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腐败到什么地步？ 第1页

塌方式腐败

宋时，无赖这个阶层就有了一定规模的组织，到了明后期，更是发展迅猛，组织严密，开始采用“饮血”这种形式结党，且越来越公开化，据明末祁彪佳《宜焚全稿》对“三吴”地区无赖团体的描述：

从来地方棍徒，无有显著其名号者，独三吴则苏属有打行，在常属有天罡，其种类又有獭皮、蚂蚁、黑虎、秤槌之名，其团聚有百子、团圆、冬青、棒槌之会，其所为则曰放线、生蚤、放春、紮囤，而其流毒最甚，则曰造访、团赖、打抢、奸淫。

江南常熟县有位访行头目“大阿哥”叫邵声施，史载其生性慷慨，挥金如土，凡是四方游客及女伎之流到了常熟，他都加以结交，让他们“饱所欲而去”，而部分地方官员更是与其频繁来往，常熟县有位姓瞿的知县曾因辖区内一囚犯越狱事件而面临罢官，在邵声施的上下打点后，避免了罢官的结局，从此瞿知县对邵声施无不言听计从，在与其书信往来中，更是自称“盟弟”，成为其保护伞。

依靠这位“大阿哥”的影响力，其手下头目邹鲁延、陆奉泉、宋云卿等人也开始在地方上横行无忌，甚至“归恶于邵，而邵多未之知也”。他们被巡按御史捉拿后，最终惨死在苏州府的监狱，从官方判词：”虎狼蛇蝎，毒聚一团，羽翼爪牙，满张要地，阴握朝廷之政，明操生死之权。”中不难看出部分地方黑恶团伙的显赫超出人们的想象。

而且自明英宗以后实行的捐纳制度，使得无赖开始对政府各级机构进行渗透，“市井无赖，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骆问礼的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当时的情景，市井无赖们用各种手段获得的钱财，投机取巧进入政府各级衙门中，投充书办胥吏，每逢京城差官外出，他们都会跟随，到了地方后就想着怎么捞油水，如替人传递消息，胆子大的直接篡改地方官员的考核册籍以此来向官员索贿，不愿给的，即使有功也会被找到以往的过错而改为有罪，这样他们不仅捞回了行贿此职的银钱还能赚一笔。

《明经世文编》载：神奸秘计，玩弄差臣于掌股，而颠倒武臣，索之重贿，不厌不止，差臣固不能万目防之也。

无赖流氓对政府的渗透还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通过假印和假文书卖官行骗，极大的阻扰了朝政。

方震孺曾对一位因赌博而被人告发的绍兴人说：“尔能发一大奸，则宥尔杖。”这个绍兴人叫陆培元，他犹豫再三，最后将一连串的人名吐了出来，随后方震孺挨个搜查，查得：

陈双泉家，沈业家，假印文书各一箱，自州、县以至藩司，自抚、按以至部堂，其中的印文无所不备，而其印亦无所不假。

王九家，假长单一束，兵部原解印文一宗；董小江家，假文书一束，假印八颗，有县、卫、吏部、后军都督府之印。

外人想纳一官，参一缺，无需巡抚、巡按，也不需银库、铨部，只用这些假印文书，便可全部办妥，而这些文书部分更是起自万历二十年（1593），“父子相传，以为世业”。

捐纳制度不仅使得无赖对各级政府进行渗透，还使得国子监生和地方生员开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士风败坏严重，曾留传着这样的笑话：凡是市井闾阎有人互相争斗，动不动就说：我雇秀才打汝。士风至此，已是可想而知。许州学生王某，曾因一小事而怒骂老秀才魏显，魏显虽颇有学，然亦无行，同样对王某进行肆意谩骂，于是吵架升级，“王某呼其族无赖数十人，殴显几死去，发殆尽，呕血伏枕”。

黑恶势力团伙因不从事生产，但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自己团队的运作，为此矿业、盐业、钞关、宣课司、驿递都是无赖经济活动的重点领域，开黑店放高利贷更是基本操作。这些都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导致某些市镇的衰败，如嘉定的南翔镇，过去“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但由于无赖的蚕食，使得徽商“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

