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我国士兵也会强奸敌国女性吗？ 第1页

朝鲜，越南又不是没有例子。在国内还有违反军纪强奸！

连鸡奸都出现过

我有资料图片能证明鄙人所言还是收敛的

鄙人可有亲人就是志愿军6#军192师57#团专门抓逃兵，

国内也有的

还是郑文翰日记记载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作者：郑文翰（日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补注）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军事科学院原院长，河南洛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干部部副部长，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秘书)，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政战士出版社副社长，军事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等职。郑文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1955年

29日

上午除办公外，又开了个办公室的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以准备明年一、二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和搬房子为主。分工要我写的材料是关于编制、职责等方面的问题①。

午饭后与王亚志一路到西单去了一趟，在新华书店为老总买了一部书，并在百货公司和一些商店走了走。归来即读中央机关整编方面的文章。

注：

①彭德怀自旅大回北京后即安排撰写他在下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文件首先要阐释我国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第二部分是关于国防建设问题，涉及到调整全军各兵种发展重点和编制比例等问题。

30日

与总参队伍部组织编制处联系，要些机关编制情况的材料，他们也正在准备中。

补：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会议讨论总政《关于执行<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指示>的综合报告》。《指示》的来源，缘自1954年7月20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关于部队中存在的四个严重问题》，其第一个即是：“部分高级干部仍滋长着个人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恶劣形象，据已发现的材料（实际情形当不止此），从1953年1月到1954年6月，师以上干部因男女关系问题而受处分者，即有26人，其中军以上干部占26人”，报告举出情节恶劣者如某军长造成女护士自杀，某副军长企图毒死妻子（未遂）等4人事例。

据此，遵照党中央指示，中央军委与总政于8月8日向全军发出了前述指示（简称八·八指示），要求师以上党委召开党委或党委扩大会议，对团以上干部普遍进行教育，对犯有此类错误的干部进行揭发、批评和处理并上报。

继之，彭德怀于1954年12月29日，军委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又专题论述了防止腐化堕落问题。贺龙、徐向前也在这次会议上痛斥干部中的腐化行为。全军贯彻“八·八指示”，到1955年7月底，总政收到的材料统计，并揭发出师以上干部160人，内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屡教不改者34人，因奸造成人命案3人，谋害人命者4人，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由总政综合上报军委。彭德怀主持讨论后，决定将有些典型事例内部通报全军，要求各级党委继续严格党内生活，防止类似现象发生。

根据《一九五二年志愿军后勤工作简结》，规模仅仅只有11万人的志愿军后勤部队中，从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十一月的11个月中，共发生自杀的一百零九人，自伤的三十九人，逃亡的六百八十七人，汽车肇祸压死的八十一人，压伤的九十四人，误伤的一百零八人，强奸的四十一人，通奸的五百一十四人，鸡奸的一百五十人。1954和1955年，共发生强奸杀人事件20起。

本文摘自《彭德怀年谱》 作者：王焰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朝鲜战争之第五次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作战图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于1951年 4月22日～6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反击战。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五十天的战斗，歼敌“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八万二千余人，缴获和消耗了敌人大量物资装备，迫使敌军转入了战略防御，也使中 国军队进一步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志愿军损失也很大。

（1951年）5月26日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岗：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有些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感到厌倦，认为没有飞机、大炮、坦克配合，很难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炮、坦不配合；对四、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特别因供应困难而对战争胜利表示怀疑；某些干部则产生严重的右倾情绪，不执行命令或违抗命令（比如15.63.65合伙坑180师），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

为解决上述问题，以利今后作战，志司党委在情况许可下，拟于6月中旬召开高千会，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说明朝鲜战争形势，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二、总结作战经验，确定军事指导方针。三、贯彻志司党委关于供应指示，精简机关。会议采用中、朝两军联席会议形式。现已派朴一禹与金首相商量。此次会议希望中央能派人指导，对朝战形势及我军方针任务等给以指示

郑文翰（1920.11.23—2006.1.8），河南洛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区队长、干事、营副政治教导员等职，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和解放新安、孟县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黑山阻击战、辽沈、平津、入川作战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干部部副部长，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秘书)，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政战士出版社副社长，军事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等职，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郑文翰本人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在革命战争年代即记有日记好几大本。《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记录的是其本人从1951年4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间在朝鲜的活动情况。郑文翰时任47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因为工作原因，他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本人及所在部队的生活状态，这部日记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志愿军生活。郑文翰随47军入朝后，先担任修筑后方机场，后又赴开城、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担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政治部主任、副秘书长，还负责中朝代表团驻地的警卫工作。以下是《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时期）对自己所在的志愿军47军某师一些生活记录，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窥见当年这些“最可爱的人”的另一面。

