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第1页

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建基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西方国家能够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主因是西方国家当时控制着世界主要市场。所以，他们不和你做生意，就是他们对你进行封锁，而不是你封锁他们。而封锁的原因仅仅是你不愿意继续做牛马，想要去做人。

香港经济一般认为是大陆经济的出口窗口。很多人对“窗口”这个概念没有形象的体会。其实换个说法，就是“收费站”。香港经济，可以简单理解为“收费站经济”。香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就是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收费站。注意，是唯一的。

这是有历史事实做支撑的。

在上海开埠之后、1949年遭到封锁之前，香港经济发展远不如上海。比如两地于清代晚期在同一年开设了证券交易所。但是香港的发展缓慢，上海的则则清末就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以及随后国府“劫收”影响，大量上海资本和人口涌入香港。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出于对革命力量的恐惧，以及对不稳定时期高度风险的逃避，大量资本逃离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我们看香港电影《上海滩》，以沪指港的色彩很重，就可以看到香港有一定的上海情节。正是上海资本和人力的涌入，才改变了香港社会“洋大人高高在上，华人没有文化影响力”的纯殖民地结构，形成了具备一定话语权的华人力量，并为此后红色力量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基础。

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在两国正规军主力对决、正面决战驱逐美军七百里的实力背景下，完全有力量军事解放香港，然而面对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以及北洋、国府留下来的毫无起色的经济基础（经过国府“黄金十年”的努力，抗战前中国钢铁产量锐减到清末北洋时期的几分之一，大量铁矿石被日本控制，成为日本产量；同时东北在一段时期内沦为日本殖民地——黄金十年的很多数据都是加上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数据之后形成的，无法作为抗战力量计算，只能作为侵华力量计算。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在“黄金十年”之后再给国府几年时间，那么也许抗战时期就没有正面战场了），不得不后退，保留香港作为进出口窗口的政策。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一政策，美国予以了积极配合。在朝鲜战争结束的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注意，是“港制品”。比如数量极其巨大的纺织品。而产品的来源呢？江西共青城的发展过程中，养殖鸭子是共青城最初的主要经济模式，从7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向香港出口鸭绒就是共青城的重要贸易形式。90年代，现在在香港很知名的、以反大陆闻名的上海女性闾丘露薇，就和她早在她幼年时期就离婚跑去境外的母亲一起在深圳做进出口贸易，然后才想办法去的香港。

同时，早在1950年，在1949年长江紫石英号事件中被解放军打过炮的英国，在西方国家里第一个与中国建交。

中、英、美这三方面的决策，都直接影响到了香港的命运，但是这三件事的决策过程，香港都没有任何参与权。“你的命运与你无关。”这就是当时香港的地位。

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样也影响到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前，深圳受限于政策，只是小渔村。到了设立特区之后，如同香港是中国大陆对世界的窗口，深圳也转变成了大陆对香港的窗口。于是在很短时间内，深圳经济突飞猛进。包括临近深圳的东莞等地，纺织品成为重要产业。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绝大部分的出口都要通过深圳-香港中转。这就好像春运，如果春运时车票价格按照市场需求浮动，车站一定会获得暴利。但是中国政府压制了车票价格，没有让它市场化，所以铁路总是喊亏损。亏损是对的，国家赚了钱就是要想办法亏出去让老百姓拿到实利。

随后香港就迎来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腾飞，号称遍地是黄金。我们所熟悉的很多香港著名影星，他们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渡过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接受到了勤俭持家的思想影响，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营养保障，很多人既能够认识到社会的复杂与黑暗，又能够形成充满进取心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后来环境较为宽松、但是经济趋向于饱和与衰落的一代人，明显是不同的。一个人也许可以摆脱社会的影响，但是一代人就只能符合统计学规律。社会环境明显影响了一代人。

第二，周边政治环境变化，导致香港发展基础大幅度削弱。

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如火烹油的进程持续了很久，并随着中国经济完成了基本积累、转向开花结果而持续发展到了90年代。

