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吴三桂造反是否有机会成功？ 第1页

三藩之乱时，吴三桂为何没能打过长江？

童屹立

内容提要：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反清，接着开始北伐。起初几个月，吴三桂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占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但其前锋推进到长江南岸时，却停了下来，不再渡江北上。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呢？此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吴三桂“欲出万全”，不想放弃根本之地云贵。因为吴军全力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其二，吴三桂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希望以不过江作为交换条件，促使清廷将吴应熊放回江南。而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却有新的发现，据此认为当时吴三桂之所以不渡江，是受到了以下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1674年3月，清军已在长江北岸重兵布防

清军入关后，在剿灭农民军和南明各政权的战争中，吴三桂等汉人藩王势力逐渐坐大，渐渐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为此，康熙帝于1673年春作出撤藩决定。吴三桂闻讯，开始谋划叛乱，于这年11月起兵反清，并从云南挥师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攻占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到1674年3月，其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这个时候，吴军中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扼守运河，绝清军南北粮道。但是，吴三桂对上述建议皆不采纳，令诸将不准北进，转而将主力屯驻湖南。

对吴三桂此举，国内清史专家的观点大同小异。其中，李治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根据《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广阳杂记》《清鉴纲目》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吴三桂此举是犯了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过于求稳，以至错过了良机。因为，“此时（1674年3月），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吴三桂军再趁势“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比屯驻湖南的选择要好得多。

另一位专家刘凤云也认为，“是时，清廷闻变仓促，不及布防，‘京兵未出，诸道兵未集，地方处处无备’。吴三桂无论长驱北上，还是顺流东下，都可得逞一时。”

很明显，李、刘两人均认为，1674年3月吴三桂军饮马长江，翘首北望时，不该停下来，应该渡江北上。理由是这时清军惊慌失措，准备不足，不及布防，如吴三桂军渡江北上，必将势如破竹。

但问题是，此时清军真的不及布防吗？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将相关史料梳理一遍，看看双方的部署、行动情况。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军起兵反清。同年12月1日，吴军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12月11日，吴军前锋到达贵阳，贵州提督李本森等清朝官员不战而降。12月20日，吴军到达镇远，并由此地分兵两路北上，吴三桂亲率吴军主力，为东路军，进攻湖南；王屏藩率吴军一部为西路军，进军四川。

1673年12月21日，即吴三桂军从贵州镇远分兵北上的第二天，清廷接到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很快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当时，康熙帝和廷臣对吴军的进攻方向进行了预判，认为接下来吴军必犯湖南，并很可能渡江北上。而荆州（湖北江陵）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 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必须优先设防。因此，康熙帝即令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兼程前往荆州。随后，伺机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

康熙帝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虽然之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12月24日又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护军各7名（574个满蒙佐领×7=4018人），骁骑各10名（574个满蒙佐领×10=5740人）、汉军每佐领骁骑各5名（汉军佐领212×5=1060人），总兵力计11392人，开赴荆州。

前锋统领硕岱奉命后，率部于12月28日启程，1674年1月24日抵达荆州。而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部，分两批前往荆州。第一批，其先头部队由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额司泰等率领，于1674年1月3日启程，相继于2月1、2、6日到达荆州；第二批，勒尔锦于1月10日亲率主力出征，经过2个月的行军，3月11日抵达荆州。

再说说吴三桂军这边，自镇远分兵以来，吴东路军一路疾进，分别于1673年12月29日、1674年1月攻占湖南沅州、辰州。而后，吴东路军又从辰州分路前进，以夏国相部进攻常德、澧州；以吴应麒部攻打岳州，以吴国贵部进攻衡州。吴东路军攻势迅猛，相继攻占常德、澧州、岳州、衡州、长沙等地，到1674年3月，不但攻陷湖南全境，还占领了湖北的松滋等地，兵抵长江。（这期间，吴西路军也攻占四川，并由保宁趋汉中。）但这个时候，清军八旗精锐硕岱部及勒尔锦部，已抵达长江北岸的荆州布防。

也就是说，1674年3月吴军进抵长江南岸时，清军在长江北岸并非没有布防，而是完成了重兵布防。况且，之前吴军虽所向披靡，连占滇、黔、川、湘四省，但他们面对的都是战斗力不强的清绿营兵，并没有与清朝精锐的八旗军交过手。而此时在长江北岸荆州布防的清军为八旗精锐，一旦吴军渡江，他们就将直接面对这些八旗军的挑战，胜算很小。因为，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训练、装备、体力、战斗意志、集体荣誉、士气均远胜绿营兵。对此，吴三桂十分清楚。当手下诸将要求渡江北进时，吴三桂密诫道，“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军）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如今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第203页）

