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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政府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对该国政府会造成哪些影响? 第1页

     

user avatar   liu-shu-bin-5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对立陶宛现任政府影响很大,但对立陶宛和中国关系影响不大。

因为立陶宛是上次大选得票率第一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在执政。就算下台了也是排第二的立陶宛绿党和农民联盟上来。这个政党虽然有个比较理智的大佬,但成员充满牛鬼蛇神,反华大合唱一个比一个调门高。

更何况反华现在是东欧各国的政治正确,不光是立陶宛,作为东欧大国的捷克,在上月结束的大选中,中右翼反对党领导人彼得·菲亚拉当选总理,其任命的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上来就要重新审视与中俄关系,并且大放厥词说台当局是捷克重要的伙伴,其重要性要高出中国大陆多倍。

拜登借助乌克兰挑事,貌似已经对东欧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国家一个个的更加倒向美国,并准备拿台湾问题做投名状。要避免这种情况,对立陶宛还要新一轮重击才行。


user avatar   cheng-feng-po-lang-de-ye-ye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国家吧约等于我国的鄂尔多斯、珠海这样吧。

GDP鄂尔多斯少100亿人民币吧,但是鄂尔多斯的人口比它还要少80万。珠海人口要更少一些,GDP差个300亿吧。面积上鄂尔多斯更像一些,珠海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虽然我国一直都是坚持大国小国平等,但是个人一直都觉得,这些小国真有存在的意义吗?

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鄂尔多斯是个国家,招个公务员还能全国至少是全省去招人。而作为国家只能在这200来万人里做文章。你有国家的壳子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多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你政府、军队。都只能来源于这点人。

比如立陶宛的驻外大使,基本上就相当于我国一个城市驻外办事处的主任。你自己想想如果是一个国内三四线城市除了驻京办,驻省会办之外的。其他的驻外联外办都是什么条件,人员是什么条件。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你敢相像你那里的人行行长有了铸币权,武装的那帮人都摇身变成了带兵的将军吗?镇长成了封疆大吏有立法权。

不管你接受的教育水平再高,人的素质再高。但是你总没有脱离人的范畴吧。你就那么点人,你根本就选不出来几个堪用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小国的命运都很起伏。天降个猛人,就好一阵。上来一帮那什么,国家就动荡起伏。


user avatar   fan-fan-91-21-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对于,该国国策来说影响不大。

民选政府的作用就是背锅侠,有事背锅,没事也得背锅。

立陶宛的国策不是政府可以主导的。他们只是技术性失误,导致立陶宛人民不满。

不代表立陶宛人民真反对这些政策。

新政府会沿袭这些国政。只不过策略不同罢了。

这时候是考验中国政府会不会被他们新政府糖衣炮弹所打垮时候。

比如放弃与台湾的交流。来换取中国政府开放海关。

个人觉得,熟悉立陶宛情况的只有他们邻居,还是和他们邻居保持一致吧!弄就彻底弄死他们,茸尔小国何足挂齿。


user avatar   huo-gu-itpang-zi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信“最低水平”,能比苏联时期还低?


user avatar   george-b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没啥影响。

这里有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选票制的政府,和我们这种选拔制的政府,是两个东西。

选票制的政府,就好像犯了罪的基督徒,可以通过下台 / 告解来完成责任的追究。但是咱们这种选拔制的政府就不行,没有逃避责任的可能。

所以对于选票制的国家来说,政府混账,那就让政府下台——至于是不是换一个政府就能够不混账,反正老百姓也没能力做预测做判断,所以就换一个试试呗~~对于政客来说,相当于零成本的就摆脱了责任追究的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彰显了自己的政治权利,皆大欢喜——至于因之而造成损失,那没办法,这就是代价嘛。

而对于选拔制的国家来说,政府混账,那就需要建立起自查自纠的纠错体系,好让自己不那么混账。如果成功,那么就是知错能改,进而永远正确。如果纠错体系不能建立,那么犯错的责任就会累积下来,直到某一天彻底爆发被人民推翻。