直到那一天到来。

中国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立场，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坚持不懈地推行。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西方国家并没有改革开放。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受到巨大的限制。中国市场不得不通过香港这一个收费站去转手。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两件事而发生了转变。

第一件，1997年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主要在政治方面对香港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英国政府首先利用十几年时间，开展洗脑赢心运动，并大力吸引越南等东南亚移民，改变香港族群成分。前些年闹得很凶的港独活动，一部分很出名的领导者就是一二十岁的东南亚后裔。他们进入香港的时间恰恰就在港英开展洗脑运动之后。同时，在临近香港回归的前几年，港英政府大幅度调高了每年经济增长率，数据明显与之前香港经济发展趋势不一致。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公职人员薪资水平。至此，中国政府接手香港时可以采取的几项争取民心的措施——拉高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公职人员薪资（从而迫使资本家提升工人薪资）、凝聚香港民心——都遇到了明显阻碍。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这就是英国政府的处置方式。

香港回归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不主张和平收回台湾的原因之一。从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港英政府用了十三年时间进行交接准备。这个准备周期太长了。前几年，香港选举特首，一个很热门的、不亲英也不港独的候选人，突然被揭发在英国统治时期多领了一部分住房补贴，被告上法庭。而法庭上的法官一方面无视这一事实远在多年以前（貌似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当时这种事情基本上属于惯例，一方面也不考虑通过退还补贴来避免司法处罚防止影响政治，而是很坚决的进行了处罚。这件事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因为这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才能掌握到港英时期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第二，法官是什么人？一名候选人，没有什么重大案件在身，要通过这么一个原本是惯例的事情强行判罚，说明本身的履历相当干净。由此可见，不但他的敌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还能够掌握这些久远的数据。除了早先的港英政府，就没有别人了。同时，这也需要法官配合。香港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英国式的海洋法系，大法官具有决定权。而香港的大法官主要都是一些外籍人士，比如英国人。所以，香港虽然回归了，司法并没有回归。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都说，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廉洁的保障。这一机构原本是因为香港腐败严重引发市民暴动而设置的。可是我们在看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时候会注意到，香港有一个部门叫做“政治部”。这一部门严厉清查了香港警方内部的问题。那么这一部门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部门成立于1934年，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负责海外情报和反间谍工作），主要职责还包括调查公务人员身份背景。廉政公署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就来自于“政治部”。香港警方约束了社会问题，廉政公署约束了香港警方，政治部约束了廉政公署和香港警方，军情五处约束了政治部。换言之，香港的廉政，实际上是通过情报机关的强力约束才实现的。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克格勃保证了香港经济繁荣。

而到了在香港回归时，这一部门早已“撤销”了。1995年，政治部撤离行动基本结束，一切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被撤离，成为机密。港英政府历史上甚至曾经不承认有这个部门。而外界也无法知道，香港的高层政治圈里面，谁是政治部的人。

你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所以说，《无间道》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他告诉我们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商业片。从这部电影来看，香港电影人，或者说爱国者，真的已经尽力了。

港英政府的精心设计在前些年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动荡。近些年，影响一直在趋于减小。大约是因为他们的牌打得差不多了。不过，也许是他们在准备等待一个时机，打一把大的。

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坚持保持了香港的原有体制，在自由港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香港的主要内部阻力，还是政治体制问题。理顺政治体制问题，香港的内部麻烦会少很多。

香港政治问题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阻碍十分显著。由于中国年过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大幅度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商品出口不再主要局限于香港，香港的进出口地位大幅度下降。对此，经济地位与香港接近的深圳市，不断召开相关会议，寻找对策，寻找出路，寻找转型机遇。但是与此同时，香港却忙于内讧。一会儿发动保钓运动，破坏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一会儿发动港独运动，破坏港陆经济往来。这种频繁砍断财路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香港转型困难。前文所提到的上海姑娘闾丘露薇，一再发文，痛心疾首地谴责大陆游客赴港消费的行为，声称陆客访港导致香港文化衰落，全力阻止陆人来港。一个来自大陆的上海姑娘，竭尽全力为了香港独立而奋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上海和香港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奋斗努力之下，香港经济一方面无法继续享受收费站经济的高额红利，一方面无法转型发展旅游业，经济自然陷入了困境。

