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推翻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考古发现？ 第1页

和

提到的孙卫东等人关于殷商金属冶炼技术可能来自埃及的说法，出处已经在

的答案里显示出来了。另外关于此文，西方媒体有一些报道，包括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也是我最早读到这篇报道的地方。

只是转述论文内容，而

还有一些自己的解读。他的解读里有一些常识性错误。我不知道这些错误是来自于转述还是自己添加的。无论如何都需要澄清。

背景：学些古代西亚文明，学过楔形文字，语言方面一些闪族语言和苏美尔语。学过一点中古埃及语。对中国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比较感兴趣，但并无专业训练。考古学只有常识，作为廉价劳动力参与过考古发掘。

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这篇论文本身只是提出一个假说，基本除了两种铜的放射性相似之外，并没有任何专业的考古、历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佐证；

其次，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确可能来自中亚，但能否直接那么精确地说来自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的埃及？恐怕是不能。

但是必须指出：冶炼技术很可能外来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支持“华夏文明全盘西来”的说法。注意“全盘”二字。当然，如果仅仅是冶炼材料，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完全可以是贸易。古人的贸易圈子是很大的。

所以有些人，开始推而广之，表示文字之类也是西亚来的。各种全盘西来说，实乃一百年前的老生常谈。具体如何驳斥我很难讲，只能这么说：Elementary Sumerian上一年之后回来再答题，瞎猜是没用的。

再次，谈殷商的青铜器，不与二里岗、二里头自产的青铜器的比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你要先搞清楚中国青铜器（无论技术源头是哪儿）自己的发展脉络，然后再和其他地方比。一定从中间抽出来一段和别处比，这在方法论上似乎不够完整。

历史、考古、古文字、语言等话题，不比宏观经济、房价、娱乐，不管答者专业程度如何，都能在知乎上唬人。这种话题，稍有不专业之处就会露馅。

但我并不觉得把专业常识拿出来“反驳”非专业人士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只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容易流毒甚广，所以还是应该澄清。对事不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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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如果提及这么富有争议性的研究，那么一定要把那篇《自然》论文大概读一遍，而不能仅仅读一个摘要，更不能只读一些新闻报道。

Origin of the mysterious 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 : Scientific Reports

所以我们先看看那篇论文本身怎么说。这里我省去细节。

基本上两点：

一、就是说殷商时期的青铜放射性很高，作者认为这表明了青铜的来源并不是殷商境内或周边，因为没有数据上合适的矿。同时，作者发现非洲有一些矿在这方面与殷商的青铜器差不多，所以猜测殷商的青铜是从非洲来的。

二、全世界的青铜冶炼，都是慢慢发展，才开始用锡合金炼铜的，而殷商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突然”就掌握了这种技术，所以这项技术一定是传过来的。

关于第二点，注意作者们是这么说的：

In contrast, the Yin-Shang civilization started directly with tin bronzes. No arsenic bronze has ever been reported in China.This also strongly suggests that Yin-Shang bronze technology was likely imported into China.

All these suggest that the Yin-Shang people may have learned bronze technology elsewhere and brought it to China. Such a hypothesis, however, is not yet generally accepted, although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northwestern China supports earl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26,33. The majority of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strongly insist, however, that although bronze was produced in China much later than in Mesopotamia, Egypt and several other regions, the bronze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China.

先看第二条：

关于为什么没有arsenic bronze就highly suggest，这个显然是需要细化的，但作者的讨论到此为止。而第二段的黑体部分我觉得至少没有考虑这完全不需要这些人跑到别处去学然后带回来，可以是另一群人带进来的——文章后面似乎又认同后一种说法了。而引文第二段的末尾基本就是扣帽子了。实际上，西北地区可能是中国冶炼技术从中亚引进过来的渠道这种说法已经出现很多年了。许多国内学者也是认可的。为了独树一帜，给别人乱扣帽子，而且也与本文无关，实在是有些无聊。

冶炼不仅仅需要炉温，也需要复杂的技术供需，还有原料。所以同一种技术发明若干遍，的确不太可信。这和陶器不太一样。用泥塑形，不那么复杂，不同地区的人可以独立发明、使用。但是，如果是龙山黑陶那种比较复杂的工艺，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现了，那么就有可能是传过去的了。

从第二条可以看出，作者其实对冶炼技术传入中原的模式、路径、时间，并没有提出有意义的新看法或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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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看第一条，即原料的来源——基本讲的是矿石

South Africa and Zimbabwe are known for abundant archaeological sites55,56. Most archaeologists, however, consider these places to have been too far away from China for people to have been in contact in the Bronze Age. Eve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Egypt before ~1400 BC is not clear. Interestingly, so far published lead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ancient Egyptian bronze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are mostly less radiogenic57 than the Yin-Shang and the South African bronzes (Fig. 4). Mention was once made of some Ancient Egyptian bronzes have highly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but that report did not show supporting data9. Nevertheless, the mystery remains as to how the Yin-Shang people would have gotten bronzes from these places?

好，作者表示，与殷商青铜器铅同位素构成类似的青铜，来自南非，并不是埃及。并指出，之前有人说古埃及也青铜器也有含有高放射性铅同位素的例子，但没有数据和证据支持。

In any case the lead isotopic signature of the Yin-Shang bronzes suggests that the ore deposits supplying their lead were most likely located in Archean cratons. The Africa continent is made up of several large Archean cratons (Fig. 5).The Congo, Tanzania and Uganda Cratons are essentially of the same age as the Kaapvaal and Zimbabwe Cratons. They would also be expected to have lead ore deposits with Archean age lead signatures. These cratons lie much closer to the Nile, and parts of them once even belonged to ancient Egypt during its early history.Might not the Yin-Shang people have gotten bronzes and/or raw materials from these places through trade or by other means at this time? During the late Dynasties, ancient Egypt lost access to these cratonic deposits, because of its shrinking territory, such that Egyptian bronzes in the 18th Dynasty or later have less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Fig. 4). The ancient Egyptian people may have also gotten lead ore from Saharan deposits. In addition to the large Archean cratons,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Archean cratons within the Saharan metacraton (Fig. 5). Ore deposits–later abandoned and are now buried in the desert and having lead with Archean isochron ages–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se Saharan micro-cratons.

