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与故事方面，西方名著是否比中国名著要好? 第1页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从故事性角度来说，评判叙事优劣(即能否抓住读者)的关键在于什么？

两个最显见的维度，一是结构，再是人物。如果你打算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不妨试试这两个切入点。

先说结构。结构决定了你先说啥，后说啥。从功利角度看，要能抓住人，要能吸引人往下看。贺拉斯评价《伊利亚特》，一开场就是打战争的高潮环节说起，各种冲突、矛盾，前因后果，针头线脑，全都在这里汇聚了，观众和听众就觉着精彩，要往下看。

像这种源头性的东西，它奠定了西方文学一开始就有优势，后面人有样学样，精益求精，反弹琵琶，怎么着都好。结构不好会极度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比如巴尔扎克经常会在开头连篇累牍地描写故事的发生场景，很多读者没耐性读下去，也就错过了一部极棒的作品。

中国文学讲不讲结构？讲。但审美旨趣不同。中国文学以史传文学为渊薮，小说志怪，话本传奇，虽然是娱乐大众，但审美品味上也会努力往史传上靠。其文直其事核，这个是我们的审美的要求。史传在结构上，讲的是章法、秩序，乃至于微言大义。三国演义的结构，和他要讲的“历史规律”高度一致，就是跟很有秩序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挺美的。一部水浒传，妥妥俗文学，作为最主要的人物宋江是第几回才登场的？红楼梦的开头压根不是俗间的事情，不往后看你还以为他在谈仙说鬼。中国文学在抓读者的紧迫性方面，没有提得向西方文学那么高，技能树点的不一样。

倘若硬要以西方文学里小说的结构为正统，你甚至会发现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作品都不算小说了。儒林外史、水浒之类，只好当作短篇的连缀，而无限靠近于“三言二拍”。

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提出的要求，及至到古典主义总结提炼而为三一律，善于在节奏整饬上时刻抓住读者/观众，缔造长而延绵的文气。今天我们习见的长篇小说，通俗小说，也无不如此，注重情节人物的一致性。

倘若有较复杂的，读者就不易接受，甚至读不懂。拿罗布格里耶的小说给读者看，甭管作家多厉害，你看读者能不能看得下去。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作家不再追求这个，不再满足于只讲个故事，结构也完全不同了。

再说人物。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能不能讲好故事，最核心的还得是人物，是人物给叙事提供了能量。

编剧写作上有“30页障碍”的说法。你前面有一个很好的创意，30页展开，发现没什么可写的了，甚至怀疑这个东西压根不值得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故事的动力——人物，不清晰，不知道要干啥了。编剧写作练习上有描画人物小传的要求，就是你要写的这个人，他的性别年龄爱好特长婚姻社会关系之类，甭管故事怎么推进，先把这些搞清楚。只有人物足够清晰了，叙事动力才有保障，写作时候才能搞清楚他遭遇问题时候的解决办法。

哪怕是一个小孩子扫地的事儿，有的小孩扫地就马马虎虎，东一下西一下，完全不得要领；有的从头到尾，一丝不苟扫干净，扫一下是一下；还有的小孩鸡贼，直接把垃圾推沙发下面，假装瞧不着。性格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同，随后的情节发展当然也就完全不同。《甲方乙方》里面，李琦老羡慕面对严刑拷打就是不招供的英雄，寻思自己也试试，结果家伙什一上，不问就全吐出来了。这就是用人物性格碰撞环境而造出的小小反讽。

再比如读三国，之前在群里和老哥们聊，有的人到走麦城弃书，有的到火烧联营，有的到星落五丈原。这就是人物的重要性。而在人物塑造方面，中国文学其实是弱于西方文学的。这一点也跟第三个原因有关系。

第三个原因，就是文学发展脉络的不同。西方文学，是打史诗和戏剧开头的。史诗是叙事诗，戏剧是故事敷演。全都是人物塑造的技术活。有句话说，莎士比亚把能写的人物都写尽了。莎士比亚也不是石头缝蹦出来的，他前面有古希腊戏剧，有罗马戏剧，特别是有塞内加悲剧，还有他当时的时代环境。这些都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可以说他就是这棵树上结的果。

中国文学的大宗是什么？是抒情诗啊。是重兴发、很感性的文学品类。它在一开始，包括之后的发展，就没有把人物塑造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传奇剧，情节性算是比较强了，它触动观众或者读者的点是什么：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还是情感的兴发，触景生情。

情节有没有？有。人物有没有？也有。是不是靠曲折情节和立体人物征服人的？那就难说，更多是辞句的移情，音韵的华美。唐诗宋词元曲杂剧，一路走下来，抒情特征始终不变。

但是不是说文学作品好，就必须得在结构和人物上抓住读者/听众？并不是。文学的涵义没有那么窄，更不该把路越走越窄。巴尔扎克的开头不吸引人，但是你看完回头再看，就会发现那些枯燥的交待多么必要，而他的作品又是如何和整个时代、整个世界发生了互文。

那些也很好，甚至更好，只不过满足的需求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