政治因素极大限制了香港的发展。

第二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对香港造成了影响。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增长数万亿的速度暴增（此前偶尔能做到，一般只能做到一年增长几千亿，但是加入世贸之后，开始阶段是一点五万亿的增速，后来每年增幅都达到数万亿）。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一个熟悉的事情来形容：

收费站撤销了，高速公路免费了，没人卡脖子了。

上海在极短时间内就取代了香港。据说洋山港的吞吐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全境。有网友据此说美国产业空心化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美国产业空心化到底如何，因为宣传较少，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宣传少是有原因的，中国不怎么宣传，是因为中国一宣传，就有网友冷嘲热讽，说又开始外国水深火热了，美国不宣传，则没有网友冷嘲热讽说他们报喜不报忧，但是确实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两方面因素结合，宣传得很少。

上海建设自贸区是2013年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就不再局限于香港转手了。

中国对外贸易不局限于香港，意味着什么呢？

早先，香港是华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的收费站，现在，香港主要是华南、华中地区的收费站。分矿一下少了一多半，经济不衰退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今年很热闹的、大搞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衰退的山东一样。从地理上看，山东地形嵌入到了中国东部腹地和黄海，经济主要是辐射中原、淮北、东北、河北（京津）、日韩，但是长期以来，都是主要关注东北、河北（京津）、日韩，于是出现了半个山东在发展、半个山东捆一边闲置、一只手打天下的奇观。一道玻璃围墙像铁幕一样限制了山东更加靠近江浙的南部地区。但是，近年来东北经济塌方式下滑，财源一下减少三分之一，山东经济不衰退才奇怪了。为此，山东方面继续加强了济南与青岛之间的道路建设，济青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再加强，预计三年内即可建成，看山东的举措，似乎打算进一步加强与东北、河北、日韩的经济联系。香港周边的财源大幅度减少，经济必然要陷入衰退。

这就出现了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规模一再跃升，而香港经济却增长乏力的现象。

第三，香港经济的转型在近几年遇到了新问题。

由于转型缓慢、经济基础削弱，香港错过了回归初期的政策上较为受到重视、经济发展环境尚且不错的机遇期。近几年，由于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引爆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疲软期。这一时期已经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按照十年受一茬罪的历史规律，新的经济危机似乎又要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疲软，让作为收费站的香港地位十分尴尬。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极力加强出口，提振世界经济，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而且这也直接导致中国自身压力增大。近十几年来，国内房地产热持续高温，引发了“地产兴邦，实业误国”的讽刺和调侃，充分反映了社会对实业衰退得不满。尤为严重的是，地产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设施行业，一切行业都需要地理空间支撑，即便是电子商务也需要一定面积的工作空间。地产业的高温，直接增加了其他行业的经营成本，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加剧了经营压力。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量资本固化到了钢筋混凝土中，短期内无法转化为生产。这在金融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实际上也加剧了实业的融资压力。当然，地产业也是有明显好处的。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更新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地产业作为一个缓冲区，可以等待时机、渡过危险期。毕竟，先活下来，才谈得上抢抓机遇。

当各个经济体都优先考虑活下来的背景下，香港由于自身政治因素还在考虑怎么活得随心所欲，明显与时代脱节。

在与时代脱节的背景下，香港错失了之前的转型机遇，在如今各国经济普遍困难的局势下，依附于其他经济体的自由港，就出现了转型更加困难的困境。

前几年有一个经典案例。港珠澳大桥修建过程中需要征地，香港老太太表示拒绝，于是工程受到极大阻碍，最终增加投资八十多个亿。舆论普遍炒作了一通“民主”、“自由”。老太太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大桥建成后会增加空气污染，妨碍健康，所以她表示反对，不同意征地。我不能确定香港老太太拒绝港珠澳大桥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不猜测了。总之，在一片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港独气氛中，一个自由港，走向了闭关锁国。

