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新年,粗粗的,大致可以从1978年到1988年。最多延续到1998年左右吧。近20年曾经,过去的,新年。
1978年的时候,外婆已经要70岁;我父母才35岁,其他亲戚,在20岁到30岁之间。而当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是巨然的大,巨然的不可超越。而我,那时候是整个家里唯一的未成年小孩。
那时候没有春晚,虽然有电视,但不记得用来看什么。只知道从五点多就开始做菜,做菜。那个没有电话的时代,大人会拿出电报上写的时间,安抚大家,进而先开始吃年夜饭。
那些年的菜,比现在要丰富,毕竟是过个年。青菜、芹菜,所谓清清爽爽,勤勤恳恳;黄豆芽是如意菜。干切的牛肉、叉烧、熏鱼、油爆虾等冷盘。糟缸里各种糟猪肚、糟排骨。热炒自然有清炒虾仁、肚片、鱼片等。后来改革开放没多久,就有了各种新的食物,熊掌、飞龙、鱼子酱等。海参、蛏子、嫩牛肉等,80年代中期后变得普遍。最后自然是一大锅三件子,蛋饺、肉圆。米饭下面放荸荠,饭算吃完。中间,大人带我或与邻居,放鞭炮、放烟火。一般吃到1/3,总有亲人一道道门,敲了进来。年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不管是从前门进,还是后面进,过了6点,都锁了。于是人未到,去开门的邻居先在那边喊,某某家好婆,你家某某女婿回来了。小辈们则忙不迭的去开客堂的门,去开天井的窗,或姨夫、或姨妈的一路叫过去,帮着拿行李。
那时候的年,总是能时不时下雪或下雨。在没有出租车的日子里,火车站,转公交车,再步行。我没有那样的经历,但想到1970年代末,昏黄的路灯下,大包小包,踩着浅浅的雪,风雪夜归人,终究是幸福的吧。
年夜饭对我来说,是2/3行程最重要。亲戚都齐了,各人的年度总结也结束了。一杯杯酒过了一轮,小孩子开始第二轮给外公外婆的敬酒,敬完,他们就开开心心的掏出红包,掏出压岁钱。接着,就是其他阿姨、姨夫、舅舅、舅妈、爸爸妈妈,一个一个给压岁钱。我一直拿到2008年+,拿了30年的红包。
年夜饭结束,外公外婆,先去洗漱睡觉。住远的亲戚,则骑车回家。走的时候,自然又是大包小包。苏州人初一是要睡懒觉,不能动刀,等等。所以各种准备好的菜,切好的年糕,小圆等,都带回去了。而自家的亲戚,则开始洗碗,另外要做一批新鲜的小圆子,一边做,一边东西南北,说个不停。
小孩子不怕困,所以熬到临近12点,开始准备放关门炮。那种叫二踢腿的大炮仗,自然不敢放,小鞭炮,也只敢点了就跑回来,关上天井的落地窗,听它劈劈啪啪响。大炮仗,则要等大人放了,然后,关好所有的门。睡觉。可是哪里睡得着呢,还要等着第二天,拆压岁钱的红包,等着接下了的初二,初三,上街花一部分压岁钱啊。
那是年夜饭之前,客堂的灯,会换成更亮的。圆桌从厢房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夜一点点开始黑。就是那一桌人,除了外公外婆,其他人没有白发。而如今,我却已经满头白发。
时光倒流40年,此时此刻,大人们刚刚开始休息。灶间的鸡汤味,蛋饺香,绕了几圈,绕到床上。假设人生还有焦点与等待,那一定是那个年,那桌年夜饭。
但现在,再也没有那样一大桌的人了,再也没有期待与等待了,再也没有所谓的焦点了。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满街走。
年味是个系统工程。
年前走亲访友送年货,远方的亲戚归来,一个家族聚集村落的亲属见面。人整齐了。
农村不种地了,城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空闲时间打扫卫生,装饰房间,准备各种食品。忙年。
鸡鸭鱼肉要做出来。
熏鱼酱肉卤鸡煮下水炸麻花蒸年糕。发面做各种馒头面食,豆沙包糖三角,准备这些吃食要几天时间。最后才是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孩子的乐趣在鞭炮上。放寒假的孩子有了淘气的工具,平时就放鞭炮取乐。
到了过年,各种鞭炮烟花花样百出,五颜六色,有炸的,有喷的,有转的,有跑的,还有组合的,大人孩子玩的不亦乐乎。
一夜燃放,遍地纸屑,空中有硝烟的气味,这是年的味道。
大人守岁,初一全家换上崭新的衣服。开始迎接拜年的客人,串门给邻居朋友们拜年。磕着瓜子花生聊天。打牌打麻将享受娱乐时光。
从小年,在十五,农村是不干活的。城市也慢下来,吃喝玩享受。
如今,工业社会。恨不得天天996,七天假就是七天假。
年货不用准备,超市就有。做顿年夜饭包个饺子足矣。
卫生找人打扫。自己不用那么忙了。
拜年用电话,用短信,用微信,现在微信懒得发,朋友圈统一拜了。走亲访友少了。
玩游戏的孩子比打麻将多。
鞭炮城市已经禁售禁放了。千年的传统,通过区域禁放,定点销售,最后禁售消灭了。
亲友们几顿聚会酒菜,成了春节的主流。疫情之前,春节长假旅游的越来越多。海南难求一房。
中国人快要失去春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