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马及拜占庭人所描述的匈人是否是汉代史书所记载的匈奴人,或者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一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论,认为二者是同族的史学家不在少数,持反对立场的也不少。
最早提出二者具有同族关系的人是法国汉学家Joseph de Guignes于1756年在其史学著作《匈奴通史》中提出欧洲的匈人很可能是由中国北方草原西迁而来的北匈奴所演变的。这一点在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哥特史》的译者序所明确指出:
根据他(德·圭尼斯)的考证,公元1世纪末,北匈奴在汉军和鲜卑、乌丸的联合打击下,“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乌孙之地”,“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立悦般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然后并吞阿兰国,随即开始向欧洲进军。20世纪初,德·圭尼斯的这个说法又得到了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夏德和前苏联学者伯恩斯坦等人的支持,他们依据《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和《魏书·西域传》中关于粟特国的记载:“粟特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奄蔡国,一名阿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沼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掳。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做出这样的分析:粟特即阿兰,后来被匈奴(悦般)吞并,时间是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在位初年之前的“三世”。按《魏书·高宗本纪》“兴安……三年春正月……粟特国各遣使朝贡”,应当指的就是这次“粟特王遣使请赎之”的外交事件。兴安三年是公元454年,按照西方史料的记载,匈人并吞阿兰人是在公元370—375年之间,两者相差80年左右,基本吻合“三世”的记载。另外,在敦煌发现的古粟特文信函中提到:公元312年前后,中国首都洛阳被一个叫Hwn(Hun)的异民族所攻占,这显然指的是匈奴皇帝刘聪消灭西晋的战争,所以Hun肯定就是匈奴。在此之后,德·圭尼斯等人的研究结论就一度成了国际历史学界的共识。
这种说法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从法国史学巨擘勒内·格鲁赛所著的《草原帝国》中可窥见一斑,其书关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是否为北匈奴西迁的后裔的问题没有丝毫解释便直接将其内容放在了中国古书所记载的匈奴人的那一章中,以显示其二者的关联性和时间、地域以及逻辑上的一致性。
然而这种说法随着考古活动和文献资料的不断考证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质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德国、美国以及英国学者对近年来考古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罗马、波斯等各国史料的记载做出了深入的考证和总结,这显然比单纯从中国古书上找只言片语来得更有说服了。这些学家对匈人和匈奴人的异同比较大体分为以下几点:
1,被征服的粟特人并非阿兰人,征服者也只不过是一些自称为匈奴的异族;
2,匈奴人和匈人的体貌特征尚不吻合,罗马历史学家威格尔这样描述他们所见匈人:“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而中国史料所描述的匈奴人则是高鼻深目的具有高加索特征的北亚人,并且在《晋书》中对历届匈奴皇帝都有着重描写其身材高大,大多在190cm以上;
3,罗马史料所描述的匈人,最早见于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地理学家Claudius Ptolemaeus的《地理》一书中,拉丁文写作Hunni,写到了这是一群居住在黑海北岸的以游牧为生的蛮族。由此可见,在大约公元二世纪左右就已经有匈人在东欧地带活动了,而北匈奴西迁的过程要比这个时间点来得晚,所以在时间顺序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可靠;
考古显示,北匈奴残部仅仅可能是最初被匈人融合的十余个部落之一。所以,关于匈奴人和匈人的争论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而合理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事实:二者就算有血缘上的先后承属关系,这种血脉也随着漫长的西迁过程在不断与外族融合中被冲淡了,最后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世界民族大迁徙史话中的惊鸿一瞥。
但毫无疑问的是,匈人是一个文明程度很低的群体,甚至远远低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
1,从社会组织形式看,匈人只是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部落间各自为战,毫无分封和从属关系可言,就是到了阿提拉时代,各部落首领也拥有相当的军权,这跟匈奴人秩序森严的社会等级状况也完全不同。
2,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看,匈人用骨做箭头。匈奴则自己有产铁,用铁箭头。而且匈人开始没有盔甲,匈奴是有盔甲的。匈奴还有帐篷,匈人就野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