一个自由港，要闭关锁国！

程心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她隐姓埋名，没有告诉我们真名实姓。

现在的香港属于想转型而不得、甚至有点不想转型。

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建。

2013年，一带一路设想提出并开始推行。

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人去算命，算命先生对他说：“你在30岁前碌碌无为，直到30岁。”那个人急忙追问：“是不是说30岁之后我就发达啦？”算先生说：“不，30岁之后你就习惯了。”

香港经济必然从早先的畸形繁荣中回归到正常地位。港英势力的反复折腾只不过是将这个过程从人们的视线中剥离了出去，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问题上，而忽略了经济上的痛苦。可以说，在大环境注定了香港要从东亚最重要的自由港转变成为华南乃至东亚最重要的自由港的过程中，妨碍了香港转型的港英势力，经过不断努力，主动申请成为了背锅侠。

香港现在正在逐渐习惯新的身份。但是由于港英势力的不断搅和，他们还不能正视这个新身份。如果香港能够正视自己的新身份，那么他们会找到很多出路。比如说，被上海姑娘一再反对的陆人访港。其实从阴谋论的角度说，在上海明显正在恢复历史地位、从而挤占香港资源的情况下，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义愤填膺地、一边鼓吹香港文化哄香港开心、一边阻挠香港人赚钱，其原因不是很直接的吗？只不过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上海姑娘压根就不是在搞阴谋，至少不是为了上海在搞阴谋。她是真真正正地思想和手段不统一。思想上她极为认可香港，手段上她极力阻碍香港。这种没有实干能力的人物，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一个成语：

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则用力越猛，损失越大。

三国时代，刘廙曾经说：

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

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解释了南辕北辙这一成语：

方向错了，则越努力，就越悲哀。

毛主席说：路线错了，则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谓不刊之论。不刊之论就是说不需要修改的正确论断，只是当年毛主席这话被很多人给改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些人水平太高，咱不和他们聊。

中产是一面镜子，照射出香港的兴衰荣辱以及内在纠葛，也或多或少映射出我们光鲜之下的阴暗面。

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香港。

中产就像香港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社会、政治、经济风浪，都会体现在他们身上——报端、集会、购房、教育及移民。

中产阶级是现代人所认同及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

“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而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

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

是一股以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

是社会上一种持平的、客观的、理性的声音等等。

中产阶级，一度是香港社会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然而，当香港发展未如期望时，中产又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被认为是滋生事端的主导者。

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避免社会、政治走向极端，促进市民在面对权力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如今，香港的街头政治以及暴乱，与中产的衰落以及那个时代的终结，息息相关。

移民

一个时代的开始

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

香港的兴盛，始于战乱时代的移民潮。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逃难者大量涌入香港（《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中包叔的母亲王氏，即战时南下香港避难的北平人）

1941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160万，其中约75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香港沦陷后，大量人口又迁移回内地。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便随其母亲绕道韶关赴广西桂林一带避难。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万。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十万难民。

这年4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长，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严重稀缺。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大量难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大量难民露宿。各栋楼底下，楼梯口，坐着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

所幸的是，当时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数目之多史无前例。大量救济金、物资、粮食，来自欧美国家的募捐。规模之大，远超香港政府之供应。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他们初来香港，主要从事苦力、家庭佣工、产业劳工的工作，其中失业率超过15%，家庭主妇占24.5%。

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2】（Hambro，联合国救济难民高级专员公署撰写的调查报告）。

受移民和战乱的冲击，当时香港很多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工作及生活每况愈下。据后来的社会调查显示，35%的儿女辈从事的职业及其收入都更低于父辈【3】。

经济不济，生活困难，以及殖民文化带来的社会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过着异常艰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给香港带来第二波移民。这些人多数来自广东的苦难农民，越过梧桐山、深圳河、深圳湾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属于当年的逃港者。

这些移民，日后却成为了香港兴盛的中坚力量。

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产阶级，多数都成长于战后的艰难环境。

可谓，苦难兴城。

2

靠打拼

香港的主人

1960年代中后期，经历两次暴动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后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时逐渐成年，成为强有力的劳动力。

移民“父子”两代人逐渐在香港扎根下来。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守得云开见月明，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红利，香港工厂兴起，大力发展制造业，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