士绅是地方社会的领导者，是地方清流的代言人，他们是可以调停地方各利益集团与中央利益的中间势力，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要求维护、建设地方的愿望，任何威胁到地方社会稳定，并进而危及到士绅利益的，他们就会联合地方乡保、地主，共同向地方官员上禀，要求除去这种威胁，毫无疑问，无赖就扮演着这种角色，他们是社会的破坏者。但明代地方社会上，士绅开始与无赖合流，双方不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利益的瓜分，甚至士绅成为无赖的幕后操纵者。日本汉学家宫岐市定将明代士大夫分为两类：

1.为”乡宦“，包括在任官僚及待命中、退休后的官僚，他们以乡里为根据地，厚殖资产，动辄利用自己的中央政府的地位和权力，横暴乡里，招致民怨

2.为”市隐“，他们拥有一定的学衔及官位，但对仕途绝望而归隐乡里，虽较民众有特权的地位，但热爱乡里，与民众共甘苦。

明末广东就有一种叫“冒宦”的无赖活动，就是假冒官宦的势力，为自己抢禾、占田，这些无赖并非真正的官宦之仆，但不乏一些官宦乘机将其搜罗名下，成为真正的爪牙。

明末的地方村镇，毫无疑问已是士绅与流氓共同把持，据崇祯《乌程县志》一位叫陆呐斋的老人所说：

假如今各镇市中必有魁滑，领袖无赖子，开赌博，张骗局。僧道念佛则挨入司香火，社节出会则奋身醵金钱，甚至贩盐窝盐，兴讹造言，无所不至。黠者又结衣冠人为助，把柄在手，头绪甚多。流棍异说可疑之人，因而附丽，显为民害，暗酿祸端。

士绅一旦被流氓获得把柄，便只能与他们妥协，即使官府出示禁止，他们同样可以借助歌谣中伤地方官员，并联合士绅的力量公开抗拒。

晚明朝廷的统治力量止与县衙，地方社会之权事实已被士绅和流氓共同把持，地方社会上诸多公益事业，如寺院、善堂、会馆、会所的建设除了官方的支持外，无不受到士绅和流氓的支持，但这并非是他们热心公益事业，而是流氓无赖成为一方头面人物后，也需要借此改变自己在民众中的不良形象。

若将目光聚焦到朝堂，官员纵盗养寇更是蔚然成风，天启年间，崔呈秀任淮扬巡按御史时，凡是地方所获强盗，只要每人向他缴纳两千两银子，即可释放。部分士大夫发迹前便有亲身为盗的经历，如高捷，高拱之兄，官至南直隶操江巡抚，少年时就有轻侠之称，中举人后，还与群盗剽掠行旅。中进士后才稍改故态；再如刘焘和尹耕，前者官至左都御史，后者官至兵备副使，他们都与劫长（即盗贼首领）交好，刘焘任山东济南府推官时，一起与投奔他的中原劫长饮酒食肉，殆无虚日，尹耕则是在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途中，受到了一些劫长的资助。

高捷、刘焘和尹耕只是发迹之前有过为盗的经历，可以归结为年轻时犯的错误，但某些却是发迹之后却依旧为盗，祸害一方，如都御史陈九畴，晚年纵诞声酒，一次因为宴客缺乏资金，“辄从一骑，出百里外，必有所获而归，人亦不敢问之。”而浙江平湖的马维铭，在万历八年（1580）致仕后，横行乡里，曾藏匿大盗数人，盗贼所得财物，均得以分赃。

不少巨宦之家更是从盗贼起家，《明孝宗实录》载

盗贼之源，皆有富家巨室藏匿分赃，官兵莫之敢捕，遂至猖獗。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一种转向，他们不再推崇传统的儒者为典范，而是崇尚豪侠，不甘做个乡之愿人，而是想像苍鹰那样不被拘束，儒学也从王儒转为盗儒，盗贼中的侠义之士赢得了士大夫的赞誉，最典型的就是李贽，他称林道乾，一位活跃闽、广海域长达30多年的巨盗为豪杰，究其原因，是他已看清真正的强盗是那些官员，官之行为本就与盗贼无异，《汉书》也载”吏皆虎而冠“。与那群无才无能的士大夫相比，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而袁宏道也有诗云：“莫交无义儒，宁交有心贼。”这里的有心，是要符合儒家之义。

