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帝国对亚洲内陆边疆的征服?以及其重要意义？ 第1页

看到这个题目，说题主没看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书，我都不信……

满族对亚洲内陆边疆的征服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跟蒙古人的拉锯史。明末的蒙古分为漠南（今内蒙古）、漠北（今外蒙古）及漠西（今科布多、新疆北部等地）三大部分。这种拉锯以清朝与准噶尔人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贯穿清朝整个17世纪的征服史。

清朝的本部是满洲，在顺治入关后又获得了中原这个基本盘。准噶尔人的本部则是漠西蒙古和新疆地区。清准两国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展开战略上的博弈。从地图上看，双方在战略上都采取了钳形攻势。蒙藏作为这攻势上的两钳多次易主，而以蒙古为重。清朝通过控制漠南来拱卫中原，通过控制漠北来拱卫漠南边疆，通过控制西藏来控制整个蒙古。最终通过征服新疆来完成统一。准噶尔人的战略则是从新疆出发，通过控制蒙古和西藏来威胁中原。双方的博弈最终以清朝的全面胜利告终。

清朝的征服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阶段: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控制了漠南的内蒙古诸部，顺治进入关内，康雍乾三朝稳定汉地并逐渐征服和控制外蒙、新疆和西藏。这一进程至乾隆帝彻底灭绝准噶尔人为止。

满人对蒙古地区的征服最早来自于劫掠汉地的需要。明朝在辽东，特别是山海关一带的防御太过稳固。因此，为了劫掠中原，满洲人需要蒙古人的协助。早在1619年，努尔哈赤就与五个喀尔喀蒙古部落订立了反对明朝的条约。十年后的1629年，皇太极也达成了类似的协定。这种联盟一方面是为了反对明朝，另一方面则是反对试图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林丹汗。1634年林丹汗病逝，两年后，漠南蒙古承认了皇太极的统治，后者对内蒙古地区实施了政权+教权的羁縻统治，而且还相当稳固。换言之，满族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不来自于直接征服，而是一种被动的，趁虚而入式的“静观政策”。

林丹汗

1629年的东亚。后金此时刚刚崛起，尚未吞并漠南蒙古诸部。地图来源 @布哈林。

（应要求，加一个“史图馆出品”。我之前以为艾特作者本人就完事儿了来着……）

1635年，此时后金已经控制漠南，获得了越过长城劫掠中原的跳板。

清朝对蒙疆藏的吞并则是出于对边疆安全的考虑。这些影响清朝安全的威胁主要有四:

1、喀尔喀蒙古内乱不断，极不稳定；

2、俄罗斯的扩张对蒙古边界造成了压力；

3、藏传佛教成为潜在的反抗因素；

4、准噶尔人对漠北蒙古的军事威胁使清朝在漠南蒙古的边疆处于危险之中。

准噶尔人是清朝在17世纪的主要外来威胁。准噶尔帝国的扩张在此之前并未受到阻止的原因是:当时的清朝入关的时间不久，康熙帝还深陷于三藩之乱中。准噶尔人就是在这个战略空窗期以漠西蒙古为本部，建立起了对新疆南路各绿洲国家的统治，同时将触角伸向了新疆东部和漠北蒙古。

蓝线内为准噶尔汗国

然而，尽管喀什距离中原尚远，但准噶尔人还是威胁到了甘肃的西部门户。准噶尔的首领葛二蛋（划掉）噶尔丹更是试图通过挑起漠南蒙古的纷争来给清朝找不痛快，还通过操控拉萨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大和尚的先辈）来威胁清朝对内蒙的统治。事实上，准噶尔也的确造成了混乱，并在蒙古问题上和清朝针锋相对。

大清的心头之患：准噶尔大汗葛二蛋

1683年的东亚。可见准噶尔影响下的蒙藏两地像钳子一样威胁着清朝。

1686年，康熙帝曾试图召开一个包括噶尔丹和大和尚的会议来解决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争端，尽管喀尔喀同意弥合分歧，但噶尔丹的挑拨使得争端重启，并在1688年援助札萨克图汗，后者虽然在与土谢图汗的战争中被杀，然而准噶尔人以此为借口介入了蒙古事务，迫使土谢图汗与数以万计的喀尔喀人涌向清朝统治的漠南蒙古。此时，准噶尔在争夺蒙古的战斗中就直接与清朝对抗了。这次大流亡的另一个后果是:康熙通过对将喀尔喀人划分为三十二旗（修改:多伦诺尔会盟是把喀尔喀分成了三十四旗，大概我昨天看走眼了……），建立了对喀尔喀的管理与领导。