（二）吴三桂基本部队少，还需要时间消化新收编部队

吴三桂刚从云南起兵的时候，兵力较少。据清人靖道谟著《云南通志》记载，当时吴三桂直辖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是平西王吴三桂藩兵（即平西王府亲兵）约8400多人；二是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云南援剿四镇”，每镇兵员定额3000人，四镇共有兵员12000人。吴三桂藩兵和“云南援剿四镇”两者相加，约有2万多人。

有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吴三桂只有区区2万多人，何以能抛起这么大的风浪。别急，且听笔者慢慢道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隶属清廷、驻防云南的绿营兵2标8镇2协5营计29600人很快投降吴三桂。而吴三桂军打到贵州后，贵州的绿营兵约3万人也不战而降。吴三桂军一下子就扩充到了8万人。后来，吴三桂军又收编了四川的绿营兵约3万人，并收降了湖南的大量绿营兵，到1874年3月，吴三桂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以上。

而吴三桂新收编的滇黔绿营兵里面，约有1万多人是吴三桂旧部，由原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忠勇五营”、“义勇五营”改编（清廷为削弱吴三桂军事实力，分别于康熙4、6、7年将“忠勇五营”、“义勇五营”脱离吴三桂的指挥，改编为隶属清廷的部队）。这1万多人和吴三桂直辖的2万多人一道，构成吴三桂的基本部队，是吴军中战斗力强、忠诚度高的部队，也是吴三桂可以放心用来打硬仗，还能威慑新收编部队的武装力量。而其他新收编的部队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忠诚度相对较差，吴三桂不敢马上放手使用，还需要时间消化这些部队。

因此，吴三桂若以新收编的部队渡江，完全没有胜算；若以自己的基本部队渡江，不但胜算小，而且万一失利，还将造成全局崩溃。

本文2018年7月19日首发于网易历史频道。

机会甚大。总结吴三桂败因，一在其战略严重失误，二在无得力继承人，三在台湾郑家和耿尚两藩全在互坑队友；而绝非满清如何强大不可战胜，玄烨又如何英明神武。

吴三桂反清失败，无关实力，而是败于自身战略失误。 - 狐言论史 - 知乎专栏

先看当时满清八旗实力。萨尔浒之战后两年，八旗总男丁约6.9万，当时以满洲八旗为主。而到入关后，到顺治五年的另一份统计，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只剩5万、编入八旗的蒙古不足3万，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满清称为“包衣”和“尼堪”。统共加在一起，八旗总男丁不过区区35万。按其“三丁一军”的习惯，核心兵力不过10万余。

而且八旗进关后不到20年，拜天花和持续内斗所赐，其宗王名将死了个精光，连“大宋名将制造机”完颜宗弼这水准的将领都再找不出一个。其八旗精兵更从明末的“满万不可敌”、野战无敌手，腐朽到了人人畏战，只能跟在汉军绿营后面当督战队的地步。

李定国的衡阳之战，郑成功的镇江之战和厦门之战，歼灭八旗数都在千人甚至数千，比之明末时砍几百个清军首级就是难得“大捷”，再不可同日而语。

其时吴三桂本部兵马仅3万余人，（连同耿、尚二藩各9000人，总兵力不过5万），以僻远的滇贵之地对抗全国，竟能数月间便席卷半壁山河，正因得到无数原明军降将的跟从。

据清廷统计，各省布政使以下文职，投奔吴三桂的官员高达523员之多，许多还是正经的两榜进士。足可见当时许多汉人文武官员对吴三桂的支持，并不因他杀害永历帝事而介怀。

吴三桂对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的声讨，和“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恢复汉人王朝统治的政治号召，是颇得相当一部分汉人精英之心的。对他们来说，比起满清屠戮汉人之仇，剃发易裳之恨，倒不如宁愿跟随一个汉人枭雄反清，哪怕他之前罪过甚大、人品堪忧。

甚至满清方面同样如此认为，将三藩之乱视为一场满人和汉人的民族战争。其胜利后，玄烨自云：【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已充分表明其真实想法。

三藩声势最大时，一度据有云贵川陕甘湘桂赣闽浙十省土地。内蒙察哈尔汗、青海墨尔根台吉亦起兵响应反清，控制西藏的达赖五世同样对吴三桂善意中立，屡次为其做“裂土罢兵”的调停。

