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乌托邦？什么是反乌托邦？ 第1页

一提到乌托邦人们一般会想到什么？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而谈到反乌托邦又会想到什么？

是声名远扬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1984》奥威尔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我们》扎米亚京

还是被大众媒体炒得一塌糊涂的

《饥饿游戏》

《移动迷宫》？

乌托邦是什么？反乌托邦又是什么？人们谈起反乌托邦经常讲到的极权主义又是什么？乌托邦、反乌托邦、极权主义是怎样的一组关系？反极权等同于反乌托邦吗？

认知有限，学识有限，更多地是寻找相关的研究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整合。

一、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指“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维基百科：乌托邦）；反乌托邦（Dystopia、Cacotopia、kakotopia或anti-utopia），则是一种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维基百科：反乌托邦）。

然而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都没有对乌托邦内涵的演变做一个澄清，而乌托邦、反乌托邦这些词语在国内的滥用更是让其变得愈加复杂。乌托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原意，“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兼有不存在、完美社会两个意思，源于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在这层意义上，天堂、伊甸园、桃花源等宗教或世人的美好愿景都能囊括进去；

（二）文学意义上的乌托邦，15世纪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开创了乌托邦文学的先河，乌托邦文学（确切的说是正面乌托邦文学）兴盛于17与19世纪，17世纪代表作有弗兰西斯·培根的《The New Atlantis》、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8世纪乌托邦“脱离了文学的表现，变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想”[1]，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19世纪西方资本社会弊端的暴露引发了新一轮的乌托邦文学热潮，以贝拉米的《回顾》、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为代表作。如果说在莫尔那乌托邦还停留在一个朴素、原始的古典阶段，那么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于科技的期待值则让乌托邦设想呈现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幻象，此时的乌托邦文学与科幻小说、科技主义的交集愈发频繁，而伊托邦（e-topia）的出现更是与赛博空间（Cyberspace）紧密联系。达科·苏文在《定义乌托邦文学流派》一文中指出，乌托邦是“

对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另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的描述；另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中组织关系要比作者所处的社会更完美；任何对这种环境，场所或社会的虚构或是更清晰的口头解释性质；相对于通常的抽象的乌托邦计划而言独特的赋予个性特征的任何建构。”[2]

（三）政治意义上的乌托邦，可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某种思想实验或社会规划， 确切的说它是指詹姆逊所说的“乌托邦模式/规划”（Utopian models/projects），

“它指向未来的可能政治安排、新的治理概念、新的规则和法律（或者规则和法律的缺失）等等”[3]（此处的乌托邦词性为中立）。

二是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的指称，将某种社会规划称之为“乌托邦”，意味着该社会规划不切实际、存在内在弊端，这种社会规划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相挂钩，在20世纪 ,“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切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划，皆被各色论者目为'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加以批判和否决。”[4]更有甚者将乌托邦直接与斯大林主义划上等号。三是指称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用科学/空想这样一种二元划分的方式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第二国际和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用‘乌托邦’、‘乌托邦的’来攻击论敌或政敌,用‘科学’来标榜自己或标榜某种‘马克思主义正统’”[5]。第二、第三种意义上的乌托邦或多或少都扭曲了乌托邦存在的价值，迎合了自身某种政治需要。

（四）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布洛赫从精神层面来理解乌托邦，乌托邦精神“泛指对更好更完美的未来的期盼、预感和预显(pre-appearance)”[6]。正如姚建斌所说的，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7]也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反对某种固化的乌托邦模式，宣扬冲击既有体制的“乌托邦冲动”。

二、反乌托邦

那么，问题来了，当下国内大众所说的反乌托邦反的是哪个乌托邦？他们口中的“反”又是什么意思呢？

反乌托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概念，它与乌托邦紧密相连。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8年在英国下议院前的演讲中第一次使用dys-topians这个词，他指出爱尔兰土地政策

“They ought rather to be called dys-topians, or caco-topians.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Utopian is something too good to be practicable; but what they appear to favour is too bad to be practicable”。

而cacotopia则是1818年边沁用来与utopia做比较，表示“the imagined seat of the worst
government”。将dys-topians或caco-topians翻译成反乌托邦多少带了点歧义，它提出来并不是指对于乌托邦（第一层面上的）的反对，而是指乌托邦的反面——恶托邦。同样的，针对不同层面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指涉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反乌托邦更多的是指对于乌托邦式社会规划的批评，文学层面上的反乌托邦则复杂的多。

反乌托邦文学大致分为两个类别：反面乌托邦/恶托邦（dys-topians）与反乌托邦（anti-utopia）。反面乌托邦小说着力于描绘一个糟糕的社会，并旨在批判现有体制的弊端，它的着眼点在现在，而“帕特里克在《寻找乌托邦》（1952）中也首次将dystopia作为描述人类危险未来的小说体裁的术语”[8]；反乌托邦则旨在揭露、讽刺乌托邦本身及其理念存在的不足，它的着眼点在乌托邦的理念。

