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是怎样运作，以维持自身的收支平衡以及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的？ 第1页

总的来说，古拉格对苏联工业发展的贡献相对较小：1952年占该国工业总产值的2.5%;在古拉格存在的几乎整个历史中，这一贡献没有达到10%以上。然而，以一些重要的经济产业为例，营地经济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大约450家大型企业是由囚犯建造的，这是与整个新生产网络发展有关的工业化的关键领域之一。古拉格的资本建设约占政府总投资的18%。1924-1925财政年度，公共工业投资429.9英里，1927-28年，由于这些拨款和古拉格囚犯的劳动，建造了新的强大和高质量的工业设施，重建和扩大了旧企业。在东巴斯建造了三座新的大型矿井，1920年建造了戈洛夫斯卡娅矿，29年建造了鲁琴科夫矿，并建造了多达十几座较小的矿井。克尔琴和兹洛托乌斯托的钢铁厂开始建设，在哈萨克斯坦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克拉斯诺乌拉尔铜冶炼厂和里德铅锌厂，其中约60%的建造工作是由囚犯完成的。从1927年10月到第一个五年，苏联引进了大约1000家新现代企业，核心资金为8500亿卢布。许多机械厂已经重建。这为苏联工业掌握了生产以前需要从国外进口的某些产品开辟了前景。1925年，我们的工业刚刚接近战前的水平，而1926年，大工业的产量增加了43.2%，比1913年增加了8.6%。1928年，战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2%。伊特尔古拉格在乌拉尔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中的作用要大得多。古拉格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是采矿业：煤炭、铁矿石、黄金和铀的开采。战后，所有云母、石棉、钻石开采、钴和阿帕蒂特都移交给ITL GUM。大约75%的锡和38%的镍是由囚犯开采的。在核项目的关键时期（1947-1948年），这些设施的大部分建设是由古拉格部队开发的。19%的囚犯从事森林开采和处理工作。他们还从事水利工程建设，包括水坝、运河、水利枢纽和水电站。对古拉格能源建设份额的估计是：在1940年11.19亿卢布的发电能力总成本中，2.51亿卢布（22.4%）将用于实施能源设施。截至1941年3月，NKVD的资本工程总额为73亿卢布，水力发电营总局的份额为22.7%（17亿卢布）。因此，在战前时期，就资本工程而言，这是NKVD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铁路建设营地总局以15亿卢布的工作量位居第二）。 古拉格活动的一个大平台是机场、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在第一个五年，大型运输项目，特别是具有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的铁路，已经实施。修建了四条铁路和两条无轨铁路。1930年，希宾阿帕蒂塔29公里长的支线完工，275公里长的锡克蒂夫卡尔-皮内加铁路开工建设。在远东地区，组织了82公里长的帕申纳亚-布卡查奇铁路支线的建设，在扎拜卡尔铁路上建造了120公里的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铁路段。西克蒂夫卡尔、凯姆和乌赫塔被314公里和210公里长的公路连接起来。囚犯的工作被用于当地人口很少或根本没有从事基本工作的地区。这些建筑工程旨在在该国边缘、未开发和重要地区建立经济基础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ITL的主要活动）。具体来说，这些行业，古拉格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和平时期，NKVD的ITL生产设施开始生产消费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指示，生产被转用于生产前线的产品。因此，在战争的第二年，前线82毫米地雷的供应情况变得尖锐起来，同年5月，古拉格生产了1 000 000枚地雷，是1941年的33倍。与1941年相比，工厂的机床设备车队增加了2.5倍。1941年组装了约20 000 000枚弹药。1942年，约有30 000 000枚弹药，该计划超额完成5%。1943年组装了21 700 000枚弹药，计划已超额完成40%，在短短三年的战争中，共组装了约80 000 000枚弹药。仅在1944年，就组装了30 000 000枚弹药。大多数企业都已建立产品输送机。
从1942年到1944年，古拉格的服装厂加工了67，000，000米的面料，缝制了22，000，000套军装。为服装生产提供备件套件、缝纫针和缝纫配件，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完成的，占所有需求的75%。 古拉格NKVD有414个农业单位，包括：3个农业营地（卡拉甘丁、西伯利亚、中贝尔斯基）、96个农业区和315个农场。古拉格农场的可耕地总面积为445，000公顷。在战争期间，种植面积比1941年增加了1.5倍，1944年增加到38万公顷，其中马铃薯和蔬菜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半以上。 1944年，与1941年相比，小牛增加了37%，小猪增加了56%。在报告的三年中，45 000吨活的动物被屠宰，牛奶115 000吨，动物油产生2 600吨。在此期间，营地和殖民地对肉类的需求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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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олжиков, Р. С. Роль ГУЛАГ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СССР / Р. С. Должиков. — Текст :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материалы II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г. Казань, октябрь 2015 г.). — Казань : Бук, 2015. — С. 12-14. — URL: https://moluch.ru/conf/econ/archive/170/881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9.11.2021).