与朝方关系

1951年4月12日：由于语言不通，与朝鲜人民交谈极不便，整天的蛰居不动，甚觉无聊。

4月24日，部队入朝后，对朝鲜认识上有些偏见，主要表现对其风俗习惯之看不惯，所谓“几大几小”，都有些嘲弄口气。

4月29日，民运科同志谈部队纪律状况，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相异，所以产生了一些对朝鲜人民军的隔膜，主动做群众工作也差了。

5月24日，开会时听说四一七团发生了捆打朝鲜政府计划委员会委员长的事件，证明部队蛮横作风仍很严重。

1952年3月14日，今天上午发生了三连副连长王友来打人民军一个侦察员的事件。因该侦察员常到白鹤洞去，战士们看到他与老乡妇女关系不正派，故今天来时哨兵加以干涉，彼不听，副连长到后态度仍然不好，故打了人家两耳光。事发后，在电话上与韩树君谈了处理办法，一面赔礼道歉，另方面准备给副连长以应得之处分。此事即报杜主任，杜要我们将处理情况转报他们，以便人民军。

逃跑投敌现象

1951年4月16日，五天行军中，掉队11名，逃跑2名。

4月17日，向军部发报称，掉队现象多，逃亡中苗族战士占很大比例，尤以运输营逃亡4个苗族战士为最严重。

5月11日，晚，张绍杰来报，最近该团连续发生逃亡事件，另，又发现有企图绝食未成者。

6月17日，昨天派薛凯富到四一五团去，审问七连上士，已弄清并非特务抓去，是自己企图逃跑。

10月30日，派薛凯富到开城协助四一五团来的同志设法捕捉逃兵。

12月31日，今天下午3时，侦三连哨兵处放走向敌方逃跑之3个人（一便衣，二志愿军），当时本可开枪射击，但班长机械执行不打第一枪的规定，只追了一程，追下棉衣、帽各一。从棉衣内之本子、照片可看出逃跑者之一为十九兵团联络员，显然是投敌去了。

1952年9月11日，6时半，七连公路上发生一嘎斯车闯入会场投敌事件，我七连战士程耀山奋勇阻拦被压重伤。……因而出此一事，可说是进来最大的一次事件。

军心浮动

1951年4月26日：今10时，敌B-29六架轰炸我机场，投各种弹数百枚，内有大部定时弹，我伤亡102名（亡18名）。

27日，了解昨日被轰炸后部队思想情况。有两种：一是不怕的，说这样炸也没有炸伤多少人；二是害怕的，主要是新兵。情绪上受影响的主要是感到对我们修筑工程破坏严重，前几天是白劳动了。

5月3日，部队除工作外尚有许多时间，但大都在防空洞里，没有什么活动，颇觉苦闷，开展文娱活动在部队中重视不够，现拟作初步试验。

5月13日，部队修建情绪仍高，备战动员后，个别人中仍是“生死”问题未得解决。

5月14日，师直部门部分人中流行“快打，快胜，快回国”的速胜急躁思想。

5月17日，开师党委扩大会议，部队整个看来，积极上进求战，要打好仗的还是主流，但怕战、怯战、速胜思想也还比较普遍的存在。

5月25日，今晚车站上二支队卸洋灰的部队被火车压伤亡18人（亡8人），又是无谓损失！

6月14日，与民运、保卫干部谈最近纪律状况，初到时因粮食问题不少单位与政府人员发生纠葛。证明了在部队中纪律观念总未能深入贯彻，死角严重存在，必须严加注意。

1952年2月3日，胡部长打来电话，说侦三连3个私藏敌方宣传品的3个人，解方指示要果断处理，免生意外。遂与韩副政教打电话，并派薛凯富去协同办理，已有2人承认，最后一个坚决不承认。此事实堪注意。

2月4日，侦三连今日开军人大会，对私藏敌宣传品给予揭发教育，3人都承认是思想动摇，如在危急情况下可以救命！3人皆湖南醴县人，其中2人成分复杂。

军纪问题

1951年9月3日，四一七团又发生了强奸枪杀案件，甚为严重。

9月11日，最近发生的问题是几起强奸案件，最严重者为四一七团副排长强奸不成枪毙一老百姓案，今日已将韩犯死刑的电报上呈请示了。

9月29日，高翔从侦察营检查群众纪律回来，从汇报中可以看出部队与居民关系，大都搞得很融洽。多少发生些问题的是借物用物上的，与个别不正派女人与军队中个别落后分子的男女关系问题。

10月13日，警戒营一连——四一五团教导队，昨、今两日发生两个排长（一、二排长）打人事件，二排长因打扑克打了六班两个战士，一排长因战士说玩话，也打了六班一个战士，都是无端取闹，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

10月26日，近来，连着发生了教导队战士偷汽车队东西，大队部周医助以鞋子换日用品，四、七连两个班长打架，魏吉文又打人民军等事情，证明部队最近正在出问题，必须引起严重警惕！

