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玩味的神学问题。
问题并不在于找到一个真正罪恶的启始点。问题在于存不存在自由意志(free will),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提这个问题,如果不存在希特勒,二战是否会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我们假想一个完全不存在自由意志的世界:所有人的行为,都不只不过是一种扩大了的机械运动之后的后果。希特勒建立纳粹党仅仅是一系列历史机缘(一战,德国战败伪码德国的一系列问题,德国政治文化的不成熟,经济危机,民族主义的发展,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的结果,那么会有两个后果。1.希特勒这个个人将显得不必要;2.希特勒的是无罪的,因为他的罪行只是他周边社会环境影响的后果。
而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首先,德国具有如此完美政治天赋,扭曲的思想,独特的身份的人是否如此繁多,以至于希特勒这个人显得无关紧要,是存疑的。第二点更是在法学上不合理,毫无自由意志,便意味着毫无罪行。
而第二点也正是西方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两难:既然地狱使者有罪的人准备的,而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那么是否是,上帝本人创造了罪呢?无限的能力与决定一切是否意味着上帝要被人类所有的罪行担责任?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一个是只承认人类在亚当夏娃一代拥有自由意志,后世的所有人都背负着无限的原罪(original sin),以保证上帝的全知全能(omnipotent et omniscient)与上帝的至善(summum bonum)。不冲突这种方法是圣奥古斯丁,加尔文所采用的。对于后者而言,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尽的罪恶,那么世间的凡人如何判断自己能否上天堂?加尔文采用的方法是预定救赎论(predestination):某种形式的现世成功,是上帝预定救赎的信号。
另外一个是一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视角: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随后任世界自行发展。这保证了人类的某种自由意志(我们在这里其实能够看到:自由意志是一种为上帝的罪行开脱的工具)。当然,这也可以从"上帝在创世纪(genesis)的第七天休息"中找到答案。同时也可以回答这个世界的某种规律性,毕竟管控奇迹(miracle)对于一个宗教是必要的,它非常容易成为异端获取信众的工具。帕斯卡在Pensees中这样谈论奇迹:
815.It i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reasonable belief against miracles
816. Unbelievers the most credulous. They believe the miracles of Verpassian, in order not to believe those of Moses
然而,这种自然神论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创造一个会产生恶的世界,对于上帝也是一种诬蔑。而面对这个问题,莱布尼兹的解释是:这是多重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这个解释仍然意味着某种对神的限制。
我们可以说,自由意志这个课题是在西方基督化之后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可以说,它是被用于解决全能与至善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工具。而自由意志这个话题在古典社会更多的表述为灵与肉之间的关系,真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就行动而言,希腊人认为人是高度机械化的:
总之,古代世界远不如我们周围世界那么紧凑,而且它在体验上显得更不紧凑。古代人缺乏“形体的”统一性,他的“肉体”由许多部分、肢体、皮毛和关节构成;他缺乏“精神的”统一性,他的“心灵”由各种各样事件构成,它们中有些从我们意义上说甚至不是“精神的”,它们或者作为附加构分居住在木偶身体之中,或者从外部带入其中。事件不是由个人来形成的,它们是诸部分的复杂配置,在适当地方被插入木偶身体中
在谈论公正中自愿与非自愿问题,也就是:有罪的行为究竟是环境所为还是个人所为时,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可以说含混不清,因为可以说这个决定事物的主体在希腊时代是不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将其回溯到充分的认识(一种对于伦理的实践性的认识)
在前面我说过,所谓自愿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他的行为不是无知的,不是既不知道对象是什么,也不知所用的是什么,所为的是什么(例如殴打的是谁,用什么殴打,为什么殴打)
因此,经过这一系列探讨,我们会发现:如果是从一种严谨的认识论的立场上出发,时势与英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间的二分法,只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难解的谜团。因此,当代大多数的哲学家选择悬置了这个问题,而对于具体的事由则有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那么希特勒是否是主导者就是一个法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