这段写得貌似有点乱。大概是想说，虽然殷商铜器放射性更高并且和南非的更像，但埃及有可能曾经也能搞到这种高放射性的原料？而在与殷商同时期的埃及第十八王朝，埃及无力从那些地方引进原料，于是那时候青铜器铅同位素的放射性就低了。另外，离埃及更近的撒哈拉地区可能也有这种（高放射性）的矿？

说实话，为什么埃及一定要出现在讨论里来着？作者有什么既定的观点需要埃及已经要出现吗？恐怕是需要一个“文明”方面比南部非洲发达的地方作为华夏文明整体的输出者吧。你要说从南非来了一群人建立了商朝文明，似乎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当地当时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文明。所以需要埃及登场。说实话这两段的论述，似乎不应该作为学术写作的榜样。

Given that bronze is often recycled18, early bronzes in Egypt may have been re-smelted and later mixed with more normal lead, thus explaining the very homogenous, but still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of 18th Dynasty coppers (Fig. 4). In contrast, the original, highly radiogenic isotopic signature of Early Yin-Shang bronzes is well preserved in Yin-Shang tombs. Mor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s needed to confirm any of the above speculations. Until then, whether and how the ancient people in China obtained bronzes with highly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from Africa remains a puzzle.

就是说因为古代埃及的铜器循环使用，所以掺杂了放射性更正常的铅之后，放射性慢慢变低了。而殷商的青铜器封存在地下，没有重新冶炼，所以呢放射性保持了更高的水平。还是暗示，埃及可能之前也有高放射性的青铜器哟，虽然我没找到，而且埃及同时期的青铜器放射性更低，但那可能是循环利用造成的哟。所以搞不好还是从埃及而不仅仅是南部非洲来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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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来，原文当中有很多很多假设：

大家看一看：

因为殷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放射性很高，并且在殷商周围没找到这样的矿，而恰好和非洲某处的放射性类似，所以殷商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原料都来自埃及。

首先没找到不等于没有啊。二里头之前还没找到呢……“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明没有”，absence of evidence不是evidence of absence，这是基本的逻辑吧。

其次，到底为什么埃及一定要出现在论述里呢。大家仔细看看上面的两段引文。真的不够严谨。

所以就是一个猜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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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孙教授并不满足于猜想。在一些非严肃学术场合，他结合史记等资料，开始证明古代埃及的希克索斯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建立了殷商——说实话，这种论调的本质基本和一百多年前以及《全球通史》没什么区别。

Foreign policy? 为什么这篇文章刊登在foreign policy? 有什么严肃的关于古代文明的文章需要刊载在foreign policy上？

然而问题很简单：

中国的青铜技术，西北早于中原，如果说通过中亚引进，似乎还有些证据。希克索斯人从海上过来的话，一路都没停过？没有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留下痕迹，从中国海边登陆之后坐着高铁就奔河南了？

我就想问问：这和殷人渡海到印第安的说法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这群希克索斯人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西闪米特人（矿工？）就是在西奈地区最终开始使用了基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字母。如果真有这么一群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那为什么没把原始字母带过来，而殷墟反而出现了表意文字（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而不用字母呢？

最后，好吧就是这群人完全埃及化，只会象形文字，字母什么的太低端看不上——那为什么要到中国来重新造一套文字啊。而且新造的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外型上还不怎么像（看看受到汉字启发而造出来的西夏文契丹文乃至训民正音和汉字像不像；再看看受楔形文字影响造出来的乌嘉里特楔形文字和古波斯楔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像不像），这都是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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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转述的孙的看法，还想再说一句：

希克索斯人不是苏美尔人！他们很可能是西北闪米特人，不是苏美尔人。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苏美尔人早就在巴比伦地区被闪族人同化了。苏美尔人统治埃及时期这种说法更是闻所未闻。

还有关于文字

孙卫东认为殷商以前中国的古陶器上从来没有文字，只有图案，而陶器显然是比甲骨更好的书写载体，因此殷商的文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不符合文字建立的规律，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古文字借鉴，或者是直接照搬其他文明的文字。同时苏美尔人也是象形文字，且书写规范是竖写，异于古巴比伦。

作者：Orz辉

链接：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早期虽然象形，但在殷商时期早就不象形了，你去找汉谟拉比法典看一看，你看看能靠形状猜出什么来？如果是那时候传到中国的，为什么中国的古文字又回到更象形的阶段去了？

这是楔形文字古巴比伦楷体，大家说说和甲骨文相似性有多高？基本是零。

还有苏美尔也是竖着写，不同于古巴比伦——乌尔第三时期是苏美尔就横着写了，泥板上横着多，石刻上存古，竖着多，和阿卡德还是苏美尔没关系。上图就是竖着写的。（抱歉我说的不够严谨和精确，好在应该确实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先不删除了。）

还有；殷商之前陶器上没有文字只有符号，殷墟一夜之间出现文字很奇怪，甲骨文不写在陶片上很奇怪云云……

殷商之前有没有文字取决于文字的定义。图案有，有刻画的，也有朱书画/写的。具体查查陶寺遗址的所谓朱书陶文，算不算文字见仁见智，现在出来两块了；

而殷墟也是有毛笔书写的文字的，写在铜器上，并且有学者指出（美国的bagley），金文有些笔画似乎脱胎于毛笔字的遗存。

而且，古代西亚北非，也不写在龟壳上啊。而龟壳用于占卜，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有人说可能来自北亚。而有刻画符号的，最早的距今8600年，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画符号。要先解释传统的连续性，再解释你眼中的所谓“突破性”，缺一不可。

