定是为了迎合尊法反儒写的？郭沫若未卜先知？等等，虽然涉及特殊时期不便细说，但硬要说郭沫若是在叼飞盘我建议你不如看看1976年出版的那本《中国文学发展》，了解一下什么叫叼飞盘的正确姿势。

当然后人揣测郭德写作动机有很多，比如说“自我反思”说、“借古喻今”说，等等：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次精神涅槃，是为自己唱的一首哀歌……（郭沫若通过对）杜甫‘忠君思想’的恶评，其实质是想唤醒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反思，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体现了郭沫若在文革中难得的“孤独与清醒”^[2]

反正人死了，你咋说咋有理。这就应了郭德纲的那句话：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三个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那三个天大的能耐在盒里呆着呢！那当然你说啥是啥了。

其实抛开这些臆测的动机咱们简单看看当时和后来的情况，大家心里估计也能有点数——我先补充一点关于李杜研究的小背景，那就是在唐代之后，杜甫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扛把子之一。

记住，“诗圣”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代表了儒家对他精神品格的认可，至于为什么很简单，大伙觉得他精神境界非常高，“一饭未尝忘君”，所以最后被确立为诗人典范了。

那么李白呢？

其识低下, 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3]

这个结论是王安石给下的，从宋朝开始，文坛上的情况大概就是“千家注杜”、“一家注李”，对这俩人的研究热度严重不对等。然后你吹了杜甫小一千年的忠君体国，等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好了，忽然他摇身一变，跟过去彻底决裂了，变成人民诗人了。

你觉得有意思不？反正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郭沫若也觉得有意思。

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 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4]

嗯，考虑到毛泽东也是把杜甫叫成“人民诗人”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郭沫若这种行为了。不过1962年乃是杜甫诞辰1250周年，当年国内掀起了一股“人民诗人”杜甫研究狂潮，前后持续一年多。而讽刺的是当年也是李白逝世1200周年，然而除了郭沫若等少数几个人写了专题文章予以纪念外，大家却似乎都把这事给忘掉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实际上是有明确指向的，那就是要向这股杜甫热开刀。所以你会发现在《李白与杜甫》里面，关于李白的地方是是考据大于论述，颇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而他对杜甫的书写，则是论述大于考据，有些批评甚至带上了一点儿不讲道理的个人情绪，然而最后批评的内容却都是意有所指

这六首诗，的确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写实，具有独创的风格。从内容上来说，的确是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把安史之乱时靠近前线的真实面貌，留下了一些简洁的素描。在旧时代的文人中传诵了一千多年——当然也有人不敢选读，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国步艰难，苛捐杂税很多，在个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可以施点小恩小惠；但谁要逃跑或者抗粮拒税，那就不能马虎了。“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把这种精神和态度，说成是“为了人民”，人民能够同意吗？
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杜甫并没有作到深切的了解。为了认真地了解杜甫，我还要举两首新研究家们认为富于“人民性”的作品来加以解剖。我同样采取逐句对译的形式，以免自己在了解上的疏忽。——《李白与杜甫》

很明显，这里是有靶子的。靶子在哪？当然是“新研究家”和所谓的“人民性”与“超越阶级”了。这些新研究家是这么给杜甫定性的：

杜甫诗的人民性，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人所熟知的^[5]
（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都很少意识到人民的存在，对人民的命运，不是毫无兴趣，便是关心不够，很难写到他们

有意思的是《李白与杜甫》出版之后正好碰上了批林批孔，所以被批评的专家也不敢说啥。这些人一直苟到了WG之后——然后郭沫若78年没有了，某“新研究家”立刻在1979年展开了专题性批判，在中山大学、广州语文学会、海南岛民族学院再到山东大学，这位从南到北走了个遍，专门批《李白与杜甫》，基本上除了没说脏话，该说的不该说得都说了，最后大伙看不下去，还专门撰文劝了一下这位。由于这位是杜学权威，学生又多，所以这之后基本上是给《李白与杜甫》定了性，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

所以说还得温习一下郭德纲的名言：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三个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那三个天大的能耐在盒里呆着呢！

所以说根本问题在于8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李白与杜甫》是被污名化了的——你批判郭沫若带有感情倾向没问题，然而你批郭沫若就没有感情倾向？骗鬼呢？你批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有观点偏颇，你自己写的那几本书就观点绝对中立？

其实在郭沫若看来，杜甫的作品中或许会带上一些同情人民、理解人民的情绪，然而却绝对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他本人曾经在给读者的回信中就“扬李抑杜”的问题进行过表态，他认为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6]