反面乌托邦小说出现的社会原因不再详述，社会体制弊端、战争、理性与科学的幻灭等等，三部曲就算没看过至少也听过。《美丽新世界》、《我们》、《1984》既是反面乌托邦小说，同时也是反乌托邦小说、政治小说，它们采用了与17、19世纪乌托邦小说相类似的社会建构形式，并将其乌托邦建构理念推演到极致，描绘出一个“表面看来是公平有序、没有贫困和纷争的理想社会，实际是受到全方位管控只有自由的外表，人的尊严和人性受到否定”。三部曲的出现不仅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理论支撑，即对乌托邦社会规划（政治层面上的第二个意思）的批判理论。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反共产主义宣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称：

“乌托邦方法只有靠柏拉图哲学的对于一个绝对的且不变的理想的信仰，加上两条进一步的假定，才能得以拯救。这两条假定是，（a）存在着一劳永逸地决定这种理想是什么的理性方法，以及（b）决定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手段是什么。”“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9]

与共产主义挂钩的乌托邦社会规划何以走向另一种极端，又何以具有一元论的倾向？一元论又是如何导向极权主义的？这些问题或许能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找到答案。而在网友联邦共和dsbird《一元论、乌托邦主义和极权主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4a716370102w86b.）这篇博文中，作者提到：

“按照一元论的观点，通过一种单一的模式，各种价值和利益可以得到调和或包容，这样的观点或许并不必然导致乌托邦主义，但是它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可想象的。”
“如果存在着一种压倒一切的价值、价值组合或者公式，那么对于所有的价值、利益冲突也将存在一种原则上的解决方案：无论做什么或有多大的牺牲都将实现或者最大化那种至高价值。”

反乌托邦三部曲恰恰是这样一些反乌托邦（anti-utopia）理念的文学反映，由此引出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个主题——反极权主义。建立于某种统一的公共价值之上的乌托邦社会，这种高度统一的整体性引起了个体性缺失的焦虑。对于个体性消失的恐惧同时也体现在科技对人的异化上，《我们》、《美丽新世界》表现出了对20世纪现代化进程的质疑，人们所标榜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并没有把人类带向一个美好幸福的世界，与此相反，高度机械化的生命变得卑劣、残酷，这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二个主题——反科技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在这一层面上更引申出了“类似人的生物或机器是否也是人”的话题。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科技，他们都是立于“人”存在的本质这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乌托邦小说、与共产主义挂钩的乌托邦社会规划的一大弊病是对于人性的完美构想，

“这种体制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原罪，显示出了对完美系统的统一性以及理想化的单纯性的意愿。而这一系统，始终要强加于其有缺陷的、难以驾驭的对象”（（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正面乌托邦小说描绘的社会是一个与现世完全割裂的彼岸幻想，它忽略了社会建构、人性改造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一个完成态的社会。而在三部曲建构的社会却是半完成态的，它们并没有完全与现世脱离，在它们所构建的社会里，人的公共价值理念并不是自发的，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固，对于人的思想控制变得不可避免。而诸如欲望、冲突等问题，它必然要诉诸一套严谨、整齐划一的社会控制模式。

然而，我们今天将某部作品冠以“反乌托邦”的名义（集中在影视领域），比如《华氏451度》、《超世纪谍杀案》、《我不能死》、《银翼杀手》、《V字仇杀队》、《饥饿游戏》等，我们是从哪一方面进行考量的？从描述一个糟糕的未来的角度而言，称这些作品为反面乌托邦并不为过，但如果从反乌托邦理念（述宾短语）出发，名不副实的作品不在少数。反乌托邦三部曲存在着乌托邦社会这个直接的对话对象，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乌托邦社会的构建原则将其推演至另一个极端，与其说它们讽刺现实政治，不如说它们在反讽乌托邦（《1984》是个例外，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倾向）。然而，像《饥饿游戏》以反乌托邦为噱头的作品，它们更像是在对话反乌托邦三部曲，利用三部曲的某些元素便巧妙地伪装成反乌托邦作品。

以极权主义为构建理念的反面乌托邦不完全等于反乌托邦（anti-utopia），其区别在于，反乌托邦的极权是为了维持看起来平等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它是一种手段；而纯粹的极权主义却是为了维持某种阶级权益或享乐主义，极权即是目的。

[1] 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2（12），第64页，转引自王小菲.论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5.4

[2] 转引自于云玲.文学乌托邦定义探讨.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2010年第2期

[3] 蒋洪生.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乌托邦研究及其“反—反乌托邦主义”. [J]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4] 同上

[5] 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 同上

[7]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8] 郑永旺.反乌托邦小说的根、人和魂

[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转引自蒋洪生.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乌托邦研究及其“反—反乌托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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