如果都是西来的，那两河和埃及发达的石刻传统，为什么中国几乎到秦始皇时才有？为什么中国古代要写在竹子上而不是埃及纸草或泥板上？就算中国没有纸草，但泥土有的是吧？

总之，如果说在冶炼考古方面孙教授是专家，那么在古文明方面他的言论几乎就是神棍。几乎没几句禁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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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冶炼技术来自于其他地方（我基于少量这方面的知识觉得可信），也不代表华夏文明全盘来自西方啊。

首先，甲骨文并不与任何发现的古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卢维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克里特的象形文字和线性文字等等）有任何关系。

请放心，全世界专家多得是，如果有确凿关联，绝对轮不到一位理科教授现在才发现。想证明中国文明西来的西方学者排队能老长老长的，文字上人家都没拿出确凿证据来。

其次，技术和原料是一码事，图案艺术呢？宗教呢？当然你如果想说商代的神兽和斯芬克斯有关也行，但需要证据……那种方鼎，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前身”在哪儿？

张嘴就来实在是个坏习惯。

实在不想说了，有一个苏三还不够吗？别都瞎凑热闹了好吗……总想搞个大新闻，哪那么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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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关于“龟甲来自热带”和“复合弓”。没看见具体引用所以我就没有“批驳”，因为我都不确定孙教授到底说过什么。假设转述准确，那么我是这么看的：

谢谢。我全文都没有打算针对

，对事不对人这句话明明白白写在开头；此外，搞个大新闻，说的更不是他，因为这新闻不是他搞出来的，而是一位的确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自然》上的学者在《自然》以外的场合搞出来的，还被用来指责许多中国考古学家。我是针对orz的转述而已。但我的确觉得，如果自己没有核实，这种转述本身，就好像所谓“钓鱼”一样，是能引起消极后果的，我不支持。另外我也没打算“反驳”那两条“证据链”，因为这不算证据链。第一，假如甲骨文所用的龟壳和贝类真的产自热带（谁主张谁举证，转述中没拿出引文和来源，我没有义务去合适孙是否说过这话，也无法核实孙这话的证据是什么）——热带就必须是埃及来的？东亚大陆也临海啊，为什么在证据上舍近求远？而且三千多年前的气候未必与现在一样吧，很可能都不必跑到南海。再说，即便龟壳来自埃及，也可能是原材料进口而已。四千年前，古亚述的商人就已经把阿富汗的产品卖到土耳其了，据我以为研究当时世界贸易的老师说，爪哇的产品，曾经于北欧发现，这是四千年前。商代如果进口过红海的龟、贝，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虽然这种海产品不知道如何保鲜；而且如果只是尽快它们的壳，那想必壳比较特殊了，或许有装饰品艺术品的价值，价格估计不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拿来当卜骨呢？不会太浪费么（你可以说有宗教含义）？说真的，如果想证明文字来自埃及，跟龟甲有什么关系啊……中国人到美国写字，还必须把中国纸带过去不成？莫说埃及就没有什么骨头上刻字的传统（这传统倒是相当有中国特色），就算有，就算他们来到了殷商时期的中国，他们也没必要把书信材料带过来吧，这得带多少龟壳才能符合殷墟龟甲哪怕最早期的数目啊。

19 分钟前

（作者）

另外，问题就是，其实龟甲兽骨用在占卜上在中国传统很长，我在答案中提到了。跟埃及倒是关系聊聊。第二点，关于复合弓，复合弓一般认为和游牧民族有关，很多文明都有。商朝发现了，埃及可能确实有。但其他地方也有，并不是只有希克索斯时期的埃及和中国商朝有。这也不叫证据链。古代近东叙利亚地区乌嘉里特神话aqht还专门有关于制作复合弓的情节。希腊应该也用过。就算是外来，恐怕更可能是游牧民族分别带给了埃及、中国和其他文明，也不需要是希克索斯人直接带到中国来的。

看到

介绍孙卫东那篇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同位素研究论文下的回复，很多人误认为这些青铜器矿源是埃及，因此认为孙卫东的猜想中国人是古埃及后裔。

实际上依据孙卫东的猜想，中国人不是古埃及人，而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喜科索一支。古埃及只是中国（苏美尔）人曾经统治过的区域之一。在统治下埃及一段时间后，上埃及法老复国，中国人（苏美尔人）被驱逐，于是来到现在的中国，当年在埃及遗迹也被损毁。

孙卫东的论据不仅仅是对青铜器放射性的研究，还有其他论证。青铜器放射性研究的成果，是孙卫东94年就做出来的，只是当年没有发表，近几年在找了许多相关证据后，才给出了自己的猜想。比如依据文献和语言学，发现禹和埃及第一位法老蝎子王的关系，依据苏美尔人建筑文化中的泥砖和宫殿布局，联想中国殷商时代建筑风格相对之前的转变，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异于闪族和古埃及人等等。

其他证据还包括甲骨文早期是写在贝和乌龟甲片上，这些贝和龟（马来龟）产自热带，而后期甲骨文主要是在牛骨上。通过甲骨文载体早期的出产地，孙卫东猜想中国祖先早期是从热带迁徙而来（推理比较准确），并掌握了比较高超的航海技术，据此可能和古埃及的航海技术有关（推理逻辑链比较长）。

还是基于文字的猜想，孙卫东认为殷商以前中国的古陶器上从来没有文字，只有图案，而陶器显然是比甲骨更好的书写载体，因此殷商的文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不符合文字建立的规律，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古文字借鉴，或者是直接照搬其他文明的文字。同时苏美尔人也是象形文字，且书写规范是竖写，异于古巴比伦。

