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
这件事并不复杂,先看原文: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
这段话中“救”取“助”之意,即连年出军背景下,诸郡不能应调相助诸葛亮,巴西太守吕乂可以应调,且无逃兵。
李福在建兴元年任巴西太守,在建兴九年八月后替李丰为江州都督,此时吕乂方能任职巴西太守。由此可以确定这“多不相救”一事发生在建兴九年八月后。
考诸葛亮之后的动态:
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建兴十一年
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
建兴十二年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
再参详吕乂本传:
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累迁广汉、蜀郡太守。
建兴十一年冬蜀军已开始运粮,吕乂任职汉中太守当在此前。前文可知诸葛亮调发诸郡士兵,那么推断此举当在建兴十年教兵讲武前后,又诸葛亮北伐建兴九年李严事件方歇,建兴十年符合“连年出军”这一背景概述。
再查《华阳国志》建兴十年条: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劝农。 车骑将军刘琰与军师魏延不和,还成都。秋旱,亮练兵讲武。
“多不相救”或有“秋旱”之缘故,旱灾导致农业收成不理想,征调士兵又会致使一部分农业荒废,诸郡开展工作自然难度倍增。
为何吕乂可以应调?
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
执法严酷苛刻是这位的特点之一,他又喜欢任用能够照章办事的吏员,所以他贯彻政令和落实执行的力度极强,能完成调发。吕乂也不是一味严酷苛刻,他提供的五千士兵没有逃兵,是因为他既有约束,也有安慰、心理疏导一类的工作方法。
诸葛亮以吕乂这类人才供继军粮可以说再合适不过,暗荣的三国系列其实应当给吕乂一个能吏。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史料写的清清楚楚,“士伍亡命,更相重冒”是亮卒之后的事情,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的必要性。当然,并不是说战争对“多不相救”这件事没有影响,只是表达“多不相救”有出自于天灾和官员行政风格,执行能力的因素。
蜀汉的地域与人口都是三国中垫底的,战争带来的负担理当是三家之中最重的。然而终诸葛亮之世,无非也就是“多不相救”这种情况,相对于曹魏和孙吴因为苦徭役一类爆发的逃亡叛乱已经好得很多。
若是探讨穷兵黩武,还不如看看曹魏与孙吴的这二条史料:
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
……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所以我常说,曹魏与孙吴的黑料信手拈来,但谈蜀汉的黑料则需要“找”,蜀汉的表现其实比吴魏要强得多。
其实乐于和平,苦于战乱属正常状况,百姓苦战不需证明。益州人民既非人均战神,也不是天生嗜战,怎能不苦?问题在于汉末三国就是军阀兼并割据动乱的时代,战争才是主旋律。如同疫情来临,还想着歌照唱舞照跳,一切如常,可能么?没人能置身事外,时代有局限性,该有的矛盾蜀汉必然也存在,只是诸葛亮处理到这种程度,谁又好苛责什么?
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