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士大夫开始关注如何对流氓和盗贼进行管理，明末高攀龙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不如利用流氓中的首领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手下，具体是将天罡党中的首领登记在册，由官府提供他们的薪水，平时由他们“摄其徒党”，一有事，则使用这些流氓，若有诈害良民之事，唯首领是问。这种用盗论的提出，也说明当时无赖流氓和盗贼势力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内容皆源于：《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陈宝良著

emmm，腐败到什么程度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如果一条一条列举，实在是太多了，也比较繁琐。我们来谈谈宏观上的，腐败对于日暮中的大明朝都有哪些致命影响。

1.军事上的

首先万历到崇祯初期的对满洲战争中，存在着巨大的贪污腐败且有一整套的利益网络。无论是从中央朝廷的财政拨款（内帑/户部），还是要军事装备的制造、发放上面，无不存在着大量的腐败。

修堡垒、募战兵、缮甲具，计划以强悍的国力活生生的耗死满洲的大明朝，是逢战必败，打了败仗就是堡垒被毁，军械丢失一大堆，士兵死亡、失踪、被俘一大堆。

然后周而复始的，朝廷花钱募兵、练兵，制造甲胄、兵器、火器，然后送到辽东，继续干。身为前线，而又军屯失败的境地，什么东西都要靠后方输送过去为主，这对财政的拖累实在是太大了。

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后，开了凭坚城耗死人的策略。首次经略辽东的熊在开铁新败之后采取了系列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严厉的惩治军官贪污，游击陈伦一个人就贪污了3240两军饷，熊将他斩首：

贪将陈伦伏诛。初，伦为标下左翼营游击，盗军饷三千二百四十两，包娼奸宿。经臣熊廷弼廉得其实，遂斩以狥。奉旨辽左向来法纪纵弛，武备衰废，熊廷弼诛贪斩懦，具见军令严明，不负委。以后将领务各上紧整顿兵马，杀贼立功，毋得仍前贪懦，自取罪戾。今钱粮匮乏，措处何等艰难，乃任将官通同侵盗，且新旧各兵，多老弱无用一，概虚糜。监军、赞画及各道如何不行查核，熊廷弼还着督同各官振刷设法稽查，毋滋虚冒。^[1]

我就不提兵屯制度的崩溃和军事卫所系统的糜烂了，也不提控制马价，攫取暴利；也不提将士兵当做奴仆这种事情了。这条记载直接就讲明了，你们这些驻守边疆的将领，净知道贪污盘剥，侵盗朝廷饷银，要知道给你们筹措军资，朝廷有多难？

这不是熊廷弼第一次针对辽东军事系统贪污行为的打击，作为监察系统出身的官员，他在巡按山东的时候，就弹劾过辽东巡抚贪污。

山东巡按熊廷弼论劾候代抚臣赵揖，侵欺辽镇年例马价银两，并分巡广宁道按察使郝大猷符同作奸，请乞严行勘处，章下所司。

巡按辽东时弹劾海防副总兵做生意：

辽东巡按熊廷弼劾奏防海副总兵吴有孚、镇江游击吴宗道，役纵水兵，兴贩海上。每装载货物，撒放中江，勒□民取直，甚至改换丽服，潜入属国，压取貂参，其资本出有孚，而宗道为之窝顿地主。乞将二弁正法。章下兵部。

熊廷弼在满洲后金兴兵之前，多次上疏警告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后来他还建议在辽东屯种，岁可得一百二十万石，省年例银不下二三十万。又建议在山海关、杏山、锦州、义州、广宁、沈阳、开原、铁岭等地开荒，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军饷负担，但是到后来都是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呢？后来熊廷弼还把自己的家丁留在了辽东充当应援之兵。