所以对比下来,选票制国家的政客,以短期的收益预期不稳定来换取长期的收益稳定。对于人民来说,以放弃长期稳定政策带来的战略利益为代价,换取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态度的权力。而选拔制国家的政客,以承担长期风险为代价换取中短期稳定的收益预期。而人民以放弃政治态度的表达权力为代价,换取中长期的战略收益。

所以我们看自己和看别人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个根本性的差异,不能以己度人,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能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

具体到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很大程度上他们考虑战略是没啥意义的……就好像一个早点摊给自己制订二十年发展规划其实也没啥意义一样……因为他们的战略前景中,他们自身能影响到的部分实在太小了。所以他们的政客,哪怕是认识水平足够,哪怕是理想主义者拥有伟大的抱负,让他们基于战略的角度来决定行动也是不切实际的。对他们来说,就像早点摊一样,在不会立即吃死人的情况下给包子馅里添血脖肉才是经营的正道~~~~反正万一被顾客发现了,道个歉换个地方摆摊就是了~~~

——————对评论区的一些回复——————

首先啊,希望打算回复的同志们,先冷静一下,不要口吐芬芳或者口不择言,不然你那个评论发出来就没了,搞得我手机上一点开知乎,几十个评论,再一点进去,全都是已删除……很猫爪挠心的~~~评论这东西,没有实际内容或者纯粹做情绪输出,没啥意思就不说了,还发不出,发出来了,我还懒得搭理,何苦来哉呢。

下面我分类回复,就不对着哪个具体的评论了。

一、是分不太清楚政权的代价和政权中个体的代价的一大类。政权,是个相对固定的有组织的群体。某个官员是否承担代价,和这个政权是否承担代价,是两码事。官员下台、判刑等等,不仅不必然侵害政权利益,甚至有可能有益于政权。而政权的倒台,也不必然导致其中的官员全部陪葬。凡事总有个别现象,拿个别现象来说事儿就没有意义了。

那政权的代价有什么呢,下台,失去权力,这是最温和的了。更进一步的,就是被清算。举个例子,华约成员国政权,在苏东剧变之后,无一例外的被清算。这就是苏联类似制度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同样的,我国的皇权体系,也同样是被清算。我国民国时期的所谓共和政权,也是被清算。这个都是政权下台的代价。

所有讨论某个官员升降的,大体上在这个回答下面,都属于文不对题。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二、如果不想通过政权更迭来一股脑的解决问题,(至于为什么不能通过政权更迭来解决,往后再来论述)那就意味着需要建立纠错机制。而纠错机制这个东西,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的方案,因为错误是与时俱进的……而政权不更迭,或者政权稳定带来的最核心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权力阶层固化的问题。所以,实现权力阶层的流动性,将统治与被统治者一体化,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基本的解决方案。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最核心的最致命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则别的细枝末节都无法挽救这个政权走向末路。

所以,下面说苏联的、说皇权的、说人治的这些位,说的本质上都是这个阶级固化问题。不细论了。

——————关于东方制度设计历史的补充——————

终于有电脑用了,来补充一下如何理解政治制度设计这件事。

首先,有一些基础的共识是需要建立的。这是所有一切后续工作的前提。

一、任何生物物种的天然需求,是物种的繁衍延续。

二、在确保繁衍的基础上,追求族群的扩大。

三、个体天然持有的资源是不平均的。(个体的各种能力,这里看做个体意志可以调配使用的内部资源,加上个体意志可以调配的外部资源,称为个体持有的资源)

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梳理。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人的群体,是否需要存在治理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设计这件事,是不是必需的?

