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否确有其人？ 第1页

@王建雄 好像不打算填坑了，那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80年代的争论是由日本学者发起的，“否定论”这一提法也是80年代才出现的，摘录几篇从民国开始的否定论辨析，和80年代的问题，

@王建雄 说1977年的文物断了“民国屈原否定论的根基”其实不当，这只是断了“刘安作《离骚》”的根基。可民国时期否定论并不是据此而来的。

先谈一下，民国“屈原否定论”史学根基到底在哪？

（确切说应该叫传说论，因为他们虽然质疑，可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相信）

我十年前（1912年左右）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 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 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 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即不能拿来证明屈年的问题。”
————谢无量《楚辞新论》

《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平” 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既“疏”了，“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流放，而下面忽说“虽流放”“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在《楚世家》中是昭睢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前称“屈平”后半段忽称“屈原”……（列出了五大可疑）
大概楚怀王三人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 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 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 怀王的故事或字、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一也是这种 故事的一部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 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 ……

——胡适《读楚辞》1922年

廖、胡两位带起来的浪潮，质疑根基是：记载了屈原经历的第一部史料《史记·屈原列传》中存在大量混乱无序、自我矛盾的内容，而屈原事迹先秦典籍无载；而《楚辞》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国灭亡后约经三十年的时间…才在中国为人所知。今本《史记》很有可能为人窜改了。

此次质疑的影响持续至今，上世纪40年代还闹出孙次舟申斥屈原是“富有娘们气息”“和怀王有超乎寻常的君臣关系”“无能的把事情弄糟”“知耻以死谢国人”“文学弄臣”……这样的奇葩观点！

对此，先看看民国时期的驳斥。

谢无量、郭沫若等人的驳斥最具代表：

怀疑《史记》是一回事，屈原的有无又是另一回事，就是《史记》都不对，也不能说屈原这个人完全没有，况其中还不无研究的余地吗？……
假如我们要批评《史记》这部书，第一，先要晓得这书编辑的时候是怎么样，第二，要晓得这书流传的时候是怎么样，如果《史记》靠不住，那与它同时代的书也靠不住，因为它们的编撰和流传情形，应该同《史记》差不多的……
到编集情形……那种为难的情形就是“所见异同，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了……太史公的时候 书禁不过才开……考证尤不容易，他同时并存异词，也是有的。所以《史记》书中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讲到流传情形，那时书都不免有为人所杂乱或增补的。……著书人，不妨公然抄袭前人成文，流传人，有时也可以增补或杂乱古人文字……各书籍传本，全凭写录，懒惰的人或者便要删书，好事的人不免随手多写几句。一书既有多本，传之既久，那文句较多的，或且被认作善本，就以讹传讹了。

——谢无量《楚辞新论》

能够得到多数地底下的证据是再好不过，但目前仍然只好信凭着与屈原相去不远的人们的著述
《屈原传》细节上纵使有疏失和为后人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

——郭沫若《屈原研究》

谢、郭驳斥的关键是：《史记》在编撰时存在“所见异同，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的难处，于是并存异词，所以会有矛盾的地方，而后世流传时难免又会出现讹脱之处，《屈原传》细节上纵使有疏失和为后人窜改的地方，可在没有切实证据下，是不能全盘推倒的

上述基本上代表了民国时期的争论焦点。

而80年代以后的“屈原否定论”是民国时期疑古的延续：

1977年12月，日本稻田耕一郎在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刊载了《屈原否定论之系谱》首次使用“否定论”来概括廖季平、胡适之、何天行、朱东润 几位学者的观点学说。

日本学者直接提出“屈原否定论”，中国学者不得不回应，于是一场超级大论争在80年代开始了。

稻烟耕一郎承认胡适是“传说论”，认为胡适没有彻底否定屈原的存在。不过，他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内部泛起的那股“屈原否定论”思潮中，最周密、最系统的要算何天行的《楚辞新考》。

何天行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史记·屈原列传》非司马迁所撰，而是刘向等人写的。

他称如果屈原是楚国的有名人物，《史记·楚世家》为何不提到屈原;《屈原列传》中的很多文字是抄自《战国策》的，而《战国策》并没有提到过屈原;屈原传说是在汉太初年以后，与刘向《新序》《说苑》和刘欲《七略》等同时出现的，西汉之前并无屈原之说等。