此时，香港出现了一小群富裕基层。

“中产阶级”这个词开始在香港出现。

当时，中产阶级，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会名流、洋行买办，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而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

1972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4】”

中产，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房子。

拥有房子，才能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拥有归属感。

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5】：“1962年至1966年，只有26%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但到1968年至1969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

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投下注码”，从过去的移民，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从过去的过客心态，转变为“主人心态”。

或许，没有任何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希望买得起房，成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产兴起的标志当属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于九龙荔枝角，前后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于1968年至1969年落成。

此时，“香港四大才子”之黄沾，正好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邓丽君演唱）。

黄沾出生于广州，1949年跟随父母移民香港。此后，才华横溢的他在电视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并在美孚新邨购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个现代化的私人社区，设计理念先进，公共配套完善，当时香港的中产在美孚新邨购房，渴望一夜之间跃升为“中等公民”。

虽然也有不少香港中产居住在九龙塘、港岛、葵涌的高层大厦，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着“华人中产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个具有中产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产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情结，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现实冲动。

中产的崛起，代表着香港正在打破阶级的固化，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标志着香港正在走向一个本土意识的市民社会。

美孚新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从六十年末开始，香港政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67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8.23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12%。李嘉诚在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这实际上，大大吸引了廉价劳动力来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的寮屋区居住着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这里还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9万居民，后来成了工厂的工人。

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吃苦耐劳，奋力打拼，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半数以上在工业区的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打工，剩下的在服务业就业，其中女性超过六成。

他们的辛勤劳作，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晋升为中产，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1973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200多集，持续时间达21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1979年，黄沾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是香港真实历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个时代，移民者、中产阶级、香港人虽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历经艰辛，但凭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携手共进，他们坚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到1970年代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成为了产业工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就职。到1980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3634间工厂，雇用了91036名员工。

但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开始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兴起。他们成了中产阶级的第二梯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金领阶层。

到1981年制造业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1991年降至28.2%。金融、保险、地产以及商业服务的劳动人口占比从1961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10.6%。零售、商业、酒店劳动人口占比达22.5%【6】。

新一代中产，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们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变命运。当时，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给予这批孩子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及生活环境。通过教育，移民者实现了代际晋升，向社会上层流动。

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移民。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师、会计师汇聚于此。

这一代香港人，缔造了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以及职业经理文化。香港女性，成为亚洲职业女性之典范。

在国际市场竞争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练就了接近德国、日本般苛刻、严谨、近乎“强迫症”般的城市性格。这频繁地造成了两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颗“东方明珠”冉冉升起，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奋斗者，实现了“中产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3

过渡期

彷徨的市民

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劳动力价格上涨，大量工厂逐渐内迁，香港制造业逐渐衰落。

不过，香港金融、旅游、航运、国际物流快速崛起，继续支撑着香港的繁荣。

到1980年代，若以外资银行数据统计，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7】。

当时，中环已高楼林立，遍布外资金融机构。香港政府跟随全球大势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放外汇及黄金管制，香港证券、贵金属、股市等金融市场迅速繁荣。

香港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输血管”。时至今日，上海金融中心接近半数的资金仍取道香港。

产业工厂内迁后，香港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成为内地外贸出口的中转站。1980年代末，港产品出口总值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内地。

那时，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有钱一起赚。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动与中国谈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试图续租香港九龙、新界，但被邓小平坚决地回绝了。

香港谈判，引发香港市民情绪波动。这座移民城市，中产阶级刚刚落地生根，再次被内地的局势搅动。

1984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之后，最终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同时，从1984年到1997年为过渡期。中国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的稳定，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当时香港人最为担心的是香港制度的延续问题。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制度50年不变，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予以保障。

但是，香港“迁徙”、“逃避”以及极具危机感的移民文化，再次泛起。

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香港的城市基因之中。

当年，战争期间从内地迁移过来的一代，他们刚刚过上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但内心深处依然对政局极为敏感。