答案是显然的,是必需的。因为人的群体很自然的发现协作更有利于生存繁衍,而达成协作的目的,就需要治理结构。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围猎野牛,就得有人指挥、下达指令。靠所有人临时协商是跟不上需要的。牛往这边跑了,谁上去堵,谁绕过去扎,这都不会给你留出协商的时间来,所以,需要建立指挥制度才有可能完成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既然产生了治理制度,就伴随着产生了治理权力。同时产生了权力分配的问题。解决了分配问题,下一步就是解决权力转移的问题,因为掌权者必然会死嘛。这是这个时期做制度设计首先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权力分配,最原始最本能的方案,当然就是根据个体持有的资源来决定。谁更能打,谁当头。谁更聪明,谁当头。到了财富有了积累,私有概念产生,那么谁有财富能打造更多长矛,谁当头……这就是最原始的方案。分配其实好解决,资源产权决定了治权。

但是权力的转移,就稍微麻烦了一些。因为个人持有的资源,有些可以被转移,有些不能。比方说体能,这个就没法转移。但是财产、知识经验等等,这些是可以转移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发现,之前的权力持有者,其获取权力的基础,也就是那些资源,大概率的能够转移给其后代。到了这个时期,权力转移制度,就逐渐成为了权力继承制度。

而权力继承一出现,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对固化。

通俗点说,之前谁能打谁上,我不能打,但是我儿子不见得就不能打。所以我可以接受谁能打谁上,因为还有翻身的机会。但是现在不是了,上位者的儿子依然是上位者。这我就不能忍了。我就要闹腾……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来了,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来解决治权的稳定移转。

这里,我们又需要先建立一些共识了。

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治权的稳定移转,避免治权争夺带来的分裂对立,进而能够维持、扩大群体规模,进而提高整体资源调配能力,进而强化群体的生存繁衍能力——这个大目标可不能忘。

这时候,出现了两条路,

产权分割。简单说就是分封制。通过分封来分割产权,然后治权随之分割。分封制广泛存在于东西方。但是在治理规模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汉代走到了东方分封制的末路,有资料称那时候分封出去的人口能够高达数十万户。西方的分封制受人口总量限制,相对规模就小很多。这种规模差异也深刻的影响了后世。通过分封,可以缓解那些有能力推翻统治者的被治者的挑战欲望。虽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只要有人能掀桌子,就分封出去一块的办法,在掀桌子的能力增长缓慢,不足以追上资源增长的情况下,的确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平稳。

产治权分离。大家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治权其实是由资源的产权衍生而来的。但是随着社会规模扩大,治理者不再是某个单独的个体,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群体。而这个掌握者治权的群体,可不都是拥有者对应的产权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皇帝,是天下的产权所有者,但是治理不过来,还是需要属官来治理。属官拥有治权,却没有产权。所以必然的导致了产治权的分离。而产治权的分离,使得产权的分配继承,和治权的分配继承,就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单独解决了。

显然,产治权分离这个思路,虽然更加复杂,却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所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思想:虚君实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官官僚体制。

君主,作为产权的所有者,其产权继承遵守老套路,也就是血缘继承。以此来确保产权继承的稳定性。但是君主不掌握实际的治理权力。

实际治权由实相,或者说,由实相所代表的文官官僚集团掌握。而这个集团的成员身份,是不可继承的。

我们都知道,在唐以前,官员的产生基本上都是由血缘、人脉等关系推荐而来。显然,这直接带来的就是官僚阶层的固化。到汉代,门阀之强悍兴盛就不用多说了。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而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危害,汉朝用这么大一个王朝的衰落给了后世一个血淋淋的实例。

所以,怎么能够让治权不在某个圈子里固化的流转,而是能够把天下所有人都纳入到这个权力流转的圈子里来呢?如此一来,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避免权力圈子固化带来的尾大不掉。二来,如果所有人都有机会掌握治权,那么还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别么?