西汉涉及屈原的文献(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西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而作为最重要资料的《史记·屈原列传》又如历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种种不完备之处;这并不是后人增补生误，而是表明了《屈原列传》本身全篇都是后人所写。《屈原列传》的作者大有可能是刘向或刘欲，而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

——《 上世纪80年代关于屈原问题的大论争探究》

稻烟耕一郎认为，何氏“否定论”，在各种屈原“否定论”中，是兴味最深的。

稻田耕一郎不仅赞同何天行， 并且认为后来的朱光潜作为“否定论”。“是大大后退了，而且自始至终态度暖昧。”

实际上，日本的“屈原否定论““屈原传说论”早在50年代就有了

具体学者和观点如下：

比较有意思的是，上述日本学者

广泛采用了上世纪源自于西方兴起的现代派文艺思潮，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不少学者，如家井真、白川静并不完全把怀疑的眼光缠绕在屈原是否有其人，而是在神话学思想的指导下，对楚辞作品的内涵进行原型阐发。

由是可见，埋藏在日本“屈原否定论”内的文化个性依旧携带着西方思想基因。似是而非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令“汉学”与“洋学”混为一谈。然而，“洋学”的学科个性最终要图穷匕见。正如三泽铃尔曾呐喊道：“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无不需要什么偶像”，“科学现代化”无疑是上世纪仍占有经济话语权的欧美诸国。

——《 屈原否定论”辩论评议——兼论“屈原否定论”》

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砸向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刊载了日本学者的文章;同期还刊登中国学者屈守元、黄中模两人批评“屈原否定论”的文章，由此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

中国的代表性意见如下:

对日方关于《史记》的质疑驳斥，用的基本上是民国时期谢无量等人的观点。如，黄中模指出：

由于要为文章主题服务，日本学者引述自然侧重于与《史记·屈原传》的论述相左的;又由于有的资料或未为文章作者所见到，因而有的评说或解释不免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老实说，日方的这种论述方法有点像易中天= =）

只是，对屈原思想人品的减否，对屈原思想人品的评论的分歧，都不仅不足以作为否定《屈原传》并进而否定屈原存在的因素来积累;反之，倒可以作为相信《屈原传》、相信屈原实有其人的旁证。因为如果连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和《屈原传》的真实性都不承认，又凭什么对屈原加以非难乃至丑化呢?一个是是非问题，一个是有无问题，前者以后者的肯定回答为前提，两者不能混淆。
——《 上世纪80年代关于屈原问题的大论争探究》

另外，日本学者在否定屈原和《离骚》时，有说：“《离骚》的主人公”，“完全和传说中的屈原一样。”

对此屈守元说：

文学作品不反映作家的时代、身世、思想、人格，又反映什么?《离骚》的主人公就是屈原，不和他“一样”，又该和谁“一样”?这难道不就是作品的个性化吗?
读曹植的诗，就会感到他“颇有忧生之嗟” (谢灵运《拟邺中咏》语，见《文选》卷三十一);读杜甫的诗，就会感到他“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语);读陶渊明的作品，“文取指达”(颜延之《陶征士诛》语);读苏轼的作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语)。如此等等，哪一个大家的作品不是这样？
先进的民族和国家，不一定就都有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那样高的水平。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步调并不是一致，后来居上也不可否认。但如果甲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达得较迟，就怀疑乙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达得太早，一定要把它们拉齐，这样的历史观，我殊不敢赞同。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上世纪80年代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可低估 ，不过，中国学者的在辩论中的表现，有持中庸态度的人。

比如，赵逵夫先生觉得当时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大部分人都慷慨激昂地批驳日本人，但大是无意义的，论文中的例子、道理前人早已论及，具体材料的解释弹性也很大。”

周建忠先生说：“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 少数学人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态度，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胡适屈原说、评价日本屈原论，妄自尊大 。”

而我个人觉得，既不能只是靠声音大来驳斥“否定论”，但也不能肆意疑古，还是赞同谢无量和郭沫若的观点，虽不排除在流传时出现了讹脱之处，导致《屈原列传》混乱矛盾，但“并存异词”的说法更保险，在没有切实证据下，不能全盘推倒《史记》的。

