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人民为什么不反对泽连斯基政府？ 第1页

你这个问题，某个美国人想过，为什么中国人不反对蒋介石政府？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是西安事变之前发生的事，那么之后人民会不会反抗蒋军呢？当然也有。他们不但反抗了，还帮助日军打蒋军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 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那么是这些民众不知道好歹吗？不知道蒋军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帮助日本侵略者？只要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正是这样少数具有人性的国军

还有抗日时期的中流砥柱共产党，实行民主制度，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发动人民战争，这才让抗日战争有了正义性。

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蒋军与日军双方都没什么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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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应该再回答一个镜像问题，那就是俄国人民为什么不反对普京。

我认为这个与日本人民为什么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同样的问题。

也可以同样用过去的史料来回答，之所以我不用当前的乌克兰、俄国资料，原因就在于我没这个能力，我只能用他人收集出来资料。

在1933年初春，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大梨树沟，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马家屯与日本关东军鳖刚村一旅团数千敌军遭遇战的战斗间歇，收集敌军战死者的弹药的时候，意外地在嘎呀河边的一处隐蔽的松林中，发现一辆满载子弹、发动机被破坏了的日本军车，在河边同时发现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还有一张纸条用日语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 ，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
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坂本寅吉，日本国埼玉县秩父市篠原町人。出身工人家庭，一个哥哥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少年时曾随父来上海读中学，未毕业就回国。当过鞋厂工人，富有正义感，是日本反战同盟会会员，被强征参加侵略中国战争，在炮兵部队服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勇大队，连续取得突袭楂林伪军据点和智取大陈军用仓库的胜利。寅吉受到极大震动。稍后，应邀与坚勇大队领导人直接晤谈，“约法三章”：不进山区采伐树木，不掳掠烧杀，不做不利于坚勇大队的事。皆一一做到，并发展到为坚勇大队提供军情，送药品、日用品等。日本侵略军方面觉察其工作不力，另派黑田接替其职务。主动与坚勇大队配合，用计将黑田诱出楂林，在杜门村被坚勇大队俘获。由此受到怀疑而被拘押审查。1945年5月，从义乌县城乘火车押往杭州，途中跳车投奔坚勇大队。其后，在坚勇大队袭击诸暨红桥宣何街汪伪军据点战斗中，协助部队做好战俘工作。早先已与中国姑娘蒋荷菊结婚，自己取名蒋贤礼。是年，将妻儿留在义乌，自己随军北上。在鲁中，与另一日本战友宫本说服日本侵略军一个旅缴械投降。

1931年，中西功在满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

在日本国内，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就发布命令，禁止罢工，强迫献金献物，节粮储款，购买国债。从1938年9月起，规定每月1日这一天。日本人民要粗衣糙米，禁酒止欢。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在日共被摧残后，开始向合法的左翼力量开刀。1937年12月18日，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劳农派等左翼组织，在全国逮捕400多人，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日本无产党执行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加藤勘十，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领导人铃木茂三郎，日本劳农派创始人山川均，早稻田大学教授铺猪股津南雄、茂野塞林，作家中西伊之助等等，这就是日本历史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8年2月1日，日本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有泽广已、大内卫兵、协村义太郎等的“劳农派教授集团”七人被逮捕，这是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9年，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论著中，主张“和平乃真理”，被解职。1942年9月，满洲铁道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细川嘉久在《改造》月刊发表文章，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改造》社、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三单位，有49人被捕，其中有3人被严刑拷问致死。
正如鹿地亘1938年在中国写的《日本文化在监狱中》所述：“不论看哪本杂志，脑海中熟悉的作家、评论家的名字，都已经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些从不曾听见过名字的作者……在我心里，闪烁着几千个被捕和失去执笔自由的作家、学者的姿态。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已经进入监狱。”
在日本统治阶级的疯狂镇压下，日本人民坚持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有位女学生在投向报社的稿件中写道：“人民消瘦，皇后却胖起来了。”不少人痛恨东条英机，公然喊：“击落英机！”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共产党就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揭露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号召人民起来投入反战斗争。拥有300万人的日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向东京政府请愿。不少工农团体也召开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们结队在车站上卧倒，高呼：“还我们丈夫和兄弟”口号，迫使火车停驶。日本进步人士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口号鼓动出征士兵家属组织“索夫索子团”，向日本当局请愿，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日共还发行了秘密机关报《冲过暴风雨》、《民众的呼声》，报道军需工厂和农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1939年3月，反战分子投弹于大阪陆军兵器库，引起大火。4月，一艘潜艇上的反战分子，撞坏佐世保镇守府所属的潜艇。8月，反战分子投弹破坏了大阪皮革工厂。
从1938年到1942年，工厂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如1941年神户工人发动静坐罢工，坚持了5天。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3000多工人罢工。10月，横滨重工业红鹤见工厂举行了大规模罢工。1942年，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神户川崎造船厂、东京艺浦军火工厂、受爱知县钟民工厂工人先后罢工。怠工成为各工厂普遍采用的斗争形式。军需工厂缺勤率一般达到15-20%。农村租佃纠纷，1941年到1944年间，共达1万次，参加人数有9万多人。
知识界也继续展开反战活动。记者桐生悠悠发表文章：《他山之石》，反对侵略战争，而被囚禁。基督教徒明石顺三等人，公开发表反战言论。