我们再说的清楚一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如果都是临时的,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那么,还会出现固化的对立矛盾么?显然,不会了。

这个时候,科举制出现了。伴随着科举制出现的,就是全民教育的开展。

科举制提供的,就是一个平民子弟,也有机会身居万人之上的机会。通俗点说,就是你觉得他们不行,你行你上的可能性。

东方对政治制度设计这件事儿的探索,基本上到这儿,完成了一大半。

到了近现代,伟人们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发现上面这条路,还没有走完,还有进一步的空间。在哪里呢?在那个虚君。

虚君的极致,就是君主立宪。换句话说,就是把产治权分离这件事给摆到台面上来,说明白喽。事实上这个思想在东方出现的由来已久,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为啥被文官天天挂在嘴上念叨,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哪个君能够心甘情愿的被关在笼子里呢?凭什么天然诞生于产权的治权,就要被他人分走呢?所以君权相权之争始终是我国千年来的王朝大戏。对于近现代的革命先驱来说,这就是所谓君主立宪依旧是革命不彻底。

所以,主席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

简单说,就是产治权合一。产权是人民的,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治权也是人民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解决一个产治权分离带来的永恒的矛盾。

其次,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打破阶层固化,不允许治权的实际掌握者完成阶层固化——事实上,建国前后的一段时期,这个阶层固化乃至腐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严重,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制度性的,而非运动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主席做了很多尝试,其中一些,甚至有些饮鸩止渴的架势了。

这几十年综合下来,总体上还是继承了文官官僚制度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全民教育+科举制。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其实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教育公平,所有的大政方针里,你都能看出打破阶层固化,加快阶层流转,进而阶层一体化的影子。简单说,就算你想苟着,也不行。

这里插一句,腐败、裙带关系等等是永远杜绝不了的。可要是认为靠这些个东西能够支持起这么大个国家的运转,那只能说,还是太天真了。2021年,全国光省考的招录人数就高达15万人,这一个一个的都是在任官员的亲戚?

但是,这就解决了问题了?并没有。最大的问题,来源于社会进步特别是科技进步。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带来了信息沟通的大畅通。而这使得社会资源的组织协调整备的效率大大提升,也使得全社会,对社会矛盾的容忍度大大的下降。

通俗点说,过去我看不到那么些个问题,到我死,还没让我觉得不能忍了。现在,手机一开,全是负能量,这个社会啊,还是毁灭了吧~~~过去呢,我不能忍了,我也没法忽悠起那么些人手,能接触的就是身边这些个,一个一个说服做工作,没等我忽悠够人手就老死了。现在不是,发个帖子,五湖四海群起响应。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治权行使者,也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过传统的,更新政府人员所能提升的速度。

说白了,人就是这些个人了,你不能指望每年招进来的公务员都比去年招进来的智商高三成。那怎么办?还是这些个人,大家想办法来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吧。这也是为什么要讲,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原因。现在是不是就有了完美答案?还没有,恐怕永远也都不会有,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恐怕解决问题永远赶不上出问题才是常态。

如果接受不了,很简单,你行你上。反正考公务员么,没有要求爹必须是处级以上,对吧?

——————关于西方票选制度设计的部分————————

选票制的设计,带来了几个优点,最大的优点,是政权更迭可以温和化。当然,并不必然温和化。其次,为民主概念提供了一条具备可操作性的方式。不过请注意,在这个制度的宣传上,第二点才是核心。但是这就带来了一点……问题。

显然,直接民主制,才是最原教旨的民主制度。事事都投票,还有比这个更民主的么?但是显然直接民主的效能直接和管治规模成反比。所以直接民主无法用于稍大规模人群的治理。换句话说,所谓民来做主的原教旨民主思想,从根本上,和人类社会规模扩张的实际是相违背的。

所以有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上,代议制代议制,是代表民来议。但是这里隐含了一个内容,就是代表们,其实他们已经不是民了。换句话说,统治和被统治者,在这里已经分离了。

那么,对于代表群体,也就是实际的统治权掌握者,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成了啥呢?是如何确保自己对权力的掌握如何实现固化。

怎么办呢?很简单,把权力的获得方式,同可固化的东西进行绑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你看,实际被设计出来的选票体制,就具备了这样几个特点:

