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近代和平改良的道路和方法屡试屡败？ 第1页

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那么容易成功，那《Why Nations Fail》就应该改名为《Why China fail》了。以近代英美的视角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是失败的，历史上大部分文明的进展是缓慢的，失败才是常态。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数次改革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中国人也是人，只要是人组成的国家，改革与发展时就会面临“诺斯悖论”。

所谓“诺斯悖论”，就是人们的生活从路灯到安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提供服务，可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然也有掠夺百姓的冲动。所以，战乱中的索马里、阿富汗、刚果是贫困的，独裁的朝鲜、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贫困的。

李增刚老师在《Why Nations Fail》的译序中总结了3点国家失败的原因：领导人的寿命有限——因此会短视，掠夺性的制度降低居民生产激励——因此产量低下，领导人之间也会竞争资源——进一步破坏了生产激励。实际上我觉得李的总结不是很到位，阿西莫格鲁分析的基础是政府对创造性毁灭态度，所以首先要分析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同的政府对“创造性毁灭”的态度不一致。其次，我觉得原著者阿西莫格鲁本人低估了信息与偏见对国家的影响。

百年的中国史太长了，每段历史又有太多的边边角角，没有丰富的细节信息，是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所以以史为鉴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统一的方法论，通过一段史实管窥当年的改革。我下面就结合自己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解，分析以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新论》等一系列论文提供的史料。

主要观点：

1、人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大家都很复杂，都依据利益最大化做决策，这有时会造成李增刚所说“领导之间竞争造成国家损失”。

2、创新往往会蚕食一些旧势利 ，遭到旧势利的抵抗。

3、信息与偏见造成的成见，严重影响人们的决策。

《辛丑条约》后，痛定思痛的慈禧与光绪帝都抱定了改革的决心，可没多久两人双双归西。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改革机会，而在这个宪政改革的关键时刻摄政王载沣执掌了清帝国。在大部分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历史的反面角色，光绪是正面角色，因此载沣罢免袁世凯就是一件简单的奥特曼打怪兽的故事，而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袁世凯被免有两个主要原因：1、载沣想报当年袁世凯出卖光绪之仇；2、载沣害怕袁世凯做大。罢免袁世凯还有两个导火线：1、财政改革中，袁世凯的意见和载沣不一致；2、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袁世凯太过霸道。最后，还盛传袁世凯沟通日本卖国。如果仅仅看主要原因，再加上谣言，载沣罢免袁世凯显得情有可原，可如果仔细分析两条导火线，那么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清朝立宪改革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成立“度支部”，统一全国的税收，由新成立的度支部审批各地的开支。这个新成立部门的领导是皇室载泽。对于这个问题，袁世凯的站在地方的角度，提出这个议案过死，应该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载泽作为度支部的领导，自然想要加强自己权利，因此否定袁世凯的提议。同为皇室的摄政王载沣肯定自己弟兄，因此也支持强化度支部的权利。94年中国准备分税制改革时，朱镕基亲自到各地说服地方领导支持分税制改革，并保证以后地方自收自支的资金不会低于94年，正因为此分税制极大的强化了中央权力，又提高了地方积极性。再看载泽、载沣与袁世凯，显然后者的意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袁世凯为地方的权利据理力争，载沣等人则想进一步集权，没过多久的辛亥革命地方实权派会支持谁是显而易见的吧。

所以说人是复杂的，载泽为了自己的权利，想强化度支部。载沣为了拉拢高层的支持，强化自己的权利，选择支持载泽。载沣罢免袁世凯有着充分的道义理由，因为袁当年伤害了戊戌变法的光绪帝。袁世凯在地方拥有巨大利益，然而在具体的财政问题上他的观点是符合改革的，却由于当年戊戌变法的占队问题在道义上吃亏，于是被罢免。汉人最高权力者被罢免，一时缺乏有资历者替代，这样皇族内阁不可避免，那么中低层的北洋汉族官兵就看不到爬升的希望了。问题就在这里，你选择袁世凯，还是支持载沣，上到更高的层面就是“你支持不支持光绪”？所以大家都为了权利，结果选择了一条有悖国家发展的道路。

这便是改革的第一难。每个官僚都首先追求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至于百姓、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个过程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自然是好的，但不一致却更为常见，不一致的官员竞争导致国家的损失。