从战争工具上，孙卫东认为复合弓也是中国古文明出自中东的证据。因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根据考古学证据，只有中国古代和和喜科索人使用复合弓。古埃及、欧洲、日本、早期的匈奴都是使用长弓，科技含量极低。根据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国的复合弓技术长时间没有变化，而根据考古学证据（商代妇好墓），复合弓和文字一样基本就是一夜之间达到技术颠覆。同时，在苏美尔人统治埃及期间，有雕像作证复合弓，与之前的猜想互相辉映。因此孙卫东认为中国复合弓与文字相结合，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应该不是原生的，而极有可能是来自苏美尔文明。

总之，孙卫东的论证除了青铜器外，其他推论都需要很长的逻辑链，而且他强调的是中国人是苏美尔人后裔，是古埃及曾经的征服者，并不是古埃及人。

哈哈哈哈，果然是以珠待玉。

根据评论学习了，南郭亦有复姓一说，原答案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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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案:

从齐国临淄故城的考古成果，推断南郭先生典故的真实性。

南郭先生典故出自 《韩非子·内储说上》 ：

齐宣王使人吹竽①，必三百人。南郭处士②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③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1）古代“城”和“郭”的区别

城郭之制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城市建设制度。 （百度百科）

简要的说，从狭义上，城是指围绕人类聚落区的城墙式构造，后期一般指的是城池中的内城墙，而郭是指城墙周围的平民区，在城外平民区“郭区”发展之后，引申为后期城池中的外城墙。如果以元代北京城为例的话，城，可以算是下图中的皇城（内城），里面包含宫城、社庙、祭祀场所、政府机关和王宫贵族的居住区；郭，则是在下图中的外城部分，里面包括的基本都是与核心政权无关的普通百姓。

元代北京城如图。

（2）古代“城郭”制度的发展

自从有人类聚居开始，防御设施变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

从刚开始的壕沟，到龙山时代的古城墙，先有了宫殿，后有了宫城，内城，再之后出现了多重城池，即出现了郭城。

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中国历史上有过有城无郭的年代、有城郭并立的时代，甚至在汉长安城时，都无法确认其是否有郭的存在。

古代“城郭”制度的发展如图所示。图片来自《大都无城》（许宏 著）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群雄并立，国战剧烈，生民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战国年代，山东六国的城池均是城郭并立，并且其规制呈现非常普遍的“两城”制，即王城（内城）和郭城（外城）为毗连状态，一些情况下王城为郭城割裂的一部分而存在。

以郑韩故城为例。

图中西侧城池为城，东侧更大的一部分为郭，这是很典型的战国“两城制”构造。

而且很明显，由于战国时代以西为贵，故一般郭都在城的东边，呈现出西城东郭的分布。

（3）齐国临淄城

因此，由此推断，在齐宣王所在的公元前350年左右的临淄城，不太可能出现“南郭”这样一种地理描述。

根据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考古工作结果，发现齐国临淄城同样为西城东郭的两城制构造，且其内城位于临淄城的西南角。

根据搜狗百科：

西周初年，周王朝大封宗族勋戚，封姜太公（姜尚）于山东北部地区，建立了齐国。它是周王朝分封下的一个东方诸侯大国，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历史阶段，临淄是它的都城。

临淄是我国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自公元前九世纪五十年代姜氏第七代国君献公由薄姑（今山东桓台田庄一带）迁都于此，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临淄作为齐国的都城长达六百三十余年之久。

故城位于今临淄县城的西面和北面，北至古城村北，南至西关村南，西依系水（即今泥河），东临淄河，故名临淄。

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近九华里，华西七华里余，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廓城；小城衔筑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伸进大城的西南隅。南北四华里余，东西近三华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两城总面积达六十余平方华里。

城墙残垣部分尚存，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有的地方高达五米，且夯痕依然城墙均依其地形而筑，多不取直线形，东、西沿河岸蜿蜒曲折，有城墙拐角24处，小城墙基宽一般在20-30米，最宽达50-67米。大城墙基宽都在20米以上，最宽处达43米。两城周长约42华里。

考古所绘临淄城构造如图所示。

可以从图中看出，王城不仅位于临淄城西南部，并且有所突出，而郭城位于王城的东北部。

因此，对于齐宣王时代的临淄城，不可能有南郭这样的地理描述，也不可能出现“南郭先生”这样的路人甲式的描述。

或者说，这样一种虚幻的人物名称的设置，同“子虚先生乌有公”一样，以虚妄之人言虚妄之事，而刺当时之人，发当时之论，亦未可知。

读书偶得，才疏学浅，时间仓促，恭作一论，以珠待玉尔。

秦人是在商朝灭亡后，被强制迁往甘肃戍守边关的一支东夷。

李学勤先生曾说：「关于这一问题（秦人来源），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虽然这个「主流」，在上个世纪已经开始向东倾斜。

我们都知道秦人地处西陲，与戎人杂居，其后乃渐渐雄起。春秋时秦穆公霸西戎，战国变法强兵，直到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荡涤六合，鞭笞天下。但史料里对秦人来源的记载实则非常少，而且多有矛盾。学界长期主流看法是秦人起于西戎，比如王国维在《秦都邑攷》称：“秦之祖先，起于戎狄”。但也有学者认为秦人起源东方，比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认为秦人为东方民族，钱穆《国史大纲》云秦人本在东方，于商朝末期西迁。但即使是持「秦人东来说」的学者，对秦人西迁的时间点，西迁的原因也多不甚了了。

然而，2008年7月，隔壁学校弄到了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清华简》，直接解决了这个疑问：

王缵伐商邑，杀禄子耿。飞廉东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吾，以御奴徂之戎。是秦先人。

这段出自《清华简》第二辑，很清楚地说明了秦人的来源：商朝灭亡之后不久，周武王去世，商故地及东夷发生了大规模动荡。于是成王东征平叛，纣王的宠臣飞廉东逃到商奄被杀。周人将商奄的人迁往西方，戍守奴徂之戎，这就是秦人的祖先。