两党,或者两个党派联盟,最多不超过三个能够实际参与治理的政治团体。原理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要实现寡头垄断。总冒出来新玩家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封闭的玩家圈子。这是权力更迭可以温和化的最基本的基础。这也是美共日共即便可以参选,但是绝对不可能胜选的原因。因为你这家伙上来是要掀桌子的。甚至稍微有一点这个倾向的桑德斯之流也是必须被干下去的。

选举的表演化。反正选举的目的,就是提供给被统治者一个权力表达的形式,所以在垄断集团内部进行权力竞争的时候,大家尽管煽动情绪就好,至于讲道理,不仅是不重要的,更是应该避免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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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买办阶层当政,大多数民众也被民主自由的神话给蒙蔽,想要翻盘,必须要来一次内部思想的重新构建。支持率下降不是问题,关键是换了新一届政府上台,会不会又重蹈覆辙,继续被美国忽悠瘸。


日本就是这么个国家,亲中势力一旦上台,必定没有好下场,久而久之,日本也只能跟着美国。立陶宛虽然有自己的主权,但是体量太小,有和没有也差不多,选择了北约,就只能一路走到黑。立陶宛其实是可以划水的,只是小弟多了,难免有几个傻的,喊了口号就真的做了,美国现在缺的是小弟,难道立陶宛划水摸鱼了,美国就倒了?不可能吧。


这一届立陶宛政府给立陶宛人民呈现的是一个道理:美国说什么,跟着喊两句就好了,你真的去照做,只会是自己被坑。然而即使有前车之鉴,也不一定有用,由于美国长时间宣传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加上媒体的控制,使得西方国家对曾经的冷战阵营抱有严重的刻板印象。再加上现在美国敌对阵营还没有比美国明显的优势,西方小国家都是在求稳,怕赌输了被清算。


立陶宛如果换届了,最多是开始划水,打个嘴炮就完事,然后日常交保护费,过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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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能比苏俄统治时期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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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下台而已

立陶宛政府本身就不是服务立陶宛人的,支持率低又如何?

再者说,这种问题真的很具有诱导性。仿佛想要暗示一种“反华不得民心”的气氛似的。

然而反华在西方世界本身就是政治正确,把立陶宛政府支持率下跌和反华联系起来显然是一厢情愿。

立陶宛人民从来不是反对政府反华,而是反对政府以这种没脑子的行为反华而已。包括立陶宛民众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民众都是反华立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分歧只在于如何反华,具体手段要怎样罢了。

即便现任立陶宛政府下台了,下一任立陶宛政府依旧会延续反华政策,只不过是程度罢了。那种暗戳戳地反华恶心人往往比明着公开反华对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早日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在左右摇摆中来回变换。

一会儿亲华一会儿反华,我们迟早有一天会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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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府支持率低,最差的结果就是换一届政府换一个党派。

不能以中国的政治思维考虑这个,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无非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一波不好,就换下一波,他们代表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可能是大财阀,也可能是中层往上的人群,但是西方执政政党几乎不可能是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利益的政党群体,你看法国那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得票率总是徘徊在10%,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无产阶级很难有话语权。

立陶宛会不会放弃所谓台湾政策,全看它背后的野爹鹰酱的态度与馊主意。美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但是不排除它鼓动其他国家群体来恶心中国,比如印度、立陶宛、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看起来就像全世界都要围攻中国一样。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分散一些关注精力。是不是真的伤筋动骨还真不一定。

话说回来,立陶宛不过就是鹰酱在东欧立的一个标杆,但是这个标杆最后能不能亮,真的要看立陶宛的经济发展能力到底能不能挺住,自己挖出来的坑能不能自己填。立陶宛之于中国,不能说经济影响忽略不计,但是确实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国之于立陶宛,不说占出口经济多大的比重,但是这么喷喷香的市场就这么放弃,立陶宛的企业估计真的要奋起反抗了。那么这群人利益的代表政党会不会极力争取下一届政府选举呢~~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后就看这些想要中国市场的经济群体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运作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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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干的不好,支持率下降,不能让他干了,

换成拜登就能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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