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语言,土家语刨去里面高比例的近代汉语借词(土家语、仡佬语这类散布的珍稀语言随世代发展急剧汉化的程度常人很难想象),本族语词汇还有语法和汉语差异非常大,老派的语法粘着特征很强。但除了语言外大部分所谓的区别特征充满了建构(当然其他民族建构的文化、风俗、历史记忆也一点不少)
本身土家语的有确实证据可推定古代使用范围(鹤峰到泸溪)也远远没有今天土家族分布范围广,今天很多土家族地区的认定标准只是native而已——而关于native的解释完全是学者们想象并建构出来的,例子参见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少数族群族属相同的贵州务川和沿河两县在1987年后各成为了什么自治县。所谓的土家族的共同区域“武陵山区”现在文化(不过华夏化之前这个区域确实曾是文化上的共同区)根本不是一个共同区域,而和地理一致,应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共同的“武陵山区”也是80年代后建构出来的——
随便举几个80年代“民族成分恢复”后学者给土家族建构的传统文化:
1.敬白虎。认为土家族既为巴人之后裔(实际上潘光旦提出的只是一种假说),所以应该崇虎。而实际上不论是不是讲毕兹卡的,今天认定的这些土家族里有崇白虎的,也有认为白虎是灾祸的。于是后来有湖北土家族学者想了一个妙招,说“坐堂白虎”是土家族家神,“过堂白虎”是邪神,将两种自相矛盾的信仰轻轻调和起来了——然而过去哪里有过这样的区分?从在土家语使用地区过去的田野调查资料来看,白虎因为五行属白(很不合民族专家口味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很华夏化的),更多代表肃杀,是邪神,完全不支持巴人后裔崇虎说。
2.摆手舞。在湘西土家语地区确实有跳“舍巴日”的传统,但是在渝东南黔东北过去根本闻所未闻,还是特派专员去湘西学来的,在21世纪后逐渐普及,并宣称为“文化传统。”
3.包白帕是为了纪念化为白虎的廪君。实际上今日的土家族地区除了包白帕外,还有包黑帕的,于是又有学者说白帕是表示白虎,是来自于廪君后代的廪君蛮;黑帕来自板楯蛮。然而,包白帕,是四川(不含川西藏区以及藏彝走廊地区)、重庆、贵州、鄂西、湘西这一大片地域一亿多人过去(劳动阶层)的普通装束,没有任何族群区分的内涵——反而是民国就被承认的少数民族如嘉绒、藏族、彝族、苗族并不会包白帕。至于少数土家族包黑帕,那确实有可能有些“遗俗”的感觉在里面,但也有人说只是觉得青布禁脏。
4.哭嫁、喜丧、傩戏——作为族群边界的其他习俗:实际上这些风俗在附近地域普遍也有,或许这可以解释为土家族文化影响了附近的汉族,但其实安徽南部、福建、广东、香港、青海、四川等地到处都有哭嫁,安徽、江西、山西、河北、贵州西部也都有傩戏;贵州全境、客家地区对待丧事都因为乐器过多从古至今被礼俗专家诟病,这些习俗并没有成为族群边界,也难以说体现了多少族群特征(在此很想配林黛玉的图“我还以为是什么新奇玩意儿呢”.jpg)。
5.虚幻的共同地域——“武陵山区”:武陵山区从地形来看当然是有一条主峰为梵净山的山脉,然而别忘了山脉既是统一,也是分割,它是分水岭。如同南岭分开广东人和湖南人、江西人一样,武陵山分开了长江南岸的两大支流乌江和沅江的流域,武陵山以西是乌江流域,武陵山以东是沅江流域。不过历史上,在宋代这一地区华夏化之前,这片地区的确曾经是武陵蛮的共同地域,是苗族的摇篮,但是后来高度汉化的本地统治者田氏等主动归附,推广文教,招徕隔壁四川的流民,宣称自己“殁夷殆尽”。华夏化之后,并非山地民族的汉人面对着这一高出山间坝子一两千米的武陵山,自然就如同天险,他们并没有如同这个地方原住民苗瑶人一样的对山的亲近和与之和谐共处的能力,所以历史上在原住民苗瑶人那里的统一的共同地域——武陵山,自然成为文化的分水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贵州铜仁市所辖区域在1935年的建制中就大概形成,然而八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地人仍然依据武陵山,也就是历史上的各府分界线,将铜仁分为西五县(旧思南府、石阡府)和东四县(旧铜仁府、松桃厅),前者在《黔南职方纪略》中的描述是“境内悉系土著汉民,既无客户,亦无苗人”,后者则是历史上腊尔山多次爆发苗民起义后国家修建了南方长城的苗疆重镇。