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第1页

中国近代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清朝到近代，那种想象中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其实并不多，而且占地规模并不大。农村中也不存在西方社会那种领主、农奴泾渭分明的阶层之分。

受诸多宣传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旧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地主手里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当时中国的主要土地所有制非常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或者说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是宗族。旧中国从明清到近代，土地并不是掌握在黄世仁手里让杨白劳、王大春为其耕作，大部分土地是在包括黄世仁旁系家族的黄家宗族手中。村庄里面大部分人都姓黄，黄世仁可能是宗族的重要成员，即使代管着宗族的产业，但是土地原则上还是属于整个宗族的。黄世仁某些穷亲戚同样要下田种地甚至租种黄世仁那一房几亩田地。而黄世仁要把宗族或者自己一房的土地卖掉换钱得得到宗族其他成员的同意，宗族其他成员也有优先购买的权力。如果黄世仁没有官府或者后来军阀的关系，把宗族里面的人都得罪透了，啥时候他和儿子一个“意外”身亡，然后黄家亲戚立刻过来收房分家产，寡妇和女儿只能听天由命。而杨白劳、王大春这种一般来自外乡，通常都是受灾的流民。“你也配姓赵”，其实就是地主的宗族本家对外姓的鄙视。

民国时期耕地面积约10亿亩，但是数据肯定误差极大，今天的耕地面积有20亿亩，民国时期按今天的口径计算可能15亿亩左右。旧中国大土地所有制并不发达，以民国最有名的四大地主为例。

北方最大的地主，山东栖霞牟氏家族，占有耕地6万亩（153个佃户村），山林12万亩。而牟氏宗族本身人口就达到上千人，内部也贫富不均。这点土地根本不足以让其发达，牟氏家族在清朝屡屡有考中功名，是以家业传承。

全国最大地主，安徽霍邱李梦庚，在安徽河南等地占有土地20万亩，李氏宗族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就已经是一方土皇帝了，宗族庞大。李氏拥有自己的团练武装，李家庄园墙厚濠宽，俨然是一座坚固的要塞，直到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将其攻下，活捉李梦庚。李梦庚本人从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结下了仇，解放后被镇压。李家同样在大城市拥有大量产业，开设钱庄当铺烟馆等等，老家的地租收入根本不占大头。

河南大地主，巩县康氏家族，也是很早就有人考取功名，后来又靠清朝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的军需生意发达，在豫西拥有土地号称“良田千顷”，也就是大约10万亩土地。主要业务也是经商，康家垄断了陕西的布市。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占有土地1.2万亩。比起明朝就有人中举做官的栖霞牟氏，刘氏宗族人数要少很多，刘文彩爷爷中举，宗族才开始发达，后来刘文辉成为一方军阀，刘文彩也借着弟弟的枪杆子经营各种产业包括鸦片来敛财。刘氏很早就分家，宗族联系不像栖霞牟氏那样亲密。亲侄子刘湘那一房家业就要小很多，生活艰苦，刘湘只比刘文彩小一岁，比刘文辉还大七岁。刘文彩的大地产只维持了30年不到就被土改没收。

最有名气的四大地主及其宗族，人数可能不下万人，耕地也就不到40万亩，人均耕地不会超过40亩。

四大地主后来都被土改没收了土地，分给了贫农，而不少贫农其实就是地主的本家。

其他比较小的，或者没落的宗族，大家自行百度开国领袖们。

旧中国的土地最大头掌握在这样的宗族手里，确切的说，是在很多大地主所在的宗族手里，而绝不是个别大地主的手里。宗族往往很大，不同房的成员贫富悬殊，但是宗族内成员再穷总是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有点天资的小孩甚至可以受宗族接济读书识字。而宗族内族长或者某富户也并不能完全将宗族公田的收入全部私有化，毕竟不是村支书。

