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中提出文官逐步抬高地位，为什么会呈现出和宋朝不同的特征来? 第1页

首先要注意的是唐朝后期军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和宋朝时不同的。唐朝后期各军镇主官是拥有巨大权利的，地方财政也被他们把控在手里，文官的权力发挥主要以来政府政令，但是节度使们恰恰对政府的依存度较低，军队招兵自己找，养兵自己养，军队内部人事任命也都是节度使说了算，这形成了高度的人身依附性。唐朝政府真的是拿他们没有办法。政府文官们找出的方法就是建立专属于中央的精锐大军，以武力强行压服节度使，那么以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依赖武力来解决问题。文官的地位就显得很尴尬，他们可以搞三搞四，但最后一锤定音的还是军队。这也造成军官越发的跋扈，唐朝这一招可以说是抱薪救火越描越黑。

而宋朝则不同，他们试图进行军队国家化改革，宋初的军改一开始就剥夺了军队的财政权力，士兵对将领的人身依附性瞬间被砍掉了一半，而时常更换将领也是军队对主官的亲密度降低，军队变得难以作为将领的话语权支撑。固然宋朝民乱很多，但是这并不是其他王朝高压锅爆炸式的爆发，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的同时也不限制人口流动，所以对朝廷不满的人容易形成串联爆发区域性暴动。规模通常很有限，大部分时间连禁军都不需要出动就能解决。而需要禁军大规模出动的少之又少，这使得军官们缺少和政府谈判的筹码。要想混的好只能乖乖听话。而那些少数有大的战功极高名望的将领则会被调离军队，脱离对军队的实际掌控，而他们的旧部则被打散重新分配职位，杜绝了军官抱团对抗中央的可能。

唐朝想要管住军队，但是思路一开始就错了，而宋朝则找对了思路，但问题是他的军队国家化改革只完成了一半，军队夹在政府与将门中间地位尴尬，这也造成一种明显的文官对武将的刻意压制的局面。而不是像军队完全国家化的国家一样，军队就是政治家的工具，二者是依附关系，而不是压制与被压制关系。

唐宋变革论中的所谓变革指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东汉以后，宋代之前，中国还处在庄园制阶段，用西方话术来表达即是“我的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虽然不确切，但事实是士族，豪族确实拥有大量不受朝廷控制的部曲庄园奴，而这些大族需要向统治者缴纳赋税，战时需要提供物资，日常需要组织生产。而由于他们通过族谱谱系连接在一起，又通过坞堡构建自卫力量，统治者只能采用其他方法去削弱这些大族，比如强制拆分，异地迁徙等措施，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争压力非常大，统治者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让渡权力与士族合作。

例如，宇文泰在邙山之战大败于东魏之后，因六镇之兵本就大部为高欢所有，而在归属宇文泰的本族士兵(武川镇)因此战几乎损失殆尽后，宇文泰也只能被迫与部分跟随北魏皇室迁徙至关中的山东士族与关中豪右合作，并最终灭亡了东魏北齐。但士族势力在此时期也进一步壮大，隋文帝杨坚虽然很可能是山东杨氏的后裔，但依旧攀附弘农杨氏郡望，李唐王朝同样如此，尽管他们是山东士族赵郡李氏的旁支，但后面他们把自己的郡望又改成了另一更加显贵的山东士族陇西李氏。皇室这么做的原因就是需要士族维持他们的统治。

唐朝建立后，继续推行自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府兵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控制而削弱地方势力，不过由于士族势力非常强大，李唐又不得不妥协，因而编制《氏族志》以确立士族门阀的贵族地位。而李唐皇室并不会坐视士族进一步壮大，一方面有意识地通过高官厚禄诱使士族从他们的宗族聚居地迁移至两京之地，以此削弱他们在地方州郡的势力；另一方面通过设立科举中的进士科，从平民中选拔人才。但后者实际上因为科举取士大部分名额依然为通过明经科入仕的士族子弟所占据而收效甚微。而及至中晚唐，这一情况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安史之乱后，士族留在州郡的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而当叛乱平定后，河朔三镇却依然为叛军的旧部所占据，士族无法回到地方重建势力，因而地方势力逐渐为崛起的藩镇节度使所取代，士族的故乡已经成为了他们回不去的乡愁。及至晚唐，黄巢起义席卷大江南北，留在两京的士族难逃斧镬，剩余的最后一批士族也在朱温的“白马之祸”中基本全数罹难，赖以连接血缘的族谱也大都被毁，即便有漏网之鱼，也只能逃难分散至全国各地，再也恢复不了以往“一宗近将万室”的盛况。在此之后，士族正式成为了历史名词。