今天在语言上,这片区域武陵山以西讲川黔派西南官话(包括川黔片和西蜀片,一般所谓的四川口音),而武陵山以东则讲湖广派西南官话(湖广片,但铜仁东四县和重庆秀山讲语调和湖广片一致、音韵接近川黔片的过渡体方言),完完全全依据山脉分裂开来。因为过去由于武陵山的阻挡,从武陵山西侧想去到东侧,得走极其凶险的山间小道,或者要往北绕到盆地略多的重庆秀山一带;而从武陵山西侧可以沿乌江一路水路到涪陵入长江,武陵山东侧可以从锦江、酉水到沅江,和湖湘地区交流。两地自然和直线距离很远,但实际交通更方便的地区往来更多,而非两千米山头一边可能只有几十里的另外一个府的人。所以接纳移民来源,尽管目前这一区域都说是江西来的最多,但从地方志看,武陵山以西地区实际上在明代接纳的四川流民人数可能比之前编户的本地人还多,而武陵山以东则接纳的较多是江西、湖南人,今天还有赣语方言岛。
后来依据民族成分恢复结果,可能也是为了扶贫方便,国家不断扩大武陵山区的范围,甚至都到什么遵义正安、湖南怀化一带,“武陵山区”的语言文化差异就更大了。武陵山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既是不知山路艰险的现代人对古代的浪漫想象,也是为了一定需求而有意建构出来的产物。
利益相关,本人是湘西苗族人。首先题主所感受到的风气并不是土家族独有,应该说武陵山区一带、甚至是整个云贵差不多都是这种风气。 土家族识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的识别地区是在湘西州北部一带,人数也才几十万。八十年代因为某胡的政策,人口暴增到800多万,范围也从湘西扩散到整个武陵山区,并成立了两个以土家族为主的自治州和众多自治县。(传闻八十年代曾有土家官员希望以武陵山区为中心建立省级的土家族自治区,震动中央,最终停止了民族识别工作)。 土家族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民族(或者说这个民族里本身大部分就是汉族改的)。土家语是主宾谓语法的语言(大部分土家族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被划入藏缅语族,但语支待定。官方资料现存的使用人数是10多万,实际可能更少。土家语使用人群主要集中在湘西州的龙山、永顺、古丈、保靖四县的部分乡镇。靠近龙山的湖北恩施州来凤县百福司镇也有零星,不过人数更少。
历史渊源,目前的两种主流说法,一个是巴人说,土家族是巴国遗民后裔;另一个是乌蛮说,即土家族是乌蛮东迁的一支。而提到土家族的历史,就要提武陵一带的土司(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领主),因为历史上武陵地区的土司直属地区,如今都是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所以不少土家族很以土司文化而自豪(土司享有初夜权)。但我也接触过很多连土司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家族。不过随着土司城申遗的影响,这方面的历史应该会越来越为人所知。
土家族的风俗就是过赶年(提前一天或两天过年),茅古斯舞(带有阳具崇拜的“草裙舞”),摆手舞(庆祝的舞蹈,现发展为广场舞),撒尔荷(原本是葬礼上跳的,现在发展为广场舞,汗)。事实上后三个舞蹈都是后来重新推广的。至于哭嫁,南方很多地区都有。三棒鼓,明明是汉族风俗,湘西州为了旅游宣传也安排给土家族了。 宗教信仰方面,土家族的巫师(梯玛),俗称土老司,受佛道的影响很大,只发展到传统的有灵崇拜阶段。
关于服饰方面,我一直都在吐槽。
土家族没有标志性的服饰,其旅游景区(比如张家界)曾经一度把苗族的服饰和银饰拿过来忽悠游客。近几年结合土家织锦,发明了新的“土家族服饰”,不过总好过剽窃苗族的服饰吧。每次我对一些土家族人说他们在穿苗族服饰,他们便会以民族文化融合来狡辩,甚至有土家族地区的导游告诉游客,有牛角的银饰是苗族的,没有牛角的是土家族,这是无稽之谈。
下面是我在百度图片上搜土家族服饰得出的结果,其中画蓝圈的是苗族服饰,画黄圈的是彝族服饰,剩下的也不能直接说就是土家族的服饰,因为还是有其他民族服饰的特点在上面。
土家族论坛的网友也这样抱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新闻网曾发过一个特别内涵的新闻
我截出一小段给大家看看,一个民族的服饰居然还要研制。而且记者也很隐晦地承认土家族服饰的确是在盗用苗族的银饰(之所以说隐晦是因为直接采用的不仅仅是配饰,还有服装款式、纹样等等)。