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最终控制还要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准噶尔内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此人是噶尔丹的侄子，试图获得准噶尔的大权，并导致了准噶尔的内乱。尽管噶尔丹在漠南的乌兰布通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战略上他已走投无路。最终被策妄阿拉布坦和康熙联手击败。作为粉碎自己叔叔的代价，策妄阿拉布坦将阿尔泰以东的漠北蒙古拱手让给了清朝。

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最早也是因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重要作用。准噶尔和清朝都试图通过获得拉萨的支持来对蒙古地区施加宗教上的影响。最初，噶尔丹占上风，后来康熙通过支持拉藏汗的政变，让西藏建立了名义上的对清联盟。此后，围绕六世大和尚的转世灵童问题，清准双方在西藏展开了拉锯。1717年准噶尔派兵六千突袭拉萨，清朝则于1718和1720年两次遣军进攻西藏。几场战争后，准噶尔人撤回本土，清朝则带着七世大和尚进入拉萨并建立对西藏的控制。

1722年的清准形势。此时清朝已经控制外蒙古、青海和西藏，对准噶尔形成了钳形夹击的攻势。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也在准噶尔后方蚕食鲸吞，消耗着这个游牧帝国的实力。

对新疆的征服则是乾隆的功勋。此前，清朝通过与俄罗斯签订《恰克图条约》，已经在大战略上完成了对准噶尔人的孤立。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即位后，于1730年、1732年与清朝在科布多和阿尔泰地区再次开战。此后的1739年，准噶尔与喀尔喀划定边界，并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但也在此期间，准噶尔又被内乱削弱。1745年策零去世，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这名字真鸡儿长……）即位，又因腐败无能而于1750年被废黜。他被废黜引发了一系列对汗位的争夺，使得大量/部落首领叛逃。乾隆帝抓住了这一机会，并派遣远征军进攻准噶尔，并相当容易地取得了军事胜利。辉特部的族长阿睦尔撒纳在此后试图自立，但又被回师的清军杀败。自此，准噶尔人不再成为威胁，清朝对内亚的征服也宣告完成。

如何评价？

清朝这个朝代奠定了我国的领土基准。整个清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征服内亚的意义在于将“中国”的概念由汉地扩展到了整个清帝国统治区域。一个明证是清前中期与俄罗斯关于边界问题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中，所有涉及中国的国家代称，用的都是“中国”，如Russorum Legatus Comes Illyricus Sava Vladislavich, et Magnates Sinenses simul sic deliberaverunt（中国大臣，会同俄国所遣使臣）一句，Sinenses即是。百年以后的《清帝逊位诏书》上，“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文字即体现了这一种中国认同。

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只包括汉地十八省的范围。这种观点曾为很多人所接受，例如湖北军政府的铁血十八星旗，以及孙文的“驱除鞑虏”的思想。一些人也以此来叵测说内亚是受中国殖民的，并以此为论据为独立来鼓噪。事实上，考量清代“中国”概念的扩展，我们可以说上述论点在今天完全是无稽之谈。上古的野人认为王畿才是“中国”，中世的蛮人认为中原才是“中国”，近世的洋人认为汉地才是“中国”，都是一种脱离了历史唯物视角的臆断。从这个角度说，对清代中亚征服史及伴随的“中国”概念扩展史的学习，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渊源的理解，至关重要。

参考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豆瓣) 危险的边疆 (豆瓣) 清代西部历史论衡 (豆瓣)

顺便推一个和本题有关的回答，写得不太严谨，权当本人的学术（并没有）认识历程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5745 3282/answer/153302073

这个事情要同时放在华夏文明主要影响区域的历史和世界史的范畴里交叉分析。

从华夏文明史的视角来看，囊括黄淮海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以及相对较高一点的关中平原、汾河谷地的东方大平原，是华夏文明的创造中心。加上毗邻的河套平原、辽东半岛（如果考虑到上古时期河套和辽东与中原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渤海沿岸以及辽东半岛都属于这个东方大平原地带，河套地区则属于距离极近的毗邻区）、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汉江流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珠江三角洲、红河三角洲，这个大概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平原群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但是对华夏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范围还要更大一些。比如说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特别是阿尔泰山以南的准格尔盆地，与以呼伦贝尔大草原为中心的区域一样，是蒙古高原东西两侧两个非常重要的民族起源地，或者说是文明中心。像鲜卑族、蒙古族的起源就在蒙古高原以东的大兴安岭附近，突厥则兴起于蒙古高原以西的阿尔泰山周边。

至于崛起于青藏高原、和汉族同源的藏族，则在青藏高原上的拉萨盆地建立起了文明中心，并且向南影响到了孟加拉湾。

在亚欧大陆这个号称“世界岛”的陆地板块上，这个广阔的区域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巅峰地位。

并且，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这块区域形成了十分严谨的治理体系，出现了条理清晰的历史记录，形成了集散有序的交流中心。秦朝对珠江、红河流域的征服，扩大了这个在东方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的地理基础。汉朝对大漠南北、西域地区的控制，确立了这个东方文明在世界东部地区的中心地位。以中原历史为核心的、主要囊括世界岛东部区域的世界史体系，从此开始建立起来。