除了财政问题，载沣和袁世凯在外交问题上也有巨大分歧。袁世凯主张中国应该和国外互派大使，提高外交级别，以中美互派大使为突破口，而载沣则反对。载沣和其他军机大臣反对的首要原因是，袁世凯派唐绍仪去没谈判前居然没通知自己，显然有点觉得袁世凯把自己和军机处架空了。大使相比于公使，有着更大的外交自量的权利，加上中美大使级建交是唐绍仪促成，那么袁世凯责任在外交上会获得更多权利。

外交改革自然是一种创新，但只要是创新就牵扯到分权问题，军机处、总理衙门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外交权让渡给大使，而大使是不是自己的人，旧势利必然考虑。所以创新的难就在这里，新事物的诞生，旧势利必有一些削弱，这就会导致抵制。

载沣等人反对外交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外交惯例，大使在无法和所驻国外相打成一直意见时，是有权要求觐见他国元首的。即便是输了60年的大清朝，当时的官员还是普遍认为外国人是蛮夷，不能随便觐见皇帝，因此载沣反对袁世凯的提议。不要以为这是载沣一个人的问题。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调适》等一系列研究中都反映，即便是距辛亥革命不到15的戊戌年，清朝从上大小各个官员都还是天朝上国的心态。德国亨利亲王来访，慈禧不愿赐坐，甚至觉得如果德方坚持要求赐坐，那么就干脆不接见了。这在现在看来就是笑话。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反对光绪帝的的种种外交礼仪突破，比如光绪想在琉庆宫接见外国使者，而不是之前接见外藩的惯例地点紫光阁，以降低各国外交官的不满。翁同龢这一系列反对，是招致他被罢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改革的第三个难点就是成见。戊戌变法距离清朝灭亡还不到15年，立宪改革距离灭亡甚至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可是清朝的最高官员们仅仅因为成见就阻挠改革。

利益的不一，改革对旧势利的冲击，已经观念的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点在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关系上最为明显。在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说他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可能连自己的皇帝位置都保不住。显然此时光绪需要有人支持他。翁同龢的父亲、哥哥都是清朝大官，可以说是官宦世家，可是翁也和李鸿章有世仇，不是一个派系。翁同龢作为帝师，不可能不得到慈禧的支持，但李鸿章又是长期支持慈禧的重臣。对慈禧来说，她也没必要对翁和李打击一个，拉拢一个，因为她有能力和资历平衡他们。但是对急切想要变法的光绪，改革注定会严重损害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实权派的利益，他更需要翁同龢的支持。

所以光绪帝肯定知道翁主管户部的时候刁难李鸿章，他只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罢了。光绪帝也知道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是促成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他不可能处理翁。只是这样，其他的大臣又是怎么看的？放着你是大臣，你会支持光绪帝么？同样，翁在外交方面是保守的，但为了投光绪所好，引荐了康有为，可以说翁是戊戌变法的推手之一。由于打听到，六王爷奕䜣临死前，给慈禧与光绪帝的政治遗言是翁同龢、康有为这样的人不可用，以道德君子著称的清流派领袖翁同龢第二天立马骂康有为，结果光绪开了翁同龢。

一切就是闹剧：为了改革，光绪帝不得已选择了一个保守派支持者；为了权利，一个保守派选择了引荐更为激进的改革派给皇帝；为了权利，道德君子出卖了改革者；为了改革，光绪帝罢免了为数不多支持自己改革的人。

为什么中国数次改革失败？因为历史远比我提供的边角料还复杂，历史中的人——光绪帝、翁同龢、袁世凯也远比正反派复杂。

行政成本高昂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一切不能适应这个国情的改革，不仅带不来任何正义与自由，还只会导致秩序的崩溃。

一个面积巨大，人口众多，又绝大部分散居在农村的国家，担不起因扯皮而增加的行政成本。除非根本不要基层行政。。。。。

大象为了承担体重，脊椎骨都会愈合成拱桥式的结构。如果给大象配上猎豹的脊椎，不仅不能让大象跑的更快，反而会立刻脊椎骨折而死。。。。。。

管理学有管理学的规律，就算是极致追求效率的军队，仍然无法避免规模越大时，机关占用资源越多的定律。管理，也是要成本的。。。。。

最后，从历史上来讲的话。社会在平稳阶段之后变得更糟的例子，远远多于变得更好的例子。大多数改良都在一个社会运行周期的后段，失败率本来就是非常高的。

我的史观比较倾向于中国式历史轮回主义，而不是西方式历史进化主义。

何况，恒星越大，寿命越短。动物越大，灭绝越快。以中国这个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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