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可以保得住新疆却保不住蒙古？仅仅因为缺少一个左宗棠吗？ 第1页

几个主要的原因吧。

第一个，前面有人提到的，帝国主义势力均衡的问题。

新疆靠近中亚，英俄都想染指，所以很难一方独吞，蒙古不同，只有俄国虎视，日本当时还只是心里想想，手伸不了那么远。所以，一旦中国有变，蒙古会被俄国吞并，但是新疆因为英俄相互掣肘，就不大会被一方独吞。

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更多的是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相比之下，保住这些利益更重要，西藏主要是战略价值，只要保证中国或者俄国不囤积重兵，威胁到英国在中亚和印度的利益就可以。而俄国不同，俄国和我国大面积接壤，更多的是表现为领土野心。

所以，当清朝灭亡机会窗口出现的时候，俄国的反应是在边境地带扩张势力影响，而英国则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保证他们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第二个，清朝对新疆和蒙古的重视程度不同。

对清朝来说，蒙古是“自己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也绝对不能允许汉人染指，这个政策贯穿整个清朝。所以，蒙古的开发很晚，差不多到1907年之后，才开始在东北和内蒙一些地方对汉人垦荒弛禁，而且是严格控制规模的，随时准备后退。

新疆就不同了。对清朝来说，新疆是遥远的地方，是可进可退的地方。只要保持新疆大体稳定，也没有比较强势的势力崛起，不威胁到蒙古的安定，也没有比较强势的势力崛起，威胁清朝对蒙古的统治，清朝对新疆更多时候的态度就是听之任之。

所以，新疆发生叛乱之后，朝廷都会出现干脆放弃的声音，但如果蒙古出现问题，朝廷从来没人说可以放弃蒙古。

第三个，社会结构重组和统治方式的调整。

蒙古和新疆都在清朝初期进行了社会组织结构改造，但清朝在这两个地方的统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蒙古是清朝的“自己人”，所以蒙古编旗治理是模仿满洲八旗的方式，清朝的统治要更加直接，延伸到基层社会的程度更为深入。而新疆不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方式接近于委托式治理。也就是说，只要驻军保证基本秩序就可以，一般的民政和社会管理，都是交给当地的社会精英来代替朝廷完成的。可以总结为四个字，统而不治。

但是，在晚清时期，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恰恰是因为新疆发生了大规模叛乱，整个新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系完全被打碎了，所以，左宗棠率军平叛的同时，也重建了新疆的统治体系，为之后的建省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可以说，没有叛乱，没有左宗棠平叛，新疆建省就不大可能。

不要小看建省。建省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的重要过程，意味着统治更为直接，也更接近现代国家对地方的治理模式。

但是蒙古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蒙古一直维持着前现代的治理模式，仍然是朝廷册封蒙古王公，由蒙古王公代表朝廷管理本部老百姓，朝廷只关心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保持稳定，不发生叛乱，第二，没有外部势力插手。对老百姓，死活都无所谓。

第四，清朝灭亡时的治理体系和官僚体系不同。

这是接着上一条谈。正因为新疆建省了，所以朝廷对新疆加强了控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治理体系，中央下来的官僚体系一直延伸到县一级，而这个官僚体系基本上是由汉人充任的，这也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杨增新能够迅速控制新疆局势的基础条件。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时期，新疆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也遇到过，但是因为各地都有汉人官僚体系，所以不是上层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但是蒙古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蒙古的汉人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现在辽西、冀北这一带，也就是比较适合垦殖发展农业的地区，外蒙完全谈不上，也没有完善的中央管理体系，所以，一旦上层王公决定独立，或者投靠外部势力，遇到的阻力就很小。

先聊这些吧，如果有兴趣，以后再聊。

第一、新疆和外蒙古，都有中国边疆地区常有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但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A、简而言之，新疆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大部分维族主要集中在天山南的南疆，哈萨克族在北疆，此外还有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族等分布在新疆各个地域。这种多个少数民族共存的状态，其实是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

在新疆同一个少数民族内部，还有不同部落派系，比如都是维族，北疆哈密的回王就是一贯心向中央的、政治态度特别可靠（乾隆年间，清军征服南疆时，就是从哈密回王贵族中挑选人选，派遣到南疆维族地区，出任当地伯克长官）。同理，新疆的蒙古族也分成新、旧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唐努乌梁海—图瓦等好几支。

这种状态，就确保新疆没有哪个少数民族能一枝独大。

类似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也一样，既有伊斯兰教、也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内部又分好几只教派。