站在中原王朝的视角来看，汉朝统治体系崩溃后，兴起的三国、西晋这三个“继业者”王朝，都没有实现重建东方文明中心的目标，并且他们之间的混战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的民族惨剧。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来说，有些人试图否定这个惨剧是不对的。当然，如果站在五胡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因此深入到了文明中心地带，提升了文明水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但是，这个以破坏为主的社会阶段，终究不利于文明发展。好在随着五胡当中对文明破坏性最强的部分族群，在汉族带领下发动的反抗战争中被彻底消灭，各个族群终于找到了共同重建文明的正确方向。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北朝、南朝都在争夺文明领导权。最终以北朝汉化、南朝灭亡为结局，重建了文明体系。

这个重建体系一度失去了对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的控制，后来随着唐朝崛起，才重新恢复。唐朝对草原荒漠地带以羁縻州的形式建立统治，并且形成了最远到伊朗高原的名义统治。然而随着唐朝自身内部矛盾的爆发，唐朝对草原荒漠地带的统治也逐渐丧失了。并且与此同时，对东北方向寒冷地带的控制也衰退了。

东方世界的独立演化在两宋时期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

随着中原王朝的逐渐衰退，西北草原地带、东北寒冷地带都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发展机会。并先后形成了以辽、金为中心、以渤海、高丽为次中心的东北方向的发展中心，以及以西夏、特别是蒙古为中心的西北方向的发展中心。这其中，蒙古帝国的建立，为整合草原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成吉思汗是古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对成吉思汗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军事和征服角度。其实成吉思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历史上首次、彻底打破了千百年来草原荒漠地带的血缘族群体系。

我们了解北方诸民族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曾经贯穿历史千年之久的草原民族，在蒙古建立后就消失了、或者仅在蒙古高原之外保留了一点残余。这是因为成吉思汗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打破族群界限，将所有草原民族按照千户万户的编制重新编组。在成吉思汗改革之后，表面上看，草原上活跃着的还是部落，实际上，活跃着的是军队。换言之，成吉思汗在部落制度的外壳下，建立起了一个军事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说，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蒙古族实际上是多民族组成的、以蒙古命名的大型游牧军团。

这一点要强于唐代羁縻州制度。因为唐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导致唐王朝无法稳固成为草原羁縻州的统治中心。这一致命缺陷导致羁縻州制度特别难以有效控制，崩解得比较早（如果我们将后唐作为这一制度的最后一点成效，那么时间也不算太短。如果我们以回纥的崩溃为结束，那就显得很短了。但是无论如何都要短于成吉思汗这次改革）。相比之下蒙古族一直到明末还有追随察哈尔的习惯。并且很快加入到了清朝治理体系中。

明代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软弱很多。

朱元璋以一己之力再造华夏，功不可没。但是一代人终究无法做几代人的事情。汉朝从刘邦建国开始，一直到汉元帝时期才取得了斩首单于的成就，经历了足足八代人。而汉元帝开始就步入了崩溃。倘若我们以汉元帝之前的汉宣帝为终结，那么仅仅为了彻底确立在东方地区的绝对统治地位，汉朝就经历了七代人之久。可是明朝从未有过这样连续七代人都努力做一件事的时期。朱元璋死后，他的好孙儿马上就开始胡作非为。幸亏朱棣将事情重新拉回了正轨，一度恢复了对红河三角洲的控制，甚至开始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始探索海洋，其触角甚至一直延伸到了南亚次大陆。但是随着朱棣去世，这些努力再次开始付诸东流。最后以明英宗的惨败，宣告结束。明英宗仅仅是第五代人，是汉代汉昭帝的位置。追根溯源，只能说，朱棣相比刘恒，还是差了一筹啊。

明朝对中原文明内部的整合做了很多工作，夯实了中原文明的发展基础。但是明朝对整个东方地区的融合发展，所做的工作就相对有限。或者这样说，明朝的影响力，更多集中在东面的海洋上。明朝对琉球、日本、吕宋以及整个南洋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对西北内陆的影响力要更低。这与当时世界贸易路线从内陆转移到海洋的过程是吻合的。

清朝对内陆边疆各族的征服，也与贸易路线有关系，但是相对来说，更多的是出于军事目的。

清朝建立在满蒙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军事征服是他们的统治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蒙古的控制就成为清朝前期、中期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始终坚持对西北用兵。