单纯靠土地兼并，残酷剥削，是根本发不了家的。解放前，南方灌溉条件不错的一亩地（比如太湖平原）一般水稻200-300斤，部分地区冬季还可以种一季小麦，不用交租，全部归佃户所有；中原两年三熟，玉米或高粱-小麦-大豆或小米，两年间一共200斤玉米、小麦或者高粱，小米和大豆产量要少很多；东北一年一熟，亩产也不过一百来斤。即使是土地最肥沃的刘文彩的1.2万亩，地租对半分，也最多100多万斤稻谷，还要碾米100斤稻谷可以打出68-75斤大米（数量越少越精，价格越高），根据年景一块银元可以卖到几十斤到一百多斤大米，不同年份相差很大，城市的零售价和农村的收购价又有差异。这样算下来，刘文彩一年再残酷剥削佃户，也最多一年从土地上面拿到一万银元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刘文彩的奢靡生活。

事实上，四大地主主要业务都是靠当官捞好处、经商赚钱、或者干脆就是手握枪杆子。

土地的所有者，其实又可以分为名义所有者和实际占有者，以牟氏庄园为例，牟氏在老家的普通成员下地耕作的土地，才是牟氏实际拥有的土地，而其名下的一百多个佃户村，名义上向牟氏交租。牟氏不搞团练，完全靠和官府的关系，如果牟氏遭难，那么比较刁钻或者武德充沛的佃户村很容易翻身夺回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而像霍邱李氏那种团练，如果战败了，那么他们在别的省买的土地，同样也很容易被人夺走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至于刘文彩这种暴发户，如果靠山倒了，新上台的大佬要不是以宽厚著称的亲侄子刘湘，换了别人看中了这头大肥猪，多半也是在劫难逃的。很多时候，由于地主本人迁居大城市，乡间的田地难以料理，只能把收租的事情承包给二地主，通常是同宗或者是佃户村里面的大宗族，往往都是能打架砍人的地头蛇，而远在大城市的地主如果生意破产或者被仇家杀害，那么在乡实际管理田地的二地主很容易夺走土地的所有权。土改时候，民愤最大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二地主。

土地被地主兼并，并不都是地主巧取豪夺，很多都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宗族为了避税，而把土地寄入王朝拥有功名的官僚（范进中举后就有人寄进田产）或者民国军头的名下。

通常情况下，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和实际占有者一般是宗族，而在大城市周边，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往往是基督教会、寺庙、国民党官僚等等，所谓“以末（经商，更多其实是做官）致财，用本守之”。就好比贪官总是喜欢买很多套房一样。同样，洋人、一贯道、国民党党棍，都是可以让军警为之服务的，所以才敢于花钱取得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能够收得到地租，在乱世中为自己多留一条退路。普通小市民积了几条小黄鱼如果想去农村买几亩地做个小地主，佃户就是不交租，你能怎样？下乡砍人？还是为了几十斤米去行贿打官司？

关于地主对佃户的剥削，不同地区差异极大。在江南，冬小麦不交租全部归佃户所有，而且地主在沪宁杭大城市都有产业，根本不稀罕那几十斤稻谷，刁钻或者暴力一些的佃户每年交的租很少，日子还是可以的，后来忆苦，说着说着就说到了1960年。而在北方，城市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地主把农民一半的收成拿走，日子也不能过的怎么样，而佃户收获的小麦自己根本舍不得吃，除了留种以外几乎全卖掉用来交税买生活必需品，自己只能吃高粱玉米面，吃完以后再吃榆钱树皮草根，遇上天灾或者兵祸只能逃亡甚至饿死。而佃户对于地主的抗租也是不绝于史的，把佃户逼急了，为了几十斤粮食，佃户把收租的管家或者地主本人给砍了也不是新鲜事，这对地主来说也不合算。

旧中国的宗族土地所有制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严重降低了国家的税收效率和动员能力。这也是泱泱大国被日本肆意欺负的一大原因，所谓一盘散沙的根源。国家收税，必须通过宗族这一关，政府让出了乡村的行政权、司法权，可是实际能够拿到的又并不多。另外，自从清朝后期开始，镇压之权也下放，强大的宗族经常拥有自己的团练武力，为了争夺田地、水源，或者出于其他莫名其妙的理由，宗族团练之间很容易擦枪走火，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坐大的团练，又成了国家正规军，比方说湘军、淮军，指望这种半私人的武装保家卫国，那是做梦。而清末以来动荡的局面，剧烈的工农业剪刀差，民国万税，水旱蝗汤，使得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华北和西北，传统宗族开始没落，宗族族长的剥削率加大，很多宗族公田被族长私吞，普通宗族成员难以维持生活，流民大量出现，传统的乡村秩序瓦解，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解放后的土改，重新分配土地，其实最主要的是打倒宗族，把原来宗族族长的权威彻底打倒，由党组织取代宗族，政权深入基层乡村。另外严格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土地，将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用于投资工业最终反哺农业而不是把田地价格炒高。