文中提到的飞廉和他的儿子恶来，俱是商纣王的宠臣，能跑能打，据说帮纣王干了不少坏事，也是「助纣为虐」的典故来源（所以小时候看三国，曹操称典韦「古之恶来」，真的不是在骂自己吗？）。但《史记》记载飞廉死于霍太山，是周武王时事，与《清华简》不同。而《孟子》云「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则和《清华简》记载是一样的。

商奄是商朝的重镇，中心大概在今山东曲阜。商奄灭后周朝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即是商奄的故地。然后将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邾吾」即《尚书·禹贡》中的「朱圉」，大致是现在甘肃省甘谷县。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学界猜测与这段历史有关。而所谓「奴徂之戎」则是《诗经·皇矣》中「侵阮徂共」的徂国，徂国在甲骨卜辞中也多有记载，其余还有出土的「墙盘」中的「逖虘髟」，也是同一个部族。

接下来，很多出土文献里的问题也清楚了：

出土青铜器里有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比如「询簋」：

今余命女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秦夷。京夷。繹夷。師笭。側薪□。華夷。弁繇夷。烏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

我们现在知道，其中「秦夷」指的是东方秦人的后裔，而「戍秦人」指的是西迁戍守奴徂之戎的那一支。

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

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

说的正是各国的起源地，明确提到秦出于商奄。但在《战国策》里，类似的话已写作「秦不出崤塞」，说明汉人已经不清楚这件事。

其实秦人和东方有联系，传世文献也是有线索的。比如《史记》记载秦人「主少皞之神」，而《左传》明确的说奄国是「少皞之虚」，《说文》云「嬴，帝少皞氏之姓也」。

不过要说明一点，「秦人东来说」这个结论并不能单从《清华简》得到，在这背后还有着长期的考古挖掘证据，而《清华简》只是在此基础上，彻底厘清了秦人西迁的时间和原因。

统一回复评论区关于竹简照片里的「屎」字诸疑问：

王屎伐商邑。

屎，读为缵，表继续，就是成王继续征伐商邑。或读为践（残），表示践灭商国。

另外统一回复评论区出现的若干由「《史记》不是记载秦人祖先是商朝贵族吗」断定秦人东来的疑问：

《史记》说秦人祖先是商朝贵族，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然而史学界曾经的主流观点依然是「秦人是源于西戎」，难道王国维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的时候没看过《史记》吗？所以不能因为他们在商朝当过官，就说他们是东方民族。起源和任职是两回事。周朝祖先也在商朝当官，但不能说周人是东方民族。

而且对《史记》熟悉的，都会明白一点：《史记》在有争议的地方，会同时记录矛盾的观点，表示司马迁自己也拿不准，让读者自己判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黄池之会」吴晋争霸主的事情，在《吴世家》说晋为霸主，在《晋世家》说吴为霸主。所以即使考古发现了完全相反的事实，我们一样也可以在《史记》里找到证据，说「我早就知道了！」（我怀疑司马迁在搞对冲...）。就拿《史记》说，《秦本纪》有「戎胥轩妻生中潏（秦人祖先）」的说法，这是支持「西来说」的证据，还有《谷梁传》：「狄秦」，《管子》：「秦戎」……总之，文献记载里秦为戎人的直接证据是很多的，所以秦人「西来说」才在曾经占据主流。

上世纪傅斯年提出「秦人东夷」的说法，其后陆续出现一些论文争议，并有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加入。包括考古资料的出现，使得秦人东来的说法越来越有利。但他们在诸多问题上依旧未达成一致，比如西迁的原因和时间等等。直到《清华简》出土后，这个问题才真正弄清楚。

总结一些之前学者主张「秦人西来说」的证据，供大家参考：

1.从《史记》来看，秦人从中潏以后才有完整世系，事迹才开始详实，之前的记载神话性质过浓，难以参考。而根据《史记》的说法，中潏是居西陲的。
2.《秦本纪》中有关于秦人祖先是戎族血统，并且和申戎是婚姻关系的叙述。
3.秦国赵国同源，赵人也有为「北唐之戎」的说法。
4.秦非子所居犬丘、秦邑都在西戎境内，「犬丘」得名或与「犬戎」有关。
5.诸多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都曾称秦为「戎狄」。
6.陕西韩城的古梁国也是嬴姓，学者怀疑西方本有一支嬴姓，与东方无关。
7.秦人风俗习惯，比如考古发现的墓葬习惯，还有随葬的用品形制、种类等等，都与戎人相近。
8.周人是从西向东征伐商人，其他东夷都有相应向东南迁徙的现象，秦人却从东边跑到周人老家住起来，可能性不大。（考虑掉了周人把秦人拉回老家帮忙守门的可能性）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一万一千多字的零散帛书。

经工作人员整理简注，1976年，定名《战国纵横家书》的重磅史料正式出版发行。

这份连“司马迁都没见过的文献”仅有40%与《史记》和《战国策》的相关内容大体吻合，其余60%已被尘封2000多年，未见天日。

而这60%主要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苏秦。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他有一条完整的人生线。

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高徒，苏秦先于师弟张仪学成下山。

然而，伯乐并不总像千里马那样常有。

苏秦下山后游历多年，四处碰壁，混得穷困潦倒，吃饭都成问题，只好溜回老家洛阳啃老。

可惜穷亲戚最看不起的就是穷亲戚，连几个至亲对他都没有好脸色。

“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为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他闭门不出，日夜苦读，撑不住了就用锥子扎大腿，成为“头悬梁锥刺股”的半个主角。