而唐宋变革论指的就是在中晚唐至宋期间，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本是皇帝-贵族-平民三层结构（至少在大部分时间内，大部分人群中），但由于士族的消亡，宋初又消灭了藩镇节度使，以往的庄园奴也在宋代正式成为“编户齐民”，因而在宋代，社会形态是皇帝-平民这样的两层结构，皇帝任命通过进士科选拔的职业官僚去管理平民，而职业官僚和平民之间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当然也有人称这样的平民是“国家奴隶”。但无论如何，唐宋发生的社会巨变无法否认，因而才出现了唐宋变革论，才有之后的“宋代平民社会说”，“宋代近世说”。

士族逐步消亡的后果是文武分途

文武分途出现在唐朝，在阶官上正式区分了文武官。不过，由于士族通常以经学传家，经书中也不乏军事知识(比如左传)，而对于士的要求虽然不再是先周的“礼乐书数御射”，但《唐律疏议》中对士的定义依然是“诸习学文武者为士”。因此在唐初，将相易位甚至兼领文武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

但在安史之乱后，从前所述，士族在族居地的势力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不仅是君主对发起叛乱的武官的猜忌越来越严重，士族出身的文官也同样如此。而军队由武官掌控，特别是在边境地区，他们或出身异族或出于行伍，文化能力不足以入朝出任文官，也不愿交出军权，于是他们通常就留在军队驻地且拒不入朝。因此朝中事务当然就由文臣所掌控，而武将却拥有从属于自己的军队，这就形成了中晚唐的“藩镇之祸”。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官和武官就很难交换职位，因此士族出身的文官无法获取军务经验，而出身低微的武官也无法也不想学习政务和礼仪，文武之别从职能上的分工转变成了身份认同的区别，双方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政务或者军务比对方高级，因此也造成了事实上的对立。“白马之祸”实际上就是这种对立最残酷的体现。而在五代，君王全部出身于手握重兵的武将，文官已经属于政治上的点缀，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了！

而到了宋代，众所周知，宋是篡位而来的王朝，为了不重蹈覆辙，赵宋皇室对武将的严密防范是必然的。而皇帝不可能事事都亲力而为，他们必须依托在中晚唐即已经彻底与武官分途甚至对立的文臣来监督武将，同时由于得位不正，又需要精通礼法的文官为皇位的正统性背书。所以在宋代，文臣的地位相对“兵强马壮者为王”的五代要提高很多。当然从整体而言，宋代臣子的权力要比汉唐低，除了南宋出了几个权力与汉唐丞相勉强能接近的权相之外，宋包括宋以后的明清朝，臣子的权力都是无法与皇帝抗衡的。当然这也是君主专制越来越成熟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权术非常高明的皇帝，由于赵宋是武将篡位夺取的政权，那么对于赵匡胤来说，对军队的强力控制以及保证武将对皇室的忠诚，比维持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因此他在未统一中国之时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解决了中晚唐以来的“藩镇之祸”，又通过厚禄和结亲来维系武将的忠诚。而在军队的部署上又实施“强干弱枝”，将精锐军队集结于京畿之地便于控制，这也大大削弱了地方的自卫能力，当然这在有外敌存在的情况下是个很糟糕的事情。而他的这种维系统治的思路无疑也传递给了他的后继者们，但代价是地方上尚武风气的消失，整个宋代的军事相比汉唐显得非常羸弱。

而在另一方面，地方上已经没有士族参与治理，只能由职业官僚来主持政务，以此维系地方上的统治，但“强龙难压地头蛇”，因此在宋代的地方上又呈现出一种“吏强官弱”的现象。而宋明理学的出现，则提供了另一种统治的思路。他们提倡“一道德同风俗”，通过移风易俗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相同的文化认同与道德观念，从而形成凝聚力，使地无分南北均能效忠君王。此外由于士族的消亡，明经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平民中选拔官吏的进士科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方式，因此读书并参加科举已是宋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且这一价值观实际上也延续到了现代。而由于文人对中晚唐及至五代期间军队的暴虐心有余悸，武人则被有意塑造成了贪财、粗鄙、残酷的形象，使得整个宋代社会对武人存在着道德上的鄙视。

因此，在宋代，无论是上层统治者的意愿还是下层社会的价值观，文胜于武的观念已经正式形成。至于你所说的“士绅读书人坐大的场景”，这怎么可能在宋元明清存在呢？这时期的文人缺少对抗皇权的最重要力量，即军队，所以在宋元明清，你只能看到士大夫对皇帝在道德上的批判，而看不到实质性的对抗，因为宋以后的中国，士绅读书人不过是皇权的附庸，这比魏晋南北朝手握私兵，出将入相的士族的地位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