B、但是外蒙古完全不同

外蒙古的蒙古族，90%以上是漠北喀尔喀。喀尔喀四部为左翼车臣汗、土谢图汗，右翼塞音诺颜、札萨克图汗。这就是清代的“漠北蒙古四部”，他们又占据了当时外蒙古接近80%的领土地域——

这是外蒙古主要部族人口比例分布示意图，右上角标注了最主要的六个部族，从左侧开始，依次为喀尔喀部（halh，一男一女）、杜尔伯特部（dorvod）、达里冈爱人（dariganga）、巴雅特人（bayaad）、布里亚特人（buriad）、哈萨克人（kazakh，哈萨克是突厥族系，不算蒙古族系）。喀尔喀人用黄色表示，看下他们在地图上占据面积有多大，你就知道了…

而且，蒙古族无论漠南、漠北和漠西的各个部族，还是如今依然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黄教），这又导致黄教在外蒙古占据绝对优势的宗教影响力。

藏传佛教有四大活佛，分别为藏区达赖、班禅，内蒙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藏传佛教的特征又是政教统一，教宗干预政治是常事。外蒙古的这个哲布尊丹巴也如此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唐卡法象。

高度单一的民族结构+高度统一的宗教信仰，就使外蒙古象西藏一样，野蛮、封闭、内部极端抱团，外界很难插手。

二、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外蒙古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天壤之别。

要想强化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驻军。驻军能对地方势力和外国势力形成最有效的政治威慑。

众所周知，清朝把外蒙古、新疆归入版图，主要是源于康熙时代的开始、到乾隆中期结束，前后持续70余年之久的清准战争。

还是在关外的皇太极时期，清朝已经基本控制了漠南蒙古，废掉了察哈尔汗账，由清朝皇帝出任全蒙古大汗（清朝皇帝有双元身份，一是“清朝皇帝”，二是“蒙古大汗”）。漠北三部选择向清朝称臣入贡（当时还没有赛音诺颜部），名义上承认清帝的大汗地位，建立起松散的宗藩羁縻关系。

康熙年间，准噶尔贵族噶尔丹东侵喀尔喀，把漠北三部打的大败。后者与第二世哲布尊丹巴狼狈逃窜到内蒙古，请求清军救援。

这既是北疆危机，也给清朝直接控制漠北蒙古提供了好机会。通过乌兰布通和北征昭莫多等几场大战，清军击败噶尔丹，同时也控制了漠北三部贵族。清朝自然也要趁机对漠北喀尔喀贵族和喇嘛集团加以限制：不许哲布尊丹巴再干预政务；派遣驻库伦办事大臣，对哲佛和贵族加以监控；从势力最强的左翼土谢图汗中划出赛音诺颜部，归入右翼，将漠北三部变成四部；从漠北四部的幼年贵族子弟中挑选人选，送到北京“内廷教养”，从小对他们加以亲满、汉化教育，成年后再与爱新觉罗皇族女子婚配……

总之，为了分化、控制漠北喀尔喀，清朝采取了很多手段，总体而言，收效还算不错。

上图为喀尔喀塞音诺颜部超勇亲王策棱，下图是他的儿子、定边右副将军策（车）布登札布。父子二人都是清朝通过“满蒙联姻+内廷教养”方式培养出来的亲满派外蒙古贵族。在雍正、乾隆两朝，他们为清朝加强在外蒙古统治，做出过极大贡献。

在整个清准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清军在外蒙古维持了一只相当强势的军事力量，在清朝军机处等文献中，他们被称为“北路清军”，主要驻扎在外蒙古西陲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扎在新疆哈密、巴里坤的为西路清军）。北路清军中有满洲八旗、包衣汉军、绿营，从内蒙古各地调集的内蒙各盟旗蒙古兵，也有从外蒙喀尔喀各部中征调的“苏木（相当于满洲八旗中的“牛鲁”，即箭丁）”。这只清军除了要与准噶尔对峙、交战外，肯定也要对外蒙当地喀尔喀贵族形成威慑。

但是，在乾隆24~25年，清军彻底击败准噶尔，将新疆收入版图后，清廷认为没必要再在外蒙古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再加上外蒙古荒僻偏远，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军备物资都要从内地调运，耗资巨大，对财政是极大的负担。因此，在清准战争结束后，清朝裁撤掉北路清军。此举导致从乾隆朝中期开始，清朝在外蒙古严重缺少中央直属派驻的军事力量。库伦办事大臣手下只有几百人，乌里雅苏台将军手下也不过千余人。