很多人形容逃港那一代人抱着“难民心态”、“过客心态”客居香港。再加上当时香港的殖民文化，很多移民者潜意识里存在“客居英殖民地”之念。

一边是回归久违的祖国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一边是英港殖民以及蒸蒸日上的前途，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内心极为矛盾与复杂。

左右摇摆、犹豫、彷徨，成为当时香港中产的主流心态。移民，是他们的应变之策。

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态，导致香港中产错失了把握或影响香港政治的关键机会。

过去，香港学界一直在谈论、反思中产在过渡期的失误。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前后，内地遇到一些小风波，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在积极争取香港中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香港中产表现出的是焦虑与犹豫。

中产，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力量。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平等、竞争之思想以及上进、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积极因素。

倘若他们没能将这些积极因素付诸于政治及政策之中，焦虑、彷徨、不安可能演变为破坏性。

香港中产，凭借不屈不挠的打拼以及聪慧，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经济上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没能把握时机推动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这是当前香港混乱的街头政治因素之一。

每当起波澜，香港中产根植于内心的移民情绪又会泛滥，这种不安全感似乎在代际之间、社区之间传递。

每次移民潮，大量中产家庭争吵。移民带来的就业、收入、房产、教育甚至离婚问题，成为了这种城市深处的痛楚记忆。

实际上，大部分中产依然留在了香港，部分人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形成分居家庭。

通常，男人在香港维持稳定的收入，供养妻儿移居澳洲或加拿大。妻儿与丈夫之间的地域、文化割裂，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家庭。

高速增长以及职业前途，让更多中产选择留守香港。到了1980年代末，香港的人均产值已经接近80000港币，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

到了九十年代，亚洲经济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歇，不少国家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

临近回归，英资陷入恐慌性抛盘。1995年，怡和、置地、太古、嘉道理，代表英资的四大资本家族，大规模抛出手中核心资产，换成现金渡海西游。

但是，香港楼市多方势力依然凶猛，部分国资以及内地背景的港资入世。当时，香港楼市浮躁情绪弥漫，炒房者大肆炒作，打出“大陆一定接盘香港”、“大陆定保障香港楼市”的疯狂口号。

在九七之前，持续高涨的房价冲昏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一财富盛宴。

此时，香港的产业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升级。制造业比重已经不足20%，金融、航运、国际物流、旅游以及商贸服务，成为其核心产业。

新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数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管理、技术以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薪水跟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他们习惯于加杠杆买房以及消费。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配套以及科教文化快速发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快速崛起，逐渐跻身为亚洲顶级名校。

香港的狮子山精神，从第一代中产身上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逐渐过渡到新一代中产的精英文化——顶级的职业素养以及国际竞争力。

房产、财富、薪水、知识以及城市文化，香港正在快速跻身国际发达经济体行列。

那些年，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

4

负资产

没落的中产

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担忧主要在政治上，而非经济。

对于经济，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早已习惯持续高增长。

当时，香港人普遍认为，只要回归后保持香港制度不变，经济即可持续繁荣。

1997年7月2日，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大幅度贬值，金融海啸迎面而来。

香港回归的愉悦气氛，立即被房地产价格崩盘、股票及金融资产缩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家庭破产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慌所取代。

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亚洲普遍性的持续高增长，终结了香港的持续繁荣，也终结了属于香港中产的大时代。

稳定晋升的职业生涯以及水涨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产前途的经典路线。

稳定的职业及收入，积累良好的信用，并以此按揭购房、购车，开卡消费，供孩上学，原本是中产家庭的固定生活。

然而，这场金融风暴，把很多中产的前途以及家庭规划，打得粉碎。

1998年，香港楼市在历史峰值中疯狂下跌，大多数房价在一年内被腰斩。

1998年失业率上升到4.3%，结束了香港过去20多年的低失业历史。此后四年长期维持在4.6%以上，2002年更达到7.6%。

预期稳定，是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但是，公司倒闭、裁员、遣散、降薪，打破了中产阶级的预期稳定性。

部分中产家庭，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没有能力供房、供卡，从而失去了房子；或紧缩生活开支，以支撑高额的房贷。