一年后，终于琢磨出既烧脑又开胃的合纵之术，并怀揣这项屠龙神技复出江湖。

他首先向已萎缩为洛阳市长的周显王投了简历，或许是大周王朝气数将尽，有眼无珠的面试官并不委婉地告诉他：回家等通知吧！

既然老家不好混，那就去一线城市碰碰运气吧。

他优先选择了最发达的秦国，可惜时机不对，秦惠文王刚刚处死商鞅，对满嘴跑火车的辩手极其反感，并未深聊就把他打发了。

苏秦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到第二梯队的赵国。

然而，此时赵国的国君是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老爹赵肃侯，改革愿望还不十分强烈。

当朝国相是后来发动沙丘宫变饿死武灵王的公子成，他对其貌不扬的苏秦同样没看上眼。

无奈之下，苏秦只好远赴边陲小邦燕国进行最后一搏。

燕国夹在赵齐两大强国之间，处处谨小慎微，最希望东方六国精诚团结对抗强秦，反正北京和西安离的远，一时半会儿打不过来。

苏秦的合纵之策简直是燕国打盹时递过来的枕头，燕文侯几乎把燕国安危的砝码全部压在了苏秦身上，不仅委以重任、配车送房，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务支持，方便他游说其他五国结成攻守同盟。

虽然在燕国面君前被凉了一年多，但腿已遛细的苏秦终于找到好工作，翻身农奴可算能唱歌了。

他热泪盈眶地把燕文侯引为知己，卖力地奔走各国、口若悬河，终于说服赵、韩、魏、齐、楚五国领导结成合纵联盟，并配六国相印，担任联盟从约长。

他还用激将法把师弟张仪哄下山，跑到秦国跟他演双簧，造成秦国15年未敢出函谷关东窥。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家乡洛阳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亲自派人到郊外犒劳，苏家老小匍匐在地，不敢仰视。

苏秦笑谓其嫂曰：

“何前倨而后恭也？”

苏嫂回了一句充分反映两千年来市井百姓心理的大实话：

因为你现在既有权又有钱。

正当苏秦风光无限之时，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板燕文侯突然去世，齐宣王趁丧打劫，占了燕国十座城池。

新君燕易王赶紧派苏秦去齐国斡旋。

苏秦口吐莲花、连唬带蒙，成功说服齐宣王胸怀联盟大局，把到嘴的肥肉又吐了出来，得到燕易王充分信任。

但可能是年轻时“锥刺股”刺多了，有时候下半身不太管得住，竟然和“知己”的遗孀、燕易王的老娘玩起了“黄昏恋”，败露之后仓促逃到齐国当了客卿。

当然，如果说这是苏秦为到齐国卧底而自泼脏水，或者借机与新老板联手导演一出苦肉计，也并非不可能。

因为那个年代世风相当开明，燕易王对母亲的“第二春”乐见其成。

虽然苏秦到齐国后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争端，完美演绎了一个搅屎棍般的奸佞角色，但对齐国的削弱有限，而他极力维护的燕国却出了大乱子。

燕易王死后，他的奇葩儿子燕王哙不知哪根筋没搭对，非要把王位禅让给苏秦的亲家、宰相子之，引起太子不满，爆发举国内乱。

齐国以国际警察之姿强势介入，任命匡章挂帅，征讨燕国，仅仅不到50天时间，就攻破了燕国除北京城以外的全部城池，并杀死燕王哙、剁碎了子之，而且燕太子也在乱军中身亡，燕国群龙无首，面临灭国危机。

为救亡图存，苏秦动用各种人脉，发起舆论攻势，连先贤孟子都认为灭人宗庙于理不合，建议齐宣王见好就收。

加之国际社会并不愿意看到齐国吞并燕国后领土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在赵武灵王和秦惠文王的强大外交压力下，齐宣王不得不撤回了抢掠颇丰的伐燕大军。

燕王哙的庶子公子职趁乱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

他筑黄金台、千金买骨，网罗了乐毅、郭隗、邹衍等将相之才，厉兵秣马、卧薪尝胆，徐图复仇大业。

而苏秦则继续活跃在齐国搬弄是非，策应燕国，在齐湣王时遇刺身亡，活跃在政坛长达50年。

这个故事的逻辑线是清晰的，但有个致命的缺陷：时间线拉的太长。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就没有采信司马迁的说法，而是认为苏秦早在子之之乱前就去世了。

连司马迁自己也说：

“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同样认为因为苏秦太有名，世人把很多其他人的事迹都扣到了他头上，造成他活动的时间轴过长。

而今，《战国纵横家书》的问世终于解开了司马迁和司马光的“争端”。

但结论既不是司马迁说的“活的长”，也不是司马光说的“死的早”，而是“入职晚”，比司马迁的记载晚了大概23年。

他的伯乐并不是燕文侯，而是金台招贤的燕昭王，张仪也不是他师弟，而是前辈，史记中苏秦的弟弟苏代其实才是苏秦本人。

当然，苏秦的历史作用也不是“合纵”，而是“弱齐”。

为报杀父之仇兼半灭国之恨，燕昭王选中了苏秦这个金牌间谍潜入齐国搅风搅雨。

恰逢齐宣王刚死，齐湣王继位，苏秦一方面鼓动新君厚葬老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进一步消耗了齐国国力。

另一方面怂恿志大才疏的新领导四处出兵立威，把人得罪个遍，特别是引诱齐国发兵覆灭了宋国这块毒蛋糕，引起国际公愤。

当时，在齐国为相多年的孟尝君已权倾朝野，引起国君高度警觉。

根据钱穆先生的判断：

“其时孟尝君在齐固已戴震主之威名，天下知有薛，不知有齐矣。”

苏秦敏锐察觉到了这对堂兄弟的深层矛盾，借着 “田甲劫王”事件，撺掇齐湣王将屎盆子扣在堂弟头上，迫使孟尝君隐退下野。

孟尝君回到封地薛邑后，苏秦又频繁拱火，激得这位公子哥私愤上头，伙同名将乐毅带领的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陷齐国临淄城，几乎将齐灭国。