@真理的缝隙 的回答 真理的缝隙：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珠玉在前，想补充几点。

（一）政治与市场

Robert Brenner这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自我维系的，不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鲁克俭、郑吉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他们的逻辑之一是：农业地主以及前近代国家通过向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收取贡赋获利，必须采用基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Brenner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者无法通过积累和增加农业投资扩大收入，只能通过政治“积累”尽可能多地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更多劳动剩余。Brenner的路径强调了前近代地主作为政治土豪压榨依附农民的重要一面，对于很多案例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例如传统中国官绅地主通过科举做官获取政治势力、拉美庄园主的政治影响、英属印度包税地主柴明达尔对印度长期发展的阻碍等（Banerjee and Iyer (2005)）。

（Banerjee, Abhijit, and Lakshmi Iyer,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2005), 1190-1213.）

Robert Brenner的论证很有启发性，但我认为有些地方仍然过于ad hoc,比如他认为前近代农民远离市场，无经济理性，追求自给自足，这完全可以解释为风险规避下的理性行为。他认为地主只有通过“政治积累”才能扩大超经济强制下的贡赋收取，这也很难排除是由于前近代农业投资本身的低回报率。另外，很难说所有的地主都能归为Brenner意义上的“超经济强制”的政治土豪。中国历史学家早有注意官绅地主与庶民地主的差别；张五常也有强调对分成租佃的分析不宜与分成税收混淆；近来不少论著也注意到传统中国土地租佃关系高度市场化、合约复杂而有效的一面，例如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 (豆瓣)对押租银的分析， 民国时期的土地典当 (豆瓣) 、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 (豆瓣)对土地典当的分析等。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地主经济效应的“政治”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Acemoglu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以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前述Banerjee and Iyer (2005)认为柴明达尔地主制的破坏有长期延续性，Dell(2010)则发现秘鲁大地产通过保护农民免受国家权力直接榨取，反而促进了长期经济发展。

（Dell, Melissa,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Econometrica, 78.6(2010)：1863–1903.）

从地主延伸到资产流动性、民主、收入不平等和长期经济增长，是另一支茁壮的文献。例如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豆瓣)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地主只有在被资产阶级改造同化或消灭之后才能实现民主。民主与再分配 (豆瓣) 认为地主拥有的是难以流动的资产，一国精英以地主为主导致精英惧怕民主之后的再分配，从而阻碍民主化进程，影响长期发展。

（二）农业与工业

给定工业化能够实现持续技术进步，扩大生产力。农业地主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命题其实更多与“阻碍工业化”有关。工业和农业是不同的行业，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也带有常见的行业间冲突的色彩。双方的冲突遍及各方面。

1）劳动力控制的冲突。例如，英国1834年前持续几十年的济贫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 侧重对农村贫困人口无条件直接救济，这实际减轻了农业地主的雇佣成本（降低了最低工资），却导致劳动力壅塞于农村，不利于新兴工业资本家。1834年后，济贫与城市济贫院的强制劳役挂钩，一方面将劳动力导向工业化的城市，另一方面通过济贫院的恶劣环境吓阻穷人接受济贫，从而防止济贫院与工厂争抢劳动力。

2）国际贸易政策的冲突。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产业链的位置是不同的，因此会有行业利益的冲突。例如，英国农业地主坚持《谷物法》阻止外国廉价粮食入境，工业资本家则希望废除《谷物法》廉价粮食进口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关税壁垒也影响了工业发展；南北战争前美国南北的贸易政策冲突也是著名的例子。

3）人力资本政策的冲突。按照Galor and Moav(2006)的描述，随着工业发展，工业资本家迫切希望国家出面完善公共教育，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而农业地主对于劳动力素质没有太高要求，反而反感国家为了发展教育从自己土地征税。Joerg and Hippe(2018)使用欧洲数据证明一地的地理因素（是否崎岖、是否适合牧业）通过影响土地集中程度，直接影响当地1900年前后的人力资本水平。土地集中程度越高则人力资本水平越低。

(Oded Galor, Omer Moav, 2006, "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 Demise of the Class Structur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1):85-117.