此外《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第07期
也有对土家族的内涵描述,包括其服饰和识别过程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杂志实在是不严谨,居然说银饰的借鉴是因为混居。但这个说法其实是问题的,因为图片中的这种银冠是来源于贵州黔东南的苗族支系,湘西本土的苗族支系原本是没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湘西的凤凰古城搞旅游开发,从贵州黔东南那边引进了这种苗族银饰。这种银饰出现在湘西也才三十多年的历史,居然这么快就被土家族吸收了。
下面贴一个土家族服饰的老照片,说实话,感觉此时的土家族服饰和清朝的女装已经没有太多区别了。
好在湘西州的土家族近几年有所觉悟,终于研制出了他们的新式衣服,如下图所示。上面的花纹是土家织锦,土家语称西兰卡普。虽然服饰和配饰上还有苗族风格的影子,但比起以前还是有进步。希望土家族同胞能好好发扬自己的文化,总拿邻居的东西和文化来忽悠游客也不太合适吧。
图片侵删。
再给题主的问题做个总结,首先张家界市是完全汉化的地区,当地没有任何少数民语言的分布,也就是说张家界根本没人说土家语,此外也没有人穿传统意义上不存在的土家族服饰,到底有多少土家文化很难说清楚。景区所看到的各种民俗表演都是为了吸引游客后天制作的。毕竟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商是外地人,大部分商贩也是外地人,怎么可能捣鼓出本地文化?这句话通用于大部分旅游景区。楼主感受到的不同,更多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若想体验真正的土家族文化,建议来湘西州的龙山县坡脚一带,当地还有一定规模的土家语人群。
毕竟是最后的土家语守望者,再过二三十年后有没有机会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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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苗防备览》中的“土人”部分,从其语言可看出就是当今的土家族
18世纪,北京话在奉天府(沈阳)、锦州府 取代了原本一直通行到明末的昌黎话(由满文《三国志》对音可证)。
奉天府的北京话,是现代东北话(哈阜片~大碴子味)的正源,当时的沈阳话是大碴子味(饿=ne),跟近代闯关东之后受胶辽官话强烈影响的“曲么菜味”沈阳话不同。
锦州府的北京话,是现代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几个区县(秦锦片)的正源。秦锦话从锦州府扩张,在卢龙(永平府城)取代昌黎话的时间应该晚于锦州,具体时间不明,可能是19世纪。秦皇岛由于形成市区的时间已经是近代,一开始就是说秦锦话。
18世纪的北京话另有两个分支:顺天府(北京)& 承德府。朝阳、赤峰的建置虽源自承德府,但近代受移民(主要是汴宋官话)影响形成的单元音化“干面子味”跟承德已明显不同。
了解了昌黎话之后,越来越发现,现代东北话虽然音系在17~18世纪被北京话洗掉了,但是词汇却可能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明代辽宁(昌黎话)继承下来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
A、“没”的两个声调—— mei4来 vs mei2钱;
B、嗯呐,来自上古燕国【诺】(na:k),昌黎话最大特征;
C、唠嗑;;;D、屯里、屯下、老屯、XX屯 等等“屯”相关词汇;;
E、扔=leng,这个词原本以为是胶东话影响,现在看来是明代辽宁继承而来。
F、朝鲜朴氏=piao,这个很可能说明,丹东在明代并不说胶东话。
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觉得,东北话的历史纵深一下就不一样了,
他全面融合了 幽州(北京)、平州/营州(卢龙/昌黎)、登州(牟平/蓬莱)的文化厚度,
近代在黑土地上,迎来了空前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