仅仅1~2千人的兵力，却要威慑、守护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当时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这些驻军毫无意义。

相反，清军击败准噶尔后，却在新疆维持了一只还算可观的军事力量，即便经历过同治时期的阿古帕、白彦虎之祸，但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后，又成功地重建了在当地的军事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外蒙古王公贵族在俄国的撺掇下，宣布“独立”，此时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身边，仅有百余人的满汉亲随兵丁，仅能起到仪仗队和扈从的作用。

三、新疆与外蒙古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移民条件不同。

通过移民“实边”，鼓励内地汉族人口迁居边疆，不仅能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以改变边疆地区的民族比例，强化中央政府在当地的统治。

清朝很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疆地域广袤，同时有多种气候环境类型，沙漠、牧场、原始森林，高原，什么地形什么植被都有，新疆不仅有适合游牧民族的草原，还有大片适合农耕的地域，尤其是伊犁河谷，气候极佳。南北疆还有大片的棉田，种植棉花，直到现在都是新疆农业、尤其是建设兵团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大项目。新疆的土地与气候适合农业开发，这就给汉族移民在当地从事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质条件，有利于内地农业人口向新疆迁移。

但是外蒙古又一次完全不同，外蒙古境内主要是大戈壁、大草原和原始森林。夏季特别短暂，同时土壤偏沙化，缺少腐殖质，特别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从清朝康熙时，清军就在当地尝试屯田，但基本失败。知道十九世纪中晚期，土豆这种耐寒、速生、适合沙质土质的作物逐渐普及之后，在外蒙古的清军绿兵才在当地试种成功，且产量有限。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很难向外蒙古迁移农业人口。

四、影响新疆与外蒙古的外部政治势力不同。

十九世纪中后期，在新疆，至少有清政府、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沙俄势力这三股政治势力，另外还可以算上一个土耳其。

四股势力互相较量，虽然看起很复杂，但势力越多，分化越明显，没有哪一家能当主角，互相之间必须妥协。从而导致英、俄两个帝国主义，都不能独吞新疆。

但是外蒙古， 又双叒叕不同了。

外蒙古是个封闭的内陆地域，他基本就是清朝和俄国两家对抗，俄国又是出了名的贪得无厌的北极熊。导致在晚清，俄国势力在外蒙古取得一强独大的效果。外蒙古宣布“独立”，煽风点火的唯一外国势力，就是俄国。

注：1911年底，外蒙古王公喇嘛集团宣布“独立”后，除俄国外，世界各国均不予承认。外蒙古“政府代总理兼外务部大臣”、塞音诺颜部末代部长杭达多尔济提出，既然“我国”已经独立，应该邀请世界各国向“我国”派遣外交公使团，在库伦设立大使馆。遭到俄国拒绝，俄国明确表示，外蒙古虽然“独立”，但不过是俄国势力下的“受保护国”。杭达多尔济因坚持主张，不久后被俄国毒杀。

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陷入战争泥潭，无力支配外蒙古。1915年，在没有通知“外蒙古政府”的前提下，俄国与中国北洋袁世凯政府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北洋政府保证俄国在外蒙各种经济特权，俄国保证外蒙古撤回“独立”，承认中国为外蒙古的“名义宗主国”。

在过去的十年间，为了研究清代蒙古历史和藏传佛教这以领域，我把内外蒙古、卡尔梅克蒙古等都走访过了，甚至还从印度的流亡ZR喇嘛那里得到大量清代蒙藏宗教关系的资料。这样吧，在全文最后，我也说说我本人对今天外蒙古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本着务实的态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再强调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领土主权要求了。

因为今天的外蒙古，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他被中、俄两国包围，第三方势力没法插手。

中、俄两国的脸色态度，决定了他的国运。只要中国国力不过分软弱，对俄国有政治、经济优势和必要的武力后盾，中国在对外蒙古问题上，就能随时掌握主动权。

好了，懒得写了，基本上，这四条就是中国保得住新疆，却保不住外蒙的主要原因

偶然因素肯定有，但个人以为地理-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新疆是一个农业省份，外蒙古是牧业地区。

先看数据：

粮食、棉花、油料、甜菜由1949年的84.8万吨、0.5万吨、2.9万吨、0.0027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1022.85万吨、301.55万吨、60.44万吨、438.88万吨…… 1957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到9.43亿元，比1949年增长61.19%；扩大耕地74万公顷，增加灌溉面积66万公顷。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粮食产量1535万吨，实现“九连增”。棉花种植向优势产区集中，总产量420万吨。