不过别人怎么看待熊廷弼，我个人觉得他是能臣，可惜所生非时。

后来熊廷弼首次担任辽东经略后，攒了不少家底子，辽东的兵力也有十来万的增援。但是很快就被弹劾而去位，中间不过一年时间。

后来的结果就不用说了，袁应泰无能，丢失辽沈。

2.政治上的腐败

从一点来说吧，救灾。

要么是隐瞒不报，要么是报久未发，地方备荒制度也是名存实亡。万历十七年年，朝廷派遣户科给事中杨文举到浙江去赈灾。他到了以后竟然说这么繁华的地方竟然上报受了灾，你们是想要欺骗挟制朝廷么？结果当地衙门不得不大张旗鼓的招待他，供应他旅游、宴饮、嫖娼等。

至于吏治腐败、官场腐败、剥削小民这样的案例太多了，不列举了。

军国大事，百姓民生都不顾了，这不就是腐败到了极致么？这样的朝廷不等着灭亡么？

参考

1. ^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七

徐光启曾有一疏，从中可窥一斑。

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

臣于三月二十日以后、前后廵历通州昌平二处、据山陕河南三营、册开原额民兵一万六百名、内除三月以前、沿途迯故、并选取援辽上等民兵外、实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向来行文清勾、陆续解到迯兵、并臣所募补教师家丁等、共新收八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见在食粮民兵七千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辖三营兵数也。

徐光启说，通州昌平原额民兵10600名，刨去援辽逃亡等，实际只有6837人，又新收839人，需要吃兵粮发军饷的三营兵共7676名。

臣自三月受事、前后逐名点选、核其年貌、程其勇力、除巳前选去援辽、今营中俱无上等外、止于中等下等内选出中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巳上二等。稍堪教练。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为火兵杂流。其余下等三则、俱不堪用。

但是这七千多人里，兵分三等，一个上等的兵也没有，只能从中下等里选出中上等715人，中中等1193，这些人还可以训练一下。中下等2122，勉强可以当下杂兵干点杂活。其余不能用…

什么是下等不能用的兵呢？见下

其如各州县官诚心体国者不乏。苟且塞责者较多。中间有大半强壮者。亦有大半老弱，或杂以疲癃残疾者。如臣愚见。中等之兵。稍堪指教。亦极费力。下等大半悉应退回。

老弱病残孕是也……即三营兵七千多人一半多是这种玩意。

而所谓下者真最下矣故据臣所见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过二千。并入可充厮养者。不过四千。求其真堪教练成为精锐者。不过一二百人而巳。此臣简选之大略也。

徐光启总结说，这3营兵七千五百人，能操兵器的只有2000，勉强充数也就四千。经过训练能堪称精锐的，也就一二百人罢了。

厂库领出盔甲。止头盔可用。其暗甲止可披戴操演，稍令习于负重，临事无一足恃者。器中止有钢快刀可用。其余亦止堪操习它若臣所酌用鎗筅钯金翁镰棍长短器械等，全然未备。除借发价值于近地置买杂木棍一千二百根暂时应用外。有河南领兵守备丁吕试捐俸一百余两。差官置买嵩县枪棍等杆未到。

厂库领出的盔甲，只有头盔可用，暗甲只能用作训练，不能用于战阵。武器中，钢快刀可以用，其余都是垃圾。至于鎗筅钯金翁镰棍长短器械等，库里根本就没有。于是不得不暂时买点杂木棍暂时用一下。

其领出涌珠佛郎机三眼等大小炮位，炸裂极多，悉不敢用。止有鸟铳一种，曾经试放不坏。陆续改造机、分发演习。其余应造者，料价全无，悉在停阁。此三营军火器械之大略也。

火器涌珠炮、佛郎机，三眼等，大多炸裂不敢用。只有一种鸟铳还可以。这就是火器的情况。

仅从军事上说，系统性坍塌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基层官员和军官们吃空额、拿老弱凑数塞责，军备制造粗制滥造，克扣贪污工银。明末这种事非常普遍，这只是其中一则。各地明军都这种样子，焉能不败。

国民党军都没这么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