最后，用 严婧 的话做结尾

随着新的出土文物的发现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令人坐如针毡的话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时下需要楚辞学者所作的不过是静待时日，厚积薄发。
——《屈原否定论”辩论评议——兼论“屈原否定论》

的两重间接引用，涉及廖季平和胡适两大屈原否定论先驱，证据都是《离骚》的产生时间应该在秦之后。

《离骚》为刘安所著的观点，最早并非朱东润所提，而是胡适的学生何天行。

但是，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离骚》与《涉江》残简，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5年，《离骚》就已经存世，轻而易举驳倒刘安作《离骚》的结论，民国时期开始的“屈原否定论”的史料学根基已断。

“屈原存在与否”是个持续100年的历史学术辩论，80年代之前的研究脉络，有专著：《屈原否定论之系谱》。

80年代后的事情，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首先表明我的立场，我相信屈原确有其人。

至于题主的问题，回答如下：

1、虽然《楚辞》流传已久，但历史上关于屈原生平的记载最早却是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什么如此伟大的文人，汉朝之前却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李斯上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于是有了著名的“焚书坑儒”。原本秦便是中原诸国瞧不上的“西戎”，虽善攻伐，文化底蕴却不是太高，所以秦官藏典籍也并不丰裕。加之秦末战火，秦宫尽毁，宫中所藏的那些典籍也没了。

所以，不是汉以前没有关于屈原的记录，而是汉以前的典籍特别是经史类典籍损失惨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等先秦典籍，都是秦末汉初幸存的儒生背出来的，所以才有今古文之争（当然，这是后话）。其实，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出现资料缺乏的问题（《史记》也因而有一些搞错史实的地方，比如以为苏秦张仪是同时人等），所以他在遍览宫中典籍的同时，还会云游四方寻找线索（这在《史记》写得很清楚的）。

另外，司马迁本人曾亲自到汨罗江边悼念过屈原，这至少可以说明屈原的事迹一直流传在民间。其实，司马迁活的时代去战国也就百年，就跟我们现在看民国差不多，所以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他还能通过走访遗老古迹来补充。司马迁以那么大的篇幅来写屈原，必定是经过确切调查的，所以《屈原列传》是可信的。

2、从后世记载来看，“屈原”应该是个敢于直谏的人，为什么“他”的作品中却从来只有委婉的政治隐喻？

因为他在写诗！敢于直谏和写诗是两回事。即使先秦还没有文学的概念，但对诗的这种文体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写诗就要有写诗的样子，要复合诗的性质。

况且，屈原作二十五篇，那是在流放汉北以后的事情，“媒绝路阻”，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哪还有直谏的机会，写诗也就是“发奋以抒情”聊以自慰罢了。

3、为什么“屈原”作品不见对自己身世描述（除了《离骚》中的一笔带过）？

这个问题很奇怪。《离骚》都差点被认为是屈原的自传体诗歌了，题主居然还不见他对自己的描述。难道要直接跟你说：“我叫屈原，我家哪哪哪的，我身份证多少多少号，我电话多少多少，我爸干嘛的，我妈干嘛的，我交过几个女朋友……”才叫对自己身世的描述吗？

屈原二十五篇，翻来覆去不停地写自己的遭遇，都被人家说是“寡妇夜哭”了，难道真要他直接跟你说自己多不幸啊怀王不听话啊大家都坏啊才算描述身世？那还叫诗歌吗？

所以，题主要明白他是在写诗，不是写自传。你说他诗里没有对自己身世的描述，就好像别人有一样。我就不相信你能在先秦找出第二个这么全面描写自己的遭际的诗人来。

综上所述，屈原应该是确有其人的。否认屈原也就是这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搞出来的幺蛾子，虽然可以追溯到晚清廖平和民国胡适，但廖平和胡适的言论本就有失偏颇。不过搞学术从来不讳发表观点，但是最好拿出实质的证据来。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疑古。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发现已经给了那些疑古的学者最有力的回答（自己上知网下几篇论文看看，打字累了，懒得介绍了）。

中华几千年，典籍什么的流传下来本就不易，不要没有证据乱怀疑，即使有证据也要分情况而言（我国古代典籍流传过程复杂，确有伪造情况，但属少数，大多只是后世学者在整理中润色或增益）。所有不负责任的疑古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