注意一千五百万吨的粮食产量，同期还有420万吨的棉花产量。

再看蒙古的数据：

蒙古以前几乎没有种植业，1940年时种植业只占农牧业总产值的0．4%，但从1950－1985年的35年中，种植业发展很快……1985年谷物生产（包括豆类）达88．96万吨（小麦69．23万吨）

蒙古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该国农业喜获近十多年来最好的收成，预计粮食产量将超过40万吨，增长10％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需求……2005年，蒙古国全国小麦产量仅为7.5万吨，面粉和大米主要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

这就是差距了：

新疆解放前就有85万吨的粮食产量，现在1534万吨。

蒙古解放前粮食产量近乎为0，在苏联输入工业物资支持下，极限才90万吨，苏联走了就跌到个位数，勉勉强强恢复到40万吨就算大丰收。要知道解放前西藏不到100万人口，还有15万吨的粮食产量呢（现在差不多100万吨）……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实际耕种面积为81.5万公顷,其中有灌溉面积5万公顷,在灌溉面积中,约3.65万公顷为喷灌,1.35万公顷为沟灌。

1990年苏联还在，在工业力量支持下，蒙古也只能灌溉5万公顷土地。而上面新疆的数据：

1957年……扩大耕地74万公顷，增加灌溉面积66万公顷。

纯靠人力，新疆1949-1957就增加了66万公顷水浇地。

可见，无论是自古以来，还是工业力量输入后，蒙古的农业基础都完全无法和新疆相提并论。这其中当然有开发力度的缘故，但归根结底还是地理环境不一样。

虽然新疆和蒙古都是亚洲内陆干旱地区，但蒙古地势变化平缓（尤其是靠近季风区域的东蒙），而新疆有高耸的山脉。这些山脉搅动了水汽的水平运动，还在垂直尺度上用雪峰集中了水汽，结果就是新疆的水资源比外蒙古集中，在分散到戈壁滩被蒸腾之前，就能被集中起来用于农业。所以，自古以来新疆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而中原王朝就算打到外蒙古，也没有就地屯垦的心思。（相对湿润的地区大多在北部，年积温太低，搞农业不合算）

当然，蒙古草原上能长草，趁着降水量多的年份强行开垦也不是不行，但由于长期降水量不足，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土地迅速沙化，农场变成沙漠，很多年才能缓慢恢复为草原。（河套是因为黄河）眼下蒙古国人口才几百万，牧业就已经导致严重的土地沙化了，要是全面开垦……那必须搞超级调水计划才有可能。

此外，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大西洋水汽：

从欧洲出发一路向东进入亚洲内陆，大西洋和地中海水汽逐步减少，但一直到阿尔泰山和蒙古西部才消耗干净。这意味着降水量和气候的变化不存在突变，而是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

总的来说，中俄在亚洲内陆的势力范围和工业时代中国的落后有一定关系，但大格局是被气候确定的。比如说中俄在19世纪反复争夺的伊犁，20世纪反复争夺的塔城，冷战期间大打出手的铁列克提，就是中国仅有的三个向西开口的宽阔谷地，也是中国极少数靠大西洋-地中海水汽灌溉的农业区。这几个地方是靠近中国的农业区，会吸引中国中央政府的驻军；另一方面在地理上也适合西来的俄国冒险者渗透，至少也要鼓动代理人独立。最终结果是三个谷地都被一分为二，中国拿到重要城市，俄国拿到了下游农业区。可见气候对政治的长期影响。

新疆不仅能通过山脉集中稀少的内陆水汽，还能“截流”最后的一股大西洋水汽。而蒙古国虽然更靠近太平洋，却因为西风带基本被隔绝在季风水汽之外。所以新疆在最靠边疆的地方还能维持几个富庶的农业带，足以引起中原王朝的注意，降低屯垦驻军的成本。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新疆的居民，无论主体是什么民族，历史上总有不错的农业基础，有繁荣的城市，牧业是次要的；而蒙古国境内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城市（如哈拉和林）与商业贸易点。

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对农业区的控制意愿高，控制成本低，而蒙古国的农业基础无法诱惑汉族大量移居，甚至无法支持杨增新、盛世才级别的军阀（靠内地军队统治），这才是新疆最终归属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个人力主征伐新疆，固然对历史有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对新疆的兴趣就比对漠北蒙古大。汉朝有霍去病征伐漠北，封狼居胥山（蒙古国肯特山 ），但并没有长期驻军，都护府还是设在了新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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