或许是得罪的人太多了，又或许是齐国的忠臣们早就恨透了苏秦这根搅屎棍，趁着兵荒马乱对他发起绝命刺杀。

眼见复仇大业将成，足慰平生的苏秦拼着最后一口气，给担心不已的齐湣王留下了平生最后一计，死间：

以帮助燕国从事反间阴谋为名将我车裂，重金悬赏行刺我的“锄奸英雄”。

这个一石三鸟之策充分体现了苏秦的博弈水准。

第一鸟，引诱杀手上当，报了大仇。

第二鸟，向齐国坦白真相：“对不起，我是卧底”。

果然苏秦死后不久齐国君臣就找到了证据链，可惜艰难复国的齐人已无力报复燕国。

第三鸟，迫使燕国承认苏秦的燕谍身份，同时给燕昭王传递了心愿：我为燕国尽忠而死，请厚待我的妻儿老小。

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南洛阳太平庄以及车裂之处、山东淄博城南镇等地都建有苏秦墓，具体究竟埋在哪、当时是不是真埋了都已很难考证。

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存在很大分歧，司马迁认为他智计过人，贾岛对他非常同情：

“沙埋古篆拆碑文，六国兴亡事系君。今日凄凉无说处，乱山秋尽有寒云”。

王安石却非常看不上他：

“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

人生既已定格，身后荣辱、是非功过，只得任人评说。

看到前面有人声称《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推翻了陈胜吴广他们所谓失期当斩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首先，这个说法它的依据是这条: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殹（也），及詣。水雨，除興。(出自:《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徭律》)

持这类观点的人依据此条认为迟到罪不至死，但问题在于原文就已经注明了这条是徭律，而在《睡虎地秦简》中，戍律的存在说明了徭役与戍役在秦朝时期并非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样是一回事，显然秦在法律是上将徭、戍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服役:

戍律曰：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出自:《睡虎地秦简·秦律杂钞》)

而陈胜吴广按记载显然是属于戍役的，所以用徭律的内容来否定陈胜他们失期当斩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於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於山东(出自:《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出自:《汉书·五行志第七》)

而在《睡虎地秦简》后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内容则进一步补充了秦时期戍律的内容，也佐证了戍律是区别于徭律的。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归葬。告县，县令拾日。(出自:《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无）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许之。以弱代者及不同县而相代，勿许。(出自:《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睡虎地秦简》按考究当是秦始皇时期的，而陈胜反于秦二世时期，在这段时间中，秦律按记载来看是有变动的: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所以想用《睡虎地秦简》来证伪此事显然是不可能的。说起来也真是奇怪，八十年代那会睡虎秦简出土后这么多相关研究貌似都没听说过谁提出它证伪了陈胜一事的观点，三十多年后这个观点居然反倒如此流行……

相对而言，锯子是由鲁班发明的说法倒是被出土文物推翻了，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便已经出现了蚌锯

石锯、骨锯出现的较晚，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还有商周时期的青铜锯，商周时期的青铜锯和锯条已经发现了75件以上

据说还有更早的燧石锯，显然，锯子从发明到革新完善成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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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有一种玛瑙珠叫“gZi”，在当地信仰中被认为是神物，持有者都表示“gZi”是代代相传传下来的，最早的起源无法考证。后来被旅游资本所利用，取名为“天珠”，炒成一种中原文化之前没有见过的、和藏传佛教神秘力量关联的圣物，一度在文玩界被炒得价格很高。

而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专家们就发现了在墓葬考古中会零星出土一种蚀花玛瑙珠，但是由于没有其他证据，无法考释出其具体功用和来源。2000年5月，陕西省石化建设公司在咸阳市马泉镇施工取土的时候，发现了西汉时代的墓葬３座，考古学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一串串珠

考古学家给取名为“玉水晶玛瑙琥珀琉璃串饰”，其中左上角那一颗，就是蚀花玛瑙珠，就是后来所谓的天珠。这个发现说明，天珠不是之前中原文化从来没有见过的，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佩戴使用了。

2012年的时候，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要解决的用水问题，施工修建一条自来水管道，在县城西郊开挖土方，一不小心，就发现了墓葬。施工队报告给了考古队，考古队赶来抢救性发掘，一下子发现了5座墓葬，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具人骨，在他脖子的发辫旁边，发现了一枚玛瑙珠

这是西藏地区发现最早的一枚“天珠”，后来经过测定，这座墓葬距今约1800年前，也就是东汉晚期（可能是汉献帝时代），在当时，藏传佛教还没有在西藏流行，当时盛行于西藏地区的是苯教。也就是说，天珠的起源要早于藏传佛教，如果有神圣意义，那么在苯教中就已经具备了。

在别的地区还有没有更早的发现呢？根据考古简报的记载，在塔什库尔干也有过纹饰类似这枚天珠的蚀花玛瑙珠出土，而且年代比阿里这一枚还要再早500年，这就一下子到了周朝。塔什库尔干在新疆西南部，与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相连，所以据此推测，天珠最早可能是故印度河流域传入到西藏地区的。

由此也可以判断，天珠不是天然而成，而是人工制造的，至于工艺，有人通过实验猜测：

红色表面蚀刻白色纹饰的类型，是用野生的白花菜嫩茎捣成浆糊状，和以少量的苏打溶液，调成流体的浆液，用麻布滤过即成。然后取一已磨制光亮的肉红石髓珠，将固定于粘土块上，用笔将上述颜料绘画花纹于石珠上，熏干后将它埋在木炭余烬中，用扇子徐扇灰烬以加热，约五分钟后取出。石珠从土块中取出后，候之冷却，用粗布加以疾擦，即得光亮的蚀花石珠。