11月16日，给许惟写一信，要其处理侦二连司务长出卖公物事件。午后蒋、高二干事汇报三连连务会议情况，大家对连长提了不少意见，主要是对女人作风不正派问题。

12月23日，到蒋干事那里去，看从白鹤洞驻地带来的女特务，从她口中知道三连一排副曾与她发生肉体关系一次，她并有意勾引一排副跑过去，但一排副未同意。此事实给人严重警惕，原来三连在那里与女人关系不正派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有政治问题牵涉在内。

12月30日，根据白鹤洞女特务勾引三连一排副事件发一通报，提醒各连注意。

1952年1月19日，找薛凯福来谈，……对好的单位以表扬，对已经萌芽了的偏向，如：审讯时的诱供、打骂和三连所提出的捉特务比赛等给以批评，以防止严重事件的发生。今日四连所送来的一名特务，衣服上即血迹斑驳，故引起了我的警惕。

2月1日，昨夜暴露了七连副政指与驻地一女孩通奸事件，这是今年发现的第二起事件，前一起为大队部警卫排副排长与妇女通奸事件。此事应引起重视，与张绍杰协商了一下，该副政指决调动其工作，送回家里。

2月12日，张绍杰谈四连副连长与白田里几个朝鲜女人作风不好问题，此事正在查询中。

3月3日，七连又于昨天发现一名战士藏有敌人之投降安全证，该人成分复杂，一贯表现不好，但拒不坦白，硬说是别人诬他，已予扣押。大队部一卫生员经常偷窃公物、药品及别人的钱，今日开军人大会时大家追得结果，偷窃总值约近200万元，但对如何使用仍拒不坦白，也已将其关禁闭，令其继续深刻反省。

8月31日，七连一排长梁银，企图鸡奸战士，事发后态度甚坏，赖以对连领导有意见，故意犯错误，多方抵赖。午时到七连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梁表面承认了错误，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

贪污腐化现象

1952年2月11日，带来方主任一信，提到三反运动已重新深入进行，师党委已经对贪污浪费现象作了较深刻的揭发，暴露出过去贪污浪费现象确属严重。看后我自己也感到如此，拟在这里作一书面检讨送回去。

2月18日，全大队的三反学习，已大部结束。据薛干事谈，侦三连有一半人有腐化思想，其中20多人是因为生活单调苦闷而引起的，故此事颇值得注意。如何开展部队文娱活动，是个应解决的问题。

2月21日，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各连对三反运动第二阶段情况的汇报，所揭发之较大贪污为三连司务长（百万以上）及四连军械员（70万元以上）等。

2月22日，带来方主任一信和一些书报杂志等。方信中谈到三反最近反贪污为重点，全师已捉住千万元以上的“大老虎”17名，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地开展。……从寄来的师的三反特刊可以看到，后面的反贪污浪费运动确实已收到不小成绩，这对今后部队作风的改进是会大有帮助的。

2月28日，读三连所写的三反总结报告，这次运动中三连所揭发较重大的贪污犯为司务长，其他小贪污犯以及有贪污性错误的数目很大，约70%。虽然其他几个连队的材料尚未送齐，但大体上亦可见一斑。

3月2日，韩树君来谈三连司务长坦白情况，经近几天不断的追问，前、昨两天又承认了贪污数目达200余万。该人原系侦营模范党员，改任司务长后即逐渐蜕化，已嘱韩从思想上给以启发，更进一步地解决其思想问题。

3月5日，昨夜四连发生二排一姓李战士上吊自杀事件。其原因是他曾诬告班长偷了战士的钱，三反复查时有人证明他偷的（共8万元），他坚不承认而且态度不好，连干怕在前沿发生问题，即抽回三排，关悔过室，因哨兵未进内检查，故被其用老乡背架上的绳子悬梁自尽，2小时后始发现，已死。

抗美援朝时期的郑文翰，当时担任47军中的中高级政工干部，所以凡是志愿军内部的问题，他都有亲历或耳闻，故《日记》中的这些记载当属比较真实可信的。郑本人也经常在《日记》中进行自我检讨，比如1952年2月13日记载，“上午把反省写完了，着重写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其中我认为较深刻的是揭发了入朝前后的右倾思想和南下后对家庭后来对妻、子的挂念。这两个思想确是自己比较隐蔽的思想问题，而对自己的蜕化思想是起着助长作用的。”当时朝鲜环境艰苦，连作为志愿军中高级干部的郑文翰都不能免俗，更何况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而且，47军中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在全体志愿军中应不仅仅是局部的特例，应该是一种在朝鲜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通观《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时期）可以发现，志愿军中内部的种种问题，多数集中在1951、1952年作战最艰苦的时候，相反进入1952年下半年及1953年战争结束时，这些问题在《日记》中几乎没有反映了，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志愿军的作战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相当的改善，特别是在五次战役之后，朝鲜战争战线相对稳固，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阵地战对峙时期，志愿军方面才有可能来应对内部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