吴三桂势力最大疆界：

论战术指挥，年老成精的吴三桂堪为当时一流军事统帅，十万人次的大会战，也是胜多负少。 其反清成果，甚至远大于南明各朝历次反攻，号称“斩清兵将900余员”。

可惜如此大好形势，却败于吴三桂自己的严重战略失误。吴三桂年老，一心想在云南裂土为王，将藩地传及子孙，实系被玄烨逼迫而反。因此当占据半壁江山后，他没有如朱棣那般孤注一掷、够狠敢搏的决然，而是只想和满清划江而治。若吴三桂直取荆州襄阳，然后顺江而下阻断漕运，抄略江南财赋重地，则满清统治崩溃便成定局。

因为八旗兵战力已废，而且就剩那么几万真满洲壮丁，打死一千就少一千。后来镇压吴三桂的两只主力，张勇的甘肃绿营和赵良栋的宁夏绿营，都是前明边军的底子。

三藩起兵后，很多满洲亲贵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回老家，并非他们胆小如鼠，以天下之大而畏惧云南一隅，而就是太清楚他们自己的家底，如何外强中干；玄烨斥责他们而决心应战，也不代表他如何高瞻远瞩，不过是敢于殊死一搏的赌徒心态罢了。

如果当时那些汉军汉将，真知道骑在他们头上的只是一帮虚张声势的黔中之驴，怕是赵良栋张勇施琅们的心思也早动摇了。

是以吴军气势越胜，人心就越不利满清。当把八旗兵人数消耗到一定临界点，作为清军主力的汉将就必然要重新考虑立场。

毕竟汉奸们的节操从来就是说说而已，不忠于大明不忠于华夏的老丘八，又怎么可能当真如他们自称的那样忠于异族王朝？

与此相反，现实历史中，吴三桂据江不上，只想南北分治，耽误灭清的大好时机，而他年纪太老，继承人是稚子，又怎能给同伙人以投资入伙的信心？

战局越拖下去，满清方面控制的华北各省和江南地区，形成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就越明显。更让玄烨得以有充足时间整合满清军政力量，从容部置依次扫灭各地反清力量。

除吴三桂外，另一个本可给满清以致命一击的势力，便是台湾的郑经。在吴三桂攻入陕西，耿精忠同样攻取江西浙江大片土地，逼近江南时；郑经击杀漳州黄芳度，逼和尚之信，拿下了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潮州、惠州四府，肃清周围清军势力，从继位时兵不满万的窘境，到扩军至近四万人。

就在此时，林丹汗之孙察哈尔布尔尼率数千人起兵反清，察哈尔左翼四旗同样哗变，距离京畿只在咫尺。满清把最后守家底的战力连同八旗家奴壮丁合计数万人，都交由图海带领，先去镇压布尔尼了。

郑家作为当时掌握东亚制海权多年的海上霸主，如果挑拣上万精兵直接用来登陆天津卫，满清中枢就算不被直接斩首，也肯定要学二次鸦片战争一般狼狈鼠窜了。而放弃首都逃跑，就意味着满清当时本就不多的威信荡然无存，对各地方汉人官员的约束力丧失，必然是兵败如山倒之势。

吴三桂当时给郑经写信，调和他和耿精忠争地盘而起的冲突，则劝说郑经北上直捣辽东。当时大批满人入关，辽东及其空虚，甚至千里无人，据考只剩不到万户。一旦郑军夺占辽东，丢失了“龙兴之本”的满清政权，即使可以收复，也必要大伤元气，对关内各省控制力也大大削弱。

对东宁郑氏而言，渡海北上，直击满清腹心之举，至少也能搏个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局面，然后再从容经营，进可谋取天下，退亦可实现其长久割据一方的梦想。

可惜郑经却全无战略大局观，为争福建那几府的地盘，在耿精忠欲和吴三桂合兵攻江南时，直取汀州，倾力西征，耿精忠两面背敌，索性降清。尚之信也跟着请降。郑经挥军三万攻福州，乌龙江之战大败于清军，被迫退守厦门，数年后连续放弃沿海各岛，退回台湾。

战争的胜负手则在西北主战场，王辅臣首鼠两端，王屏藩部北上失败，平凉易手，陕甘复失。吴三桂虽倾力反击，与清兵相持于岳阳、韶关一线长达两年，力保西南的云贵川湘桂五省，然则终究大势已去，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约是自己也明白这点，吴三桂临死前数月，放弃之前奉故明周王后裔的政治号召，自称大周皇帝以娱己。