我们今天将这场危机界定为亚洲金融危机，但香港人将其称为泡沫危机。

这场泡沫危机，让香港人认识了一个新名词——负资产。

当时，香港很多楼宇总价下跌到比贷款额还低，这就出现了负资产。

遭遇这一悲剧的人，统一被称为“负资产者”。

1997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240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5%。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受“非典”冲击，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为严重，当年六月共有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元，按揭金额与抵押的比例为128%。香港银行在按揭市场上承担360亿港元的坏账风险。

当时，香港不少明星将积蓄投入房地产，最后沦为负资产。张卫健的所有积蓄在高位接盘了香港楼市。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房子沦为负资产，负债高达3000多万港币，他被迫亏本处理了8处房产，以还银行贷款。

当时，香港中产，只需5%首付即可按揭买房。整座城市、金融系统以及家庭的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但是，杠杆率，被持续的高增长所掩盖。

等到泡沫破灭，大家才猛然发现：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的债务“纸牌屋”【8】（详见《全球中产阶级 | “纸牌屋”与“扫地出门”》）。

对于富人来说，房产是大类资产配置之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富人大部分资产都配置在房产中，美国则是房产与股票为主。

但对于中产来说，房产是资产，但更是安身之所，属于真实的债务。一旦房产总价跌破贷款额，那就沦为负资产。

香港第一代中产，为了获得归属感，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以当时相对低的价格购买了房产。第一代中产，相当于拿到了这座城市的门票。

到新一代中产时，香港房价已到达相对高度。年轻人为了拿到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

房产，是富人的财富，中产的昂贵的城市门票【9】。这一定律，适合于大多数国家。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无数张负债堆积的城市门票，最终累积成一堆巨大的泡沫。正如日本反思泡沫经济一样，九七之前香港的真实财富到底是多少。

一个高泡沫的城市，是没有退路的城市。

经历了暴风骤雨般地去杠杆之后，直到2003年，香港的财富尤其是房产大幅度缩水。泡沫回归，那才是相对真实的财富。

不过，与新加坡、韩国类似，香港本身的金融体制相对健康，这场危机带来的冲击五年之后被市场的力量逐渐烫平。

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持续回暖，金融、港口、航运依然保持亚洲顶级的竞争力。

这个阶段，中国已加入了WTO，内地出口贸易以及制造业快速发展。倘若以深圳、上海对比，香港的相对竞争力在九七之后逐渐下降。

内地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与香港对比，显然缺乏可比性。正如湖水与海水，哪个更漂亮。

香港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都市，其资产包括房产，由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经过了国际竞争的检验。中国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有资产都由人民币定价，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尚未确定【10】。

不过，与国际相比，新加坡在科教、航运、金融方面逐渐后来居上。

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增速与韩国类似，经济增速没有过去20多年那么稳定、高速。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增速长期超过8%，但金融风暴之后陷入低迷，2000年增速又达7.66%，此后两年再陷入低增长。2004、2005、2006、2007，这四年乘全球化以及中国内地贸易的东风，经济增速超过6.4%。

200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与韩国、英国、美国类似，长期跌入低增长。这两年，经济有所回升，增速超过3%。

从全球来看，今日之香港依然是一个世界杰出、亚洲顶级的国际性都市。这座只有700多万人口、面积不及北京1/15的城市，在金融、航运、国际物流、商贸的竞争力非常突出，香港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是，香港的问题出在深层次的结构上。

反思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到底失去了什么。

香港，这座亚洲顶级城市的地位没有丢失。香港，也不会因为内地的崛起而吃亏。

香港真正失去的是，中产阶级及其身上的香港精神。

5

移民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中产阶级，代表着“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机制，与阶级固化相反。

这是一种人人向往的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形态。

但是，很可惜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香港中产阶级时代。

八九十年代开始，制造业逐渐内迁，香港金融、航运、商贸崛起。从住宅楼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港口，香港开始进入李嘉“城”的时代。

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再加上波涛汹涌的资金暗流，造就了全球最为畸形的楼市格局。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当泡沫崩盘后，香港政府立于两大阶级之间左右为难、无所作为。

