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堪称千年大计决策的有哪些？ 第1页

在中国乃至东方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千年大计”是秦至西汉对岭南地区的征服，这一决策使得原本华夏文化影响极为稀薄的两广和越南北部自此成为稳固的汉文化大本营。虽然我谈过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汉化”并不成功的事情，但若无秦汉南征以及日后的悉心经营，考虑到3世纪时“印度化”文化已经推进到越南中南部的“林邑”地区，两广及北越其实也不会“汉化”这般彻底，甚至被一定程度“印度化”也并非不可能。

在先秦人眼中，南岭-武夷山以南地区是极为遥远的化外之地，遥远到甚至极少进入时人的谈论之中。在最早的先秦地理著作《禹贡》（本人推断是春战之际孔子暮年的作品）之中，将南中国划分为梁、荆、扬三个州，其中梁州处于西南方向，与两广关系甚少，可不论；而荆州的南界是“荆及衡阳维荆州”，其只到湖南省中部一带，扬州则是“淮海维扬州”，这里的“海”是指东海一带，并无确指。《禹贡》当中的河流，有提及的最南端则是澧水和九江，仍不出江西、湖南一带，而没有珠江水系的河流。《禹贡》当中从甸服到荒服的五层各只有500里，到2500里开外的“荒服”已经是“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的悬远状态，更远则已无考，以周代“一里”计，“荒服”只到湖南南部而未及南岭。

战国时铁器大大普及，秦、楚、燕、赵四个位居边疆的诸侯国都大力开疆拓土，秦国消灭了巴蜀并控制了陇右诸戎；赵国北击林胡楼烦直抵阴山；燕国跨过燕山开拓辽东；而楚国也沿着长江的几条支流南下，进入湖南、江西的大片土地，最南可达“苍梧”地区。有少数学者认为楚国的“苍梧”郡已经越过南岭进入两广北部，但更多人则对此持反对态度。

从考古证据来看，先秦时期岭南流行的也是土著色彩浓厚的文化，陶器为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几何印纹陶，青铜器物则多见矛、刮刀、匕首等器型较小的兵器、工具等，并有靴形钺、越式矛、扁茎剑等形制较为独特的土著器物。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发现相对较少，其中发现最多的也是本土化的“越式鼎”，其壁薄腹深，足细长外撇，已和各诸侯国的鼎明显不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一时期岭南跟长江流域的楚国等政权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交流，早在二里头时期代表夏文化的牙璋就传入广东乃至越南北部，在两周时期两广地区也的确有甬钟、编钟、壶、尊、壘等中原式青铜器发现，战国晚期的广西平乐县银山岭墓葬中的大量铜、陶、铁等器物更是已经和同时期楚文化极为接近，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更体现楚国对这里的影响，但通过对器物组合的深入分析发现这里更可能是受楚国影响较大的越人聚居地，而非楚国所控制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没有发现楚国文字也可佐证这一点。此外岭南同楚国的“交流”也主要集中在两广北部山丘地区，而在北部湾沿岸和珠三角地区等更靠南的地方则相对少得多。

同一时期的越南北部流行的文化同中原文化的面貌相差更大，在大约公元前7世纪左右，这里兴起了以铜鼓而闻名世界的“东山文化”，东山文化也有很明显的越人色彩，其铜器有斧、钺、剑、矛、戈、刀、锛等兵器和工具、手镯、耳环等装饰品以及铜鼓、铜锣等乐器，在两广多见的靴形钺也有大量出土，而汉式铜器如鼎、簋、壶、钟等相比两广地区就相当少见，其船棺、铜鼓等文物还有云南地区滇文化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红河相互沟通的。

这些同中原文化相差巨大的文化就这样平稳发展着，虽然同周代诸侯国间或有物质文化交流（按距离递减）但几乎没有受到他们统治的迹象，但到了秦朝，这一切都改变了。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赵佗南征百越，平定今日两广（可能还有部分越南）地区，在这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华夏势力首次正式越过南岭，戍边的秦军是第一批大量进入岭南的华夏人群，他们把铁器、马匹、犁耕、丝绸等先进生产力和汉字、汉姓、印章、郡县制等汉文化带入两广地区以及可能的越南北部，开启了这里持续上千年的华夏化进程。

在秦始皇去世之后，关东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而位于岭南的任嚣、赵佗等人也在筹谋割据，最终任嚣染病去世，赵佗则称王建立南越国，其领土涵盖两广和越南北部一带。在广州发现的象岗大墓就是南越王陵，其出土的铜、玉、铁、漆等材质的器物同中原无异，甚至还使用“文帝行玺”的金印，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汉化政权。

