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在松锦会战发生前的公元1638年春夏之际(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崇祯曾主动派遣秘密使节前往沈阳,想和皇太极议和。双方有实际接触。
但是事情在朝廷上曝光后,立即遭到以卢象生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黄道周为代表的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崇祯皇帝寡断,又不愿意站出来担当,反而把这事推卸给别人。这次议和就不了了之。
清朝崇德三年四月初四,忽然发生了一件事:六个明朝人搭乘一条小船,悄然来到辽河口,被清军巡骑拿捕。此时皇太极西征蒙古,不在沈阳,留守王贝勒(应为济尔哈朗或其他人)热情接待这些人。
是日,明镇守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瞽者周元忠偕六人,诡以议和来报。留守王贝勒信其言,遣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礼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詹霸,迎宴之。——《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四月初四
六人当中的为首者,竟然是一个算命的瞎子,他自称叫周元忠,受山海关镇守太监高起潜的指派,来沈阳拜见清主,转达崇祯皇帝的一个想法:明朝打算与清主议和。事关重大,为达到保密的目的,明朝才委派他这种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微鄙人士。
处于交战状态的明清两方,时常会物色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做信使,完成一些官方还不便出面,需要低调暗中联络的事务。这类人士有商人、有百姓、有被俘后被有意释放回去的文武官员和军卒。最常见的是番僧和方士,明、清和蒙古三方都很敬重藏传佛教喇嘛,又痴迷谶纬和占卜,所以后两者最适合以私人身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任务。
以往数年,明朝对和议的反应一向都很迟钝,现在态度居然出现大逆转,不仅主动派人来,还号称是得到明朝皇帝的授意。周元忠的突然出现,立即产生轰动效应。
皇太极回到沈阳后又惊又疑,他先交待下属盛情款待周氏,又做出两个安排:写了一封给高起潜的回信,重申愿意休兵言和的旧话,嘱咐周元忠带回去复命;另外再派出线人,与明朝宁锦巡抚方一藻接洽,想确认周元忠的身份和他的言辞是否属实,验一验这个其貌不扬却谈吐不俗的家伙,真是肩负重担的明朝密使,还是胆大包天来骗吃骗喝的江湖混子。
周元忠在沈阳住了半个多月,带着书信告辞,再也没回来;方一藻那边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皇太极等了四个月,没下文了。
其实周元忠说的都是实话,只是崇祯又变卦了。
崇祯做皇帝时,明朝已处在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境之中,农民起义在北方各地烽起。崇祯八年春,农民军杀入凤阳,烧了朱家祖陵,给崇祯帝造成极大震动,“几欲惊死,素服避殿,哭告祖庙”。转过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提出一个挽救危局的惯用策略——攘外必先安内。以杨嗣昌和高起潜为首,在朝廷内形成主和派,在得到崇祯帝允诺的前提下,主张先与关外的清朝言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于是有了前文周永忠的故事。
当周永忠和方一藻都带回皇太极的反馈后,明朝君臣在朝堂上就此事展开讨论和谈,随即受到卢象生、黄道周等人的激烈反对。本来支持和议的崇祯皇帝又遇事寡断,不愿意站出来拍板表态,这事就这么虎头蛇尾的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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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在战争双方决策者脑子正常,对下约束力尚在的时候是有用的。
战争法作为国际公法的一部分,属于多角度多方面博弈的结果。
当然也有更微妙的,比如渥太华禁雷公约属于技术上欺负人的范例。
扒掉人道主义等外面罩着的词汇。在战争里面比着赛干无下限的事儿实际上完全对战争胜利没啥正面作用。
屠杀民众只能给后勤承包商带来好处,增大军官约束下属其他行为的难度,让占领军维持占领区稳定并且获取劳力和粮食物资的可能性极速减小。繁多的反抗和逃跑也能搞得勤务部队神经衰弱。指望恐吓能让人乖乖听命那是日本妖怪故事看多了。
杀战俘除非你保证自己的人不被抓,而且对方战俘在战争结束时的谈判意义是非凡的。万一碰上一个死心眼的非要你一百个马鹿将军的脑袋换我方一个战俘的命。哪怕没成,你因为自己的弱智行为在胜利者的屠刀下面走一遭,顺带成了某个爱出风头的胜利者的新闻陪衬,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
等等等等
总之除非觉得自己能赢到底,以及事后清算不会折腾到自己头上。否则不要干这种不讨好的事情。
当然人这玩意日常不能保证自己脑子清醒,那就只能祈祷决定你命运的人喜欢闪光灯,而不是丁是丁卯是卯你写检查都得查你字数写没写够的认真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