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无疾而终，地产商以及有产者反对大规模建设公屋。

2018年香港政府试图开发大屿山岛，供应大量公屋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这一宏伟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种抵制。

事实上，香港的土地开发面积只有20%多。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土地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配置，被高房价托举之后，成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之端。

香港政府似乎并不依赖于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财政。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经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张建设福利房，但他们的政策被社会矛盾所牵制。

换言之，香港政府手握土地，实际上给自己找来了一堆麻烦。

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会遭到相当强烈的反对。本质上，香港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化解当前这座城市的尖锐矛盾。

高房价，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但是终结了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香港精神。

高房价之下，香港中产彻底沦为精英主义者，没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财富规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发展，而是社会平衡。

所以，房价问题，是表象问题、经济问题，本质问题在于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无法取信于民。

香港中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买下了昂贵的房子，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移民文化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之中，迁徙、逃避、各顾各路，导致他们错过了掌握这座城市话语权的机会。如今，一旦风浪再起，移民情结，依然弥漫于整座城市。

人生最大的悲剧或是，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你，但你依然还在那里。一些经历过中产时代的老香港人，他们坚守故土，但已然无力适应新的时代。

香港，依然是一个很强大的香港，但她病了。若久病不治，内耗定然损伤其本，毁其前途。

如今，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深圳经济总量已超过了香港，房价也正在追赶中。每当看到香港的街头混乱、房价膨胀，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最大的感触是痛惜、无奈以及敬畏，只能默默地祝福深圳好运。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不用净上缴利税补贴其它省份。有港澳通行证控制人口。没有把厂、大学内迁到其它省份的经历。没有对口支援任务。简单说，没有经历过某些一线城市所经历的敲骨吸髓。

感谢台湾···

因为以前中国和外国的窗口是上海，香港就是一个军港

但是台湾海军虽然在南海丢岛无数，中业岛都送给菲律宾了

但是当时靠着东亚第一海军的名头，还是堵着大陆港口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国民党残余转进台湾。彼时，国民党陆军虽然被歼灭大部，但依然保留绝对优势的海空军。为了遏制新中国，台湾随即就开始实施以武力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封锁的“闭港政策”，包括天津、宁波、上海、广州等所有重要口岸的沿海港口、近海航道和岛屿。为了把大陆沿海地区彻底封死，国民党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在上述海区“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 、“如遇外轮强行闯关，即行击沉”。同时，国民党海空军不分昼夜在沿海进行巡逻，凡是过往船只均进行检查、拦截。如果发现是大陆船只，就直接杀害大陆船员，然后劫持船只和货物到台湾；而如果发现是外国船只，照样敢进行抢劫和驱赶。

残酷的封锁对大陆沿海地区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是上海这种沿海大城市，大部分物资都必须依靠海运进口。台湾海军对其进行封锁后，上海港吞吐量直线下降，大量工厂由于原料不足被迫停工，杨树浦发电厂由于无法进口到柴油导致全市大部停电，而最重要是粮食进港量下降，导致粮价飞涨社会不稳。后来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发起“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并从全国调集资源支援才使得上海没有崩溃。

台湾海军对大陆的封锁从上世纪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我们现在难以想象，今天作为货物吞吐量港口居世界前列的青岛上海广州之间在当时甚至不能实现直航 ；东南沿海必须进口的物资，甚至必须要在周转近千公里陆路才能运到；东南沿海渔民出海必须荷枪实弹武装自卫才行。

换句话说，从周总理开始搞广交会开始，就是放弃上海，选择香港这个港口了

本来当初英国人选择香港就是军港，经济上也没报太大希望

但是架不住国民党坑爹啊

当年清朝闭关，都能养肥一个广东十三行

庞大的中国市场，一个香港养不肥？

一直到90年代，还有闽平渔事件

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主席人去考察开放事宜，第一站就是上海，毕竟能靠着长江流域辐射三分之一的中国啊，但是不行，最后还是选广东，也是没办法

上海的发展，是到了90年代末期，我们敬爱的架海子金梁擎天白玉柱亲政以后拨乱反正重启军工重启科研彻底压制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湾湾以后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