然而被这些发现所掩盖的是，南越的“汉化”其实并不稳固，这一时期南越其实只有人数不多的来自北方的上层统治者是真正采纳汉文化的，而广大山地则遍布着同华夏人文化完全不同的人群——甚至到唐朝时两广地区还有大量所谓“生獠”存在。如果南越在汉以后仍然长期保持独立状态，其像云南一样部分“印度化”乃至于像吐鲁番地区一样彻底去“汉化”也未或不会发生，这一点从赵佗时期的“椎结箕踞”也可以看出端倪，幸而汉武帝时期对南越的征服彻底扭转了这种可能。公元前111年，汉将路博德、杨仆领兵灭南越，汉朝在南越设立了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自此到唐朝，华夏王朝一直稳固的统治着两广和北越，只是交州南界有所退缩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经略岭南和北越的路线同后世有很大不同，是从注入洞庭湖的几条长江支流经武陵、零陵等地溯游而上，迈过分水岭（为此修有“灵渠”以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进入珠江流域的漓江、柳江等河流，顺流而下抵达苍梧、郁林，之后或沿西江干流抵达南海，或自邕江上溯，抵达合浦乃至再度翻越分水岭进入交趾。所以汉代时广西和越北反而比广东更兴盛些，《汉书·地理志》载交趾郡92440户、苍梧郡24379户，而南海郡则不过19613户而已。在孙吴之后这条路衰落，岭南重心转向广州一带，而交趾地区的交通则改为海路为主。

当然汉王朝在获得两广及北越的土地后，对这些地方推行华夏化也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在离中原王朝更近的两广地区在南越国时期已经有一定华夏文化基础，其华夏化速度相对较快，到西汉晚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这里流行砖室墓，随葬品也是汉式铜镜、铜灯、鐎斗、陶楼、陶仓、陶灶等广泛见于汉朝各地的器物，完全处于汉朝文化共同体当中。

越南北部地区离中原更为遥远，在汉灭南越之前尚未有具体建置，土著的“东山文化”依旧盛行，文化面貌同中原相差较大。但自交趾郡设立后，大批华夏人群从北方南下到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越南北部，他们与土著人群（一般俗称“骆越”）的交流、共存、以及同化的过程就持续了较长时间，并在考古发现中也有记录。

在西汉时期，汉墓和东山文化的墓葬常常在同一区域集中发现，汉文化因素从北向南、从晚到早递减，东山文化则相反。在东山文化得名的清化省东山遗址，1961到1962年发掘了44座汉代土坑墓和1座汉代砖室墓，砖室墓完全属于汉文化，土坑墓则有9座完全随葬汉文化器物，23座随葬汉文化和东山文化器物，11座完全随葬东山文化器物。在清化省另一处重要墓葬群绍阳墓地，共发现有129座东山文化墓葬，而汉墓仅18座，全部是土坑墓。可见在北越偏南的清化地区（汉之九真郡），西汉时期土著人群的势力还相当强大，而汉文化则相对弱势，相比之下位于广宁省，离中越边界较近的冒溪墓地就从一开始是比较纯粹的汉文化遗存了。

在西汉时，汉墓仍然比较有限，即便在红河三角洲也只分布在太平江及其支流富农江的下游地带。在东汉早期，汉墓仍分布在太平江的下游地带。在东汉中期，除除了太平江流域之外，太平江的支流白藤江北岸地区，即靠近白藤江的出海口处，以及红河下游东岸地区都有汉墓分布，少数墓地的位置已经深入红河平原腹地。东汉晚期，汉墓集中分布在白藤江中上游的北岸 天德江中游的两岸以及红河中游的东岸地区，少数墓地的位置已经到达红河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带,靠近越南东北山。东汉末期至三国初年，白藤江两岸靠近白藤江出海口处、天德江中游两岸红河中游两岸皆有汉墓分布，部分墓地的位置己经跨过红河，位于红河西岸，靠近越南西北山地，在清化地区也有类似的进程，只是更慢一些。汉朝统治越南北部的三百年就这样见证了汉文化在红河平原上逐渐扩展的过程。

史载公元43年，东汉大将马援平定了土著豪强征氏姐妹的反叛，再度巩固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北部的统治，在征伐交趾当中马援获得了“骆越铜鼓”，这是东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考古学也揭示了在1世纪中叶之后，东山文化迅速消亡，和马援的军事行动时间相一致，自此汉文化就在越南北部地区稳稳扎下根来，在河内市东英县古螺发现的东汉中期墓葬出土了纪年铭文砖，其建造不早于公元111年（永初五年），表明此时越南北部已经出现了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士。汉末时许靖等士人避乱进入交州，进一步发展了这里的文化，因而即使10世纪后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其文化仍然留有汉文化的深刻烙印。

越南独立后从11到18世纪持续南进，蚕食占婆和高棉的土地，一直达到金瓯角，并基本完成了对这些地方的越南化。而广东人的大规模“下南洋”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汉化，但仍然在海外华人当中留下数量可观的粤语人群，同时今日广东也成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方而不再是荒蛮边陲。这一切追本溯源都和秦汉时对岭南和北越的经略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