吴三桂死时吴周政权疆界：

吴三桂死后，其得力部将吴国贵召集吴军诸将，提出：

【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此计可说是吴周政权死里求活的决死一搏，以吴军仍据有的五省财帛、几十万军力，并非没有成功可能，可惜诸将人心已散，但欲退保云南家小财物，什么奇谋妙计都难以实行。随后诸将不服幼主，各自为战，全线崩盘。

又过三年，昆明城落，吴军败亡，同时也意味着最后一支半独立的汉人军力在大陆消失，孤悬海外的郑氏也成爼上鱼肉，旋而败亡，华夏大地，遍地腥膻，再无桃源。

可叹吴三桂，历史已经给了他一个彻底洗刷自己罪行、挽回自己声誉的大好良机，却被他战略目光上的短视葬送。

当然，一心当满清忠犬，不留后手，垂垂老矣方才被迫起兵，没有得力继承人，也可算是他咎由自取，半生作孽的报应。

如果吴三桂能有个年富力强的继承者，能力参照他自己壮年时水准，吴周政权成功割据西南五省五十年以上，哪怕最终还是被满清攻灭，他的历史评价也会彻底翻身。

势力危急、君主崩爼之时，能有个强力继承者来安抚人心，整合内外，究竟有多可贵，参看官渡之后袁氏、鄱阳湖之后陈汉，以及吴三桂死后的吴周帝国，即一目了然。

愈发显出猇亭惨败、白帝托孤时的诸葛孔明，是怎样的国士无双千古奇才。不愧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千载谁堪伯仲间！

而观此次反清战争，吴、尚、耿、郑诸心不齐，互相拆台，令满清竟得以各个击破，不得不感慨人人都生怕别人当朱元璋，而自己做了陈友谅的结果，就是“天父杀天兄，依旧姓咸丰”，生生让满清破了“胡人无百年运”魔咒，仅凭那么区区十几万、几十万的人口，奴役天下上亿汉人二百余年。

根据《中国军事》通史，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满洲八旗有牛录231个，总丁口6.9万。到入关前，满洲八旗310牛录，蒙古八旗120牛录，汉军八旗164牛录，按满洲、蒙古八旗每牛录300人，汉军每牛录200人计算，共有9.3万满洲八旗，3.54万蒙古八旗，3.28万汉军八旗，总人数合计16.12万。
据《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尚书车克奏报 ，该年八旗满洲男丁数是49695人，蒙古男丁数是26053人，汉军与抚西汉人男丁数是78782人，包衣汉人男丁数是237338人，总人数合计39.19万。

@王陶陶 这种“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人狠才能得天下”的黑社会大哥式逻辑就不要拿出来搞笑了。拷掠是针对明朝勋戚和高级文官的，相反李自成对降将可以说是很好的很：陈永福曾经用箭射伤他本人，他继续重用陈永福父子，委以重任，而陈永福也确以坚守太原来报答他，如果大顺不速亡这一段历史绝对是可以成为后世君臣相得典范而闻名的；白广恩可谓三姓家奴，李自成还亲自安抚他。对于主动投降的将领，李自成大都加官进爵，还保留他们的军队和地盘；甚至李自成的老兄弟们也大多都很礼遇降将，比如张天琳保姜镶性命，等等。结果倒是李自成被这些人背叛，张天琳直接被姜镶借头献给了新主子。王陶陶大湿还是要学习一个啊，“像李自成这么宽厚的人是不可能得天下的，不够马基雅维利”才应该是你的结论啊233

事实上，吴三桂之父被李自成拘禁，完全是由于吴三桂在抵达玉田之后即展开一系列与其说是准备降顺不如说是走向降清的异动，迫使李自成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防备的缘故。至于陈圆圆，根据最新的研究，她当时还根本不是吴三桂的小妾，又如何能被人夺走呢？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王陶陶的厚黑学大可以付诸一笑，因为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是，另一些人的看法值得讨论。

有人认为吴三桂以西南一隅图谋天下，不可能成功。但在吴三桂举兵200多年以后，有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吴三桂举兵的历史：那就是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领导的护国军。