1939年1月22日驻大沽日军3000名士兵反战哗变被镇压。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士兵反战事件。
7个月之后，仍是在大沽口附近。100多位拒绝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士兵与宪兵互相对射，击毙数十名宪兵，在付出十几人的伤亡之后，终于跑到海河的另一面。与此同时，日军存放军事物资的三个仓库也在同一时间被焚毁。
此次行动之后，日军司令部恼羞成怒，针对天津的所有士兵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将一些可能拥有反战思想的人全部剔除出队伍，甚至有的被就地枪毙。日军的此种做法再次导致部分日军开始反抗，由于他们已经被隔绝开来，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暴动，因此他们计划毁掉存储有日军物资的仓库。半个月之后，日军在天津最大的军事物资仓库被焚毁，里面的20多万靴子，衣服，数万只步枪以及不计其数弹药被彻底焚毁一空。

看了几个回答，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俄语区在乌东除了克里米亚地区和顿巴斯地区以外哪里还占优势。

2001年乌克兰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说俄语的俄罗斯族人口和说俄语的乌克兰族人口也就差了两百万不到。俄语人口加起来占总人口也就22%左右，俄罗斯族人口更是只占17%左右，而且这还是算上了现阶段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领土的克里米亚。

但是由于俄语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母语为乌克兰语的人日常生活中不一定会只用乌克兰语。因此就会有网上广泛流传盖洛普的那个08年民调结果，不过民调这玩意儿我只能说仅供参考。

至于说泽连斯基不尊重俄语的，那可真就是扯淡了。泽连斯基自己本身就是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犹太人。他去年才把乌克兰语学明白。泽连斯基的政治诉求之一就是乌俄双语平等，这也是他在乌东能拿到大量选票的原因之一。

而且最离谱的就是有些人这个岁月史书改的真是妙哉，把《语言法》这个屎盆子扣到泽连斯基头上。然而把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国家官方语言这事是波罗申科时期通过的……

看到这些，我只想到了一张图：

整个国家已经法西斯化了，没人敢反对，否则杀。

和俄罗斯谈判的代表被暗杀。

mma选手在车臣训练过，打

平民想离开交战区，不行

以幼儿园做阵地，拿孩子做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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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hai-san-ren-23 网友的相关建议: 
      

泽连斯基得政权毫无疑问是一个垃圾政权，是一个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垃圾的政权。

但可惜乌克兰人民也没有选择啊。

你既然要反抗就要组织起来啊，在一面旗帜下聚集起来。乌克兰人民没有一个我党啊，有的话谁都会去支持我党这样的政权而抛弃泽连斯基这种垃圾。

也没有第二个选项啊。捏着鼻子支持泽连斯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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