Baten, Joerg, and Ralph Hippe. "Geography, land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numeracy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3.1 (2018): 79-109.)

但是需要注意，农业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基于这些政策领域的冲突，是基于一个前提，即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性不足。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充分，农业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可以自如转换，那么两者利益将彻底合流，无所谓冲突了。例如，Hiscox的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 (豆瓣)就辩称，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不足，那么贸易政策冲突将以行业利益集团为主；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充分，那么贸易政策冲突以跨行业的阶级联盟为主。

(Hiscox将土地与资本分列为两种要素，因此工业资本家与农业地主的冲突不属于行业利益集团冲突。若将土地视为一种特殊资本，可将资本家与地主的冲突纳入行业冲突的视角。)

然而，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要素流动是很成问题的。考虑到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专业技能壁垒，这本不足为奇。然而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流动性还有两个额外的因素。

1）文化上，很多社会农业地主长期以来对工商业资本家的鄙视。例如，德国容克以贵族后裔自居，鄙视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阶级。富裕容克坚持要求国家保护农业，贫穷容克谋取官职军职等“体面”职业。投资或投身工商业非正常选择。

2）金融上，从农业转向工业投资的渠道不顺畅。前现代社会普遍金融体制不发达，缺乏超越本地的信任关系，投资骗局层出不穷（见 视点 | 杜恂诚：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农业地主缺乏将地租投资工业的可靠渠道。反过来，由于金融体制的不发达，导致农业土地反而成为整个社会在流动性、收益稳定性、产权安全性方面比较优秀的投资标的。白手起家的劳动者选择购买土地以逐步积累财富，以土地发家的农业地主选择继续买地，工商业资本家选择“末起本守”购买土地，甚至宗族社团等准法人机构将土地作为长期信托基金。这都导致社会上的资本过度集中于农业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投资的渠道不顺畅，农业地主也难以与工业资本家利益趋同。

其实最恨地主的，往往不是农民，而是工业资本家和大国政府。

生产力要发展，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金积累、技术革新、劳动力和厂房。但地主阶级全是一毛不拔、目光短浅的吝啬鬼和守财奴，终朝只恨聚无多。他们把土地屯在手里收租子，把钱屯在手里给穷人放高利贷，对投资新技术，对产业升级毫无兴趣。一有钱，要么就是买房置地，要么就是娶姨太太生孩子，顶多不过装模作样衣锦还乡发钱骗个“大善人”的美名，捐个官骗个朝廷背书。

如果天下的富人都是这个德性，当然就阻碍生产力发展了。

生产力发展需要三个要素：资本、市场、劳动力，但这三个要素，在封建时代，都被地主牢牢锁死了，资本都在他们家小金库里，吃饭都不肯多放油，点灯都不肯多一根灯草；市场？需要什么市场？粮食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都收回仓库，自己享用，洋玩意儿问外国人买就是了，反正一辈子也用不完；劳动力都是他们家的租户佃户，世世代代为他们家打工种地，岂能成为他人的劳动力？

你想想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种植园主愿意把他们家的黑人送给北方工业资本家去做工人吗？世世代代摘葡萄种植烟草才是正经的，工业产品从外国买，自己生产原材料就够了。所以南方种植园必须死，不死，就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伟大的工业国美利坚。

中国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地主阶级机会，但近代二百年证明了，资格自私、短视、愚蠢的地主阶级社会精英不肯承担责任，不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是更容易当买办和汉奸！苏北的地主不但横征暴敛，甚至还有初夜权这样的特权，山东孔家的后人更是吸血鬼一样奴役当地百姓，草菅人命，他们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抗税不缴，对农民却是敲骨吸髓一样的剥削。他们对于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们，更是百般刁难，各种敌视，荣氏兄弟办个厂，地主土豪就能怂恿暴民前来砸场子闹事要钱，最后土地拿不到，还要赔钱。