白化处理表面后蚀刻黑色纹饰的，是先采用碱蚀法将珠子表面处理成白色，然后用不同金属的硝酸盐溶液在白化的表面绘制黑色图案，之后再对珠子进行二次加热。通过试验，钴盐、铜盐和锰盐都可以绘制出黑色的线条，其中硝酸铜溶液绘出的线条与古珠的蚀花效果最为接近。^[1]

参考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首次考古出土的古象雄天珠，《文物天地》，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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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文献中都缺载的一个唐朝年号----该年号在穆宗李恒即位后不久宣布改元又旋即废止并将之彻底抹除。

曾有一位唐代赵姓女子的墓志在西安出土，铭文里出现了史书中从未记载过的“永新”年号，钩沉之后，竟带出了千余年前唐穆宗弑父夺位的一段隐事。

奇怪的是，该年号仅见于《赵氏夫人墓志铭》，不仅在两《唐书》《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就是唐人诗文小说中亦毫未提及。翻查现代任何中国历史纪年表，都漏掉了这一年号。

唐代《赵氏夫人墓志》： “夫人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不起宿疾，终于淄川。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以其年岁在戊戌二月十二日归窆于长安县昆明乡魏村先妣段夫人茔。”

史书都载穆宗即位第二年方改元长庆。但是在这方名为《赵氏夫人墓志》的志石里，有这样的记载：

“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

这位改号的少帝只能是穆宗（穆宗生于贞元十一年即公元795年，至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即位时为二十六岁，当然可称为少帝），但史不见载永新之号。赵夫人的亲属乃京兆长安县人，天子脚下，所载年号大事自然不会假。又根据唐代改元初期多下诏，而《旧唐书》穆宗纪正有元和十五年“二月……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之文（二月丁丑，即二月五日，正是《赵氏夫人墓志铭》中“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的时间），可以佐证穆宗即位之初确有颁行过这一年号。

遍查《唐大诏令集》，独不见永新这一年号。按照皇家规制，历史上皇帝即位，应第二年再改元，而旋改元如中宗、睿宗等亦不少见，然穆宗却改元又删。引近史清穆宗同治皇帝亦有祺祥一未用年号，旋改旋废，永新不过唐之祺祥而已，只是史册堙灭不传。

而关于这一年号背后所掩藏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呢？

史料记载，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庚子唐宪宗死，次日唐穆宗继位。旧史都说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庆）弑逆所致。

关于唐宪宗之死, 唐代以来流行三种说法，一是为方士丹药所误说，一是为宦官所弑说，一是为唐穆宗李恒所弑说。为方士丹药所误之说，不过是杀害唐宪宗的人为掩人耳目而放出的烟幕，不足凭信，这已成为现代史家的共识，无待多言。为宦官所弑一说，有众多的正史记载为据，信从者甚众。此说若是言宦官是直接杀死唐宪宗的杀手，则自无异议，但如说宦官是杀害唐宪宗的主谋、元凶，则深可置疑。因为唐宪宗若真是为宦官谋划弑死的，唐穆宗上台之后决不会如史书所载，对杀父仇人一不追究。或说，此时宦官专权，“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穆宗自己尚为人所掌握，又岂能为父报仇？唐朝后期，宦官确是大规模参政干军，但若说宦官专擅朝纲，皇帝成其傀儡，生杀予夺任情，则殊为夸张。这只要翻开两《唐书》、《资治通鉴》，看看唐宪宗曾如何压抑宦官;唐武宗、李德裕曾如何裁抑阉竖;唐宣宗曾如何限制阉宦干政;宦官集团又是如何随皇帝的更替而分合变化便可了然。因此从总体来看，唐朝后期执掌大权的仍是皇帝，宦官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当然，有时宦官的气焰也十分嚣张，但由于有外朝官僚集团的制衡，他们始终未能控制皇帝。总之，唐宪宗为宦官所弑一说，就表象言之，不无道理，但若定宦官为主谋、元凶，则未见其可。第三说，即唐宪宗为其子唐穆宗李恒所弑说，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持之最力，近人陈寅恪、吕思勉等史学大师基本同意此说。

根据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的考证，此举乃是和穆宗弑父夺权有关。他分析储位之争，认为是穆宗弑父夺权，陈弘志奉命执行而独自背了恶名，以及举例说明此次改年号与唐代数次政变后改年号情况相同，而进一步认为这“永新”年号今已不见于任何典籍，说明“事属政局特殊变动”，“提前改元”，“但稍后感到如此做法易引起人们对帝位交替产生疑问，于巩固统治转型不利，乃又取消此永新年号而按正常办法在第二年正月三日辛丑改元长庆，同时将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丁丑赦文中改元永新之文字删除，其他文字中有永新年号者也一律窜易或毁去”。其后宋绶、宋敏求父子在北宋时编集《唐大诏令集》所见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赦文已是删除改元永新之本。这便使这段被史书蒙蔽千余年的公案得出正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附:唐代穆宗之前政局发生特殊变动之时新君即位同日或即位后不久改元特例

• 公元684年本为中宗嗣圣元年，二月戊午中宗被武太后所废，己未立睿宗，同日改元文明。
• 公元710年本为中宗景龙四年，六月壬午中宗崩，甲申发丧，韦后临朝，改元唐隆，丁亥少帝重茂即位。庚子韦后等被杀，甲辰少帝逊位，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云。
• 公元712年本为睿宗延和元年，八月庚子睿宗传位于皇太子玄宗，同日改元先天。
• 公元756年本为玄宗天宝十五载（744年，即唐玄宗天宝三年，改“年”为“载”。758年，即唐乾元元年，改“载”为“年”。），七月甲子肃宗自立于灵武，同日改元至德。

匆匆改元又反悔的唐穆宗本想将仓促颁行的年号与弑父的往事一同抹去，然而改得了官修的史书，却改不了已然埋入黄土的民间墓志，碑铭中的永新年号随逝者长眠地下，千载之后重现人间，让尘封的遗事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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