清朝并不是为了收复汉唐旧疆而开拓西北，而是为了避免蒙古独立而开拓西北。

清朝也不是为了发展文明而开拓西北。如果是为了发展文明，那么清朝应该和明朝一样，致力于开拓南洋，并沿着明朝的道路，重建对吕宋、爪哇、古里等地的影响力。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清朝对西北的经略，中国现在将无法获得西北的矿产资源和战略纵深。这个想法是思维纠缠不清的体系。你要分析清朝用兵西北的原因就分析原因，你要分析后来影响就分析后来影响，不要将后来影响和原因混为一谈。

就原因来说，清朝对西北地区、亚欧大陆中心荒漠地带的征服——或者按照题目说的，对“亚洲内陆边疆”的征服——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控制蒙古、避免蒙古独立。

如果不是蒙古在天山南北再次形成发展核心，在拉萨盆地重建发展核心，清朝对这一地带的攻略也不会如此积极。

当远居南俄的土尔扈特部落被迫东迁以后，蒙古独立的风险大大降低，清朝对西北的用兵就明显在逐渐减少了。比如说逐渐变成了在甘肃、云南、台湾等地用兵。

有人分析说，土尔扈特东归，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天山南北的蒙古势力被清朝消灭、趁虚而入。这不能说毫无道理吧。但是现实中土尔扈特部落主要还是打不过俄罗斯才东迁的，并因此在东迁过程中损失惨重。

清朝对西北的征服，意味着清朝将扩张中心转向了大陆内部的荒漠地带。这与汉唐对西北用兵可以打通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汉唐对西北用兵，有利于实现东方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从而提升东方文明的发展潜力，扩大东方文明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反复强调汉武帝“凿空西域”的巨大意义，为什么唐代能够骄傲地在长安说此去西域九千九百里。因为这些努力实现了东方文明质的飞跃。清朝对西北的征服，则导致对东南方向的经略严重不足，妨碍了在交通技术条件进步之后、海洋贸易兴起的历史环境下扩大东方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华夏文明内部，那么看起来清朝对西北地区的征服实现了华夏地区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统一治理，意义极其重大。但是只要我们的眼界稍微宽那么一点点，眼睛稍微睁开一点点，能够开眼看世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就纯粹是一场“在大学考研阶段忽然领悟了幼儿园终极必杀技”的愚蠢闹剧。

在汉朝于公元8年灭亡后一千七百多年，重新干了汉朝干过的事情……

简直就是弱智。

当时欧洲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又说中国是一个幼稚的文明。这就是清王朝给世界的印象。

当然，这些思想家似乎只是看到了表象，并没有认识到原因所在。

实际上清朝干得也不比汉朝更好。因为汉军斩杀匈奴单于是以一支临时动员的偏师深入中亚草原的咸海附近做到的，而清军消灭蒙古独立势力是在天山南北，整个差了一个阶段。

清朝对西北的经略，其不合理性是，此举建立在他们对文明发展的任务主次不分的前提下。清朝对西北的经略，其合理性是，此举建立在按照他们的统治逻辑必须控制蒙古的前提下。

换言之，清朝的反动性导致他们必然选择对文明发展不利的战略方向。

清朝对西北的征服，其重要意义就是清朝将原本在征服海洋之后就可以顺手做到的事情，以牺牲文明发展潜力为巨大代价辛辛苦苦提前做了。

可谓“七八岁就结婚结果没能活到十八岁”。

实际上，如果我们站在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中国直至今日都没有获得安全的世界环境，其原因就是中国在清代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清朝在海洋上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建立起了对东南亚的牢固统治，那么世界史就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海洋，而是中西葡三足鼎立。以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家体量、文明层次，他们终究只能围绕中国生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只能产生中国中心论。

在西班牙输给欧洲新的竞争对手——例如英国——之后，中国也会立即做出反应。那么接下来的局面就应该是英法等国在印度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争取对缅甸以及西藏地区的完整控制。而斗争也必然会在西域展开。这样中国对西北的控制或许会推迟一百多年，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对西北实现控制的结果。不但如此，届时中国将会是以始终高度参与世界近代史的姿态，牢固树立从阿富汗以东到太平洋、从外兴安岭到印度洋控制权的强大近代国家。

可以这样说，如果清朝时期的主要精力用于海洋，那么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而不会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

而以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当时的发展趋势来说，致力于海洋是必然方向。

但是清朝的反动性决定了他们必然只能优先解决蒙古问题。这就好像夏朝明知道商朝要反，但是如果他们控制不了九夷，他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商朝造反。

并且在解决了蒙古问题以后，清朝以为自己控制了蒙古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于是他们的主要精力就转变为优先控制和压缩中国本土居民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在整个世界都在一日千里的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却在字面意义上的裹足不前。

可笑的是，还有很多人在分析清朝对西北内陆的征服有什么辉煌的意义。

当英军的战舰出现在南京城下的时候，仍旧满脑子蒙古马队、满汉大防的清朝，就应该彻底翻篇了。

把你们的眼睛从题目的限制里移开、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