从理性上说，大家都是人，虽然大部分地主不干人事，但我也不会因此歧视他们，地主阶级最可恶的不是坏，而是垃圾，太垃圾，所以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给大家看看毛主席的《寻乌调查》里的一段：

地主阶级把绝大部分人民禁锢在土地之上，用各种各样卑劣的手段剥削农民，对于个人来说高强度的剥削让人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发展；从宏观来说，地主把金银藏起来，货币得不到流通，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农民没有余钱进行消费，更是压抑了商业的发展。

所以说阻碍了生产力。（答得不好请见谅）

把地主换成房东，房租增加到你月收入的六成到八成。

就好理解了。

三十多个人租房子，月收入八成交房租，还有钱买东西吗？有钱吃好的吗？

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房东才买几个？

而且房东的钱又拿来买新的房

房价格越来越高。

工厂东西卖不出去，倒闭关门，或者生产的东西少了，工人就少了，工人工资也少了，能买的东西就更少了。

当然这是比喻，地主比房东要狠的多，地租七八成的都有，还要放高利贷，最后你每年收入自己剩不下啥。你不想租房了可以换城市或者回家，古代你出不了村，去县里打工干活吧，县里就一两家工厂，因为只有地主买的起东西。不需要多少工人。

更重要的是，地主不需要生产力有多高，因为生产力高了，自耕农能打一千斤粮食，那你价格再高他也不会卖地，但是天灾人祸了，自耕农只打了几十斤粮食，那么你虽然你年产几万斤粮食变成了几千斤，但是你也就能在他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几斤粮食就换他的闺女换他的地了，所以古代地主修路修桥很热心，修水利修水库就没那么热心了。

从周到秦，亩产增加一倍，西汉赵过把亩产增加一倍以后，随着儒家大兴，地主兴起，农田亩产几千年硬是没怎么增加过，到了清朝还是扛着几千年前的曲辕犁，用着千年前的方法····除了多了红薯土豆和玉米··还是人家洋大人从美洲找到的。

这就不得不说曲阜最大的地主，衍圣公了，周围的村子叫什么巡山户，放羊户放牛户白菜户等等等，除了地租，还要负责这些，就算土地都是他的了，他也没心思搞生产力增加，因为佃户们吃饱了，就不好了，就要乱想了。

而洋人的稀奇玩意儿，我又不是买不起

当然衍圣公抗战时候被蒋公强硬的带走了，我们还得看别的

就是西藏的农奴主，50年代解放军进西藏，在几千农奴小农主家里就能看到放映机麦乳精和LV的包包，土包子解放军看的目瞪口呆。

就算生产力低，几千人几万人供养你买欧美的洋玩意儿的，还是拿的出来的

但是！

如果，这几千农奴，孔家的上万奴隶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完有剩余，就能拿出来买东西了，虽然买不了奢侈品，但是买几个搪瓷缸子买几块肥皂，就能养活一个大工厂，大工厂招收几十个工人，农奴少了几十个，剩下的土地增加了，生产力更高了，剩下的钱能买更多东西了，开的拖拉机的工厂卖的拖拉机也买的起了，等等等，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只有几个农奴主，一个衍圣公，不要这么多工厂的，生产一个两个奢侈品还不是很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南方农场主才几个？能消费多少东西？奴隶有多少？解放了能消费多少东西？

美国北方的工厂的产品不就卖出去了？

再说你温和点让地主改良··

国民党张静江带着徒弟学生去搞温和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结果徒弟学生被地主用遇匪通共失火自杀等等方法搞的死伤无数，灰溜溜的回去了……

地主阶级有好人，但是整个阶级，已经逐渐的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了，他们内部用儒家学说弟子规宗族之流麻痹佃户，不让佃户出去，佃户越多，地租越高。

房东一方面用成功学心灵鸡汤洗脑。一方面那里涨工资他知道的比你快，立刻涨房租……

你根本就没钱拿出来消费，为什么双十一越来越火？

因为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