护国军和三藩有许多共同点：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护国军也在云南起兵。

吴三桂起家的基本力量是云贵两省，护国军起家的基本力量也是云贵两省。

三藩以西南一隅反抗以北京为首的中央政府，护国军也是如此。

三藩内部军阀林立，号令不一；护国军内部也有滇、黔、川、桂等系军阀以及民党势力，内部矛盾甚至超过三藩（旧桂系夺取广东后，即摆鸿门宴屠杀民党的民军首领）。

吴三桂轻取四川、湖南、广西三省，而受阻于四川、湖南的北部；护国军轻取广西，而受阻于四川、湖南的南部（这一点甚至不如吴）。

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斩杀玄烨汗的亲信莫洛，震动西北；胡景翼在富平起兵歼灭陆承武的中坚团，拥戴陈树藩驱逐陆建章全取陕西，震动西北。

清朝在此前已经踏平了茅麓山，消灭了南明，郑经逃亡到台湾；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剿灭了白朗，镇压了二次革命，民党逃亡到日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虽然清廷已经基本镇压南明，但复明运动的影响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八旗贵族的奴隶都被自称朱三太子杨起隆组织起来，并在吴应熊的支持下在北京发动了起义。民党虽然逃到日本，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仍然非常之大，不仅在各地屡屡举兵、暗杀、爆破，甚至不少北洋人物都私下里跟孙文有联系。

清朝在此前已经挫败了车臣汗硕垒接应苏尼特部叛逃一事，基本上平定了内外蒙古；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击败了巴布扎布，并且迫使外蒙撤销独立，稳固了北京的后方。

郑经在三藩之乱开始后，趁乱出兵福建等地；民党在护国战争开始后，在日本支持下出兵山东、浙江等地。

察哈尔的布尔尼亲王、和硕特的墨尔根台吉等，纷纷起兵反清，一度威胁清廷腹心，但最终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跟山西革命党和外蒙独立运动都有关系的卢占魁起兵于绥蒙，辽东也有民党绿林武装起兵，但这些在北京附近地区的暴动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吴三桂等三王引清军入关，是清军镇压南明的马前卒，玄烨撤藩后突然举兵反清；滇黔诸将政治上所隶属的进步党，是袁世凯强化个人独裁专制、镇压民党二次革命和议会斗争的马前卒（旧桂系的陆荣廷虽是同盟会系统，但二次革命中也充当了袁的打手），袁世凯称帝后突然举兵反袁。

……

可见，从西南举兵未必不能够取天下，反而至少可以“乱天下”。事实上，自明末以来，西南至少四次以一隅对抗全国（南明的西营掌权时期、三藩、护国、护法）， 表现出了很强的举事潜力。

护国战争推倒了二次革命后几乎统一中国、实控区面积甚至超过玄叶汗的袁世凯政权，护法战争中南方则至少抵挡住了北方。因此，吴三桂举兵的地理条件并不能注定了其必败的结局。

可是护国战争以袁世凯退位暴死而告终，三藩之乱却以吴三桂暴卒、吴周灭亡而告终。因此，吴三桂是否有机会成功，最后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只需要回答“吴三桂跟护国军相比少了什么”即可。

@狐狸晨曦 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吴三桂志在割据而败，甚至强行要求封建主郑经也跟他一样展开民族主义妄想去远征天津（他爹郑成功远征南京都几乎全军覆灭，远征天津、辽东岂不完全是妄想）。但是，护国军的战略就很高明吗？起初滇军唐继尧、罗佩金等人的计划完全以图蜀为目标，而图蜀的真正目的从之后滇军乱川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嗣后护国军提出了更庞大的计划，但具体执行中又无主次，川南、重庆、湘西、广西四路几乎是平均用力，结果皆陷入苦战，几乎完全被北洋军所阻挡，到最后也只广西一路取得全胜。陆荣廷、陈树藩等人参加护国军的动机，都是为了本团体的发展，因此他们参战之后当然也是按自己的计算来部署军事；而民党方面则又另有计划，最初更以中华革命军为旗号。可见，吴三桂的战略固然有不少问题，但护国军方面的战略也谈不上有多么的高明。

那么看来护国军取得胜利而吴三桂最终失败的原因只能是以下三个中的一个或多个了：

1、护国军提出了能够最大程度团结反袁势力乃至导致袁政权内部分化的政治计划，吴三桂则无，或吴氏虽然提出但不能令人信服；

2、袁世凯政权的内部凝聚力大大低于清廷，即清的国家机器并不像狐狸晨曦估计的那样虚弱；

3、外国力量对中国的影响力在1915年大大增强了，袁世凯因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抛弃而遭到失败。

当然还可以讨论一下广东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否在这200多年里大幅提高了。

这些题目很大，值得大家慢慢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