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发点极好的乌托邦主义往往酿成悲剧？ 第1页

设计和规定其他人的人生不是出发点极好，而是控制欲太强……

其实如果我们唯物一点，看回所谓的“乌托邦”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乌托邦”的想象一旦流行起来，这并非是某个人或者某种阴谋团体的某种耶稣式的宣讲或者神迹行为导致的，而是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让没有想象的东西陷入了泥潭，大家才会真正的选择去探讨“乌托邦”

社会“危机”才会鼓动起来的社会运动和乌托邦想象，这虽然是一种反直觉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轻易的在历史上找到这样的对应关系：

就像随着土地制度和财产关系以及巴黎贫民阶级的迅速膨胀引发的社会危机之中，法国的大革命因素开始慢慢的孕育，而随着王党和革命派的冲突加剧，大革命的理想主义—“共和教”才被搬上舞台

还有比如在十九世纪初巴黎频繁的大瘟疫和城市治安的迅速恶化，才引发出了傅立叶和圣西门的关于新的卫生的工人街区的幻想进而走向一种法郎吉和贷款乌托邦主义，同样的欧文则是希望发展出一种工厂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法模型来解决当时恩格斯描绘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条件和失业状况”

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看到的苏俄内战的混乱和官僚等级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和血统官僚制度等等等等。他们最终形成的不一样的结果，经历了不一样的失败，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被提出来然后形成一种社会风潮的原因无外乎是社会形成的结构性困难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而这些危机难以以现存的改革方法克服才引发了多种多样的乌托邦幻想。

从这点上来说，对于乌托邦的想象的风潮恰恰是来自于绝望的环境下的积极的激进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投身于运动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迸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于他的激进和积极的对于社会的重新思考最终形成了一种对于社会危机的反向理解方式，从而走向激进运动的一面，群众运动和多元权力的自我生成。

也只有在乌托邦的想象延伸到群众运动和新的阶级模式对于社会危机的篡越和主权时，所谓“乌托邦”的悲剧才会发生，这种“悲剧”不仅仅是激进的，同样也是离脱乌托邦“主义“的内涵的，来自乌托邦想象走到现实的“想象不出来的”新的主权模式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是革命运动和社会内战的必然经历的过程。然后剩下的革命力量的扩张和革命事件性的延伸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想象，一个事后归纳的“主义”可以负责的了，然后在这之上才能诞生“悲剧”，马克思所称的那种具有唯物主义教训的“悲剧”。

乌托邦的“悲剧性”在于它是诞生在危机之中的积极想象，而危机进入到革命则意味着变化，混乱和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革命的自我生成），但这种“悲剧”是唯物主义的，是“俄狄浦斯”式的螺旋上升的结果，而并非是诸如反极权主义思考的主观的人性之善转为人性之恶的臆想。

而现在对于乌托邦的恐惧和对于革命的恐惧，则是恰恰相反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悲剧”太多，而是在于我们的“悲剧”太少，“闹剧”太多，从而构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缺乏对革命自发秩序的认知，只能抱着尸体和陈词滥调去想象“有托邦”，恐惧的去回避臆想的“乌托邦的悲剧”，沉浸在反极权主义运动的美好荣光岁月（good old time）之中无法自拔。

而对于我们而言，真正的悲剧则是我们拥有太少的“悲剧”色彩的乌托邦想象，拥有太多的闹剧色彩的僵尸乌托邦恐惧和有托邦回眸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好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常常并不符合实际规律。

出发点极好这事又没办法证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没那么直白，你怎么知道真实动机是什么？

退一万步讲，怎么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