实际上，郭沫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对杜甫最后的“祛魅”。他的批评中可能带有一些个人的情感倾向，但却也为向来成果寥寥的李白学术研究打通了一条新路。从近30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涉及领域，李白研究都在向杜甫研究看齐。“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局面，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在去掉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之后，学者们对李杜二人的研究也终于摆脱了“李杜优劣”论，正所谓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参考

1. ^ 尼·费德林：毛泽东谈文学、《诗经》、《屈原》——在专列上同毛泽东一席谈.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
2. ^ 刘海洲.时代的反讽 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文艺评论,2011(12):156-160.
3. ^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五
4. ^ 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125 页。
5. ^ 萧涤非: 《杜甫研究》( 上)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1、61 页。
6. ^ 郭沫若同志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东岳论丛》1981年 第6期

充分反映出文革以及文革前期的混乱情况，就是凡事都以阶级论来看待问题，一点都不顾及历史的当时情况。屁大个事都能无限上纲上线。

反而现在我们不会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杜甫。因为太可笑。

比如有人就说杜甫忠君。甚至不顾人民死活忠君。人杜甫所在唐朝至少前期还是开元盛世，只是后期才遭到了安史之乱。换做你，你是期望打跑安禄山，维持社会秩序。还是都投降，不服兵役，任其破坏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灾难?你自己代入一下自己想想。

杜甫现在这种做法，完全是好的公务员，相当于即说明了在隔离期间，群众的辛苦，又号召人民坚持一下，忍耐一下，一起遵守规定战胜疫情。

文革期间就是片面的进行阶级分析。什么唐王朝是统治阶级，人民大众是受压迫者。可是还有个安禄山这样的更不得人心的统治阶级。抗日战争时候都知道联合国民党，分析杜甫就要求撇开国民党单扛日本?

李斌 |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

首先是对各种观点的驳斥：

1、政治迎合说

郭沫若个人向来对杜甫颇有微词，并非见风使舵，紧跟伟大舵手（而且毛自己对李白也不是没有批评，同时李白与杜甫并不是如海瑞、武训、宋江那样有相当政治意义的文化人物，放着眼前材料满满的靶子不打，写这两位迎合怕不是傻）；同时，郭沫若写作该书始于1967年，正是政治形势紧张之时，郭沫若曾公开表示自己的早期作品要全部烧掉（是否真心另论），这时写一本没准儿死前出版不了的书，实无必要，写作时郭老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副主席呜呼哀哉后批孔、尊法的形势。在1971年这个节骨眼上发表得益于政治形势，但不是政治产物。而之后批林批孔的高潮期，郭还差点被文化旗手指使冯友兰批判。而郭毛间关系虽然依旧融洽，但也挨过主席批评他“尊儒”，要知道这可是《李白与杜甫》出版后的事了。

2、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大致是指郭沫若对当时局势的隐性反抗）

《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杜甫的部分（也是被后来人攻击最多的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便已大致完成，早于其得知儿子逝世；关于郭沫若WG初期的材料大多来自于周国平和陈明远，但前者与郭沫若并无太多直接接触，且回忆中的当事人大多已逝世，死无对证；后者伪造了大量郭沫若信件，尤其是这一时期的信件被多方证伪。综合已有材料，郭沫若是想紧跟但有所不理解，总体上对运动还是支持的，但也有置身事外的想法。

接下来是作者的观点：

1、褒杜贬李才是历史常态。杜甫是封建文化的忠臣和代表，是旧社会伦理规范的楷模；而李白则代表了一种叛逆与不顺。郭沫若作为唯物史观者是不满这种评价的，然而当时学界尽管早已为马列的天下，很多与郭沫若共事的人在对李杜二人的评判上仍然继承了传统看法。郭沫若写作此书是有自己的学术目的的，要扫荡旧史学遗毒。事实上在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上虽不一定赞同郭沫若的看法，但对该书的创新和严谨还是达成共识的。

2、严格来说，郭沫若是把二老都拉下神坛，李白的黑料也揭了不少。但不免有个人情感作祟，所以褒李尊杜明显。

3、郭沫若对政治的热情、对浪漫的向往、对传统的叛逆，使其与李白有共鸣之处。为李白正名、对杜甫批判，也有发切身之感的意思。郭沫若早年就曾因太过不羁，不光右边攻击，就连左边都有些不满；而死后，尽管郭沫若在学术成就上不知碾压多少“大师”，却也被污蔑、攻击至今，而那些有着更龌龊过去的学者却凭着对所谓“余孽”的清算，一跃成神。这种孤独感和叛逆性，也是郭沫若写作此书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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