我看下面大家的回答中很多都陷入了一种极端，认为古拉格就是一种纯粹的惩罚工具，没有经济效应，但是这么说其实不是很恰当。古拉格的囚犯更多是参与一种在恶劣环境下进行的大型工程，这些工程可能没有什么经济效应，但出于国防，政治，经济等目的又不得不去做。特别是像30年代苏联这种正在的工业化国家，对于它而言，像偏远的铁路修建，在恶劣环境下的采矿，以及像40年代后期的原子弹工程等等。这些工程如果采取雇佣的方式，那么对于需求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也体现了苏联政权的特点：它是由工人阶级所建立的，因此对于工人阶级需要优待。然而在进行工业化的年代，要在某一些领域进行这种优待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此时，把一部分罪犯踢出这个阶级，取消这种优待，使其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此古拉格工作重心并不是对于国家的经济创造直接价值，而是创造创造经济价值的条件，类似于原子弹工程：不能说原子弹为国家直接创造了经济价值，但是却对国家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且有利的影响。

在这个角度下，古拉格的囚犯对应不是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而是工业化初期的英国工人阶级。对于苏联另一部分工人阶级而言，这些人实际上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通过压榨古拉格里囚犯的剩余价值，来达到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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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拉格的生活，我就引用一组有关古拉格的数字

根据G.卫生部门的数据，G.的死亡率为：1930-7980（年均死亡人数的4.2%）;1931 – 7283 (2,9%);1932 – 13197 (4,8%);1933 – 67297 (15,3%);1934 – 25187 (4,28%);1935 – 31636 (2,75%);1936 – 24993 (2,11%);1937 – 31056 (2,4%);1938 – 108654 (5,35%);1939 – 44750 (3,1%);1940 – 41275 (2,72%);1941 – 115484 (6,1%);1942 – 352560 (24,9%);1943 – 267826 (22,4%);1944 – 114481 (9,2%);1945 – 81917 (5,95%);1946 – 30715 (2,2%);1947 – 66830 (3,59%);1948 – 50659 (2,28%);1949 – 29350 (1,21%);1950 – 24511 (0,95%);1951 – 22466 (0,92%);1952 – 20643 (0,84%);1953 – 9628 (0,67%);1954 – 8358 (0,69%);1955 – 4842 (0,53%);1956 – 3164 (0,4%).

可以看的出来，古拉格死亡率在整个340年代除了卫国战争时期和33年饥荒都没有高于百分之五，而在战争结束后到达了0,4%——这个水平与现代东南欧的监狱死亡率相同。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古拉格有多好多好之类的话，而是想说，古拉格作为一个在特殊时间（工业化）下的特殊组织，它的任务不是折磨那些异见者，而是要参与国家的工业化，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贡献。我提醒那些着重强调古拉格政治属性的先生们，大部分被抓进古拉格的罪名并不是政治犯，而是像盗窃和经济犯罪。这可以体现出古拉格对于罪犯恶劣环境并不是有意通过折磨来使他们放弃政治想法，而是像资本家对于工人一样，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些近乎滑稽的场面，如古拉格的囚犯们集体罢工强迫苏联政府提高待遇，再比如苏联政府甚至在囚犯中开设俱乐部，提高工资待遇——这一幕不像是一个政权消灭它反对者，倒像是19世纪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

总体而言，强迫劳动是低效的，不论是根据实际的资金投入产出比，还是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在Gulag里的囚犯们并没有那么想象的高效。在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古拉格囚犯的劳动生产，才相等于一个正常劳动力的产出（Jasny，1951)。而根据Mark Harrison的统计，在人数巅峰时期，古拉格的囚犯人数也不超过400万，按照上文的方法进行结算的话，其等价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也不超过250万人左右。而苏联在1937年的非农劳动力则高达3000万人，这孰高孰低一眼便知。

而具体到更微观的例子，Kotkin对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建立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进行的统计，全城在1932年使用的古拉格囚犯也仅有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2%，考虑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市建立的艰辛困难并不输白海运河，古拉格囚犯们在城市建立过程中的真实作用恐怕只会被高估而不是低估。

那么古拉格为什么会入不敷出呢？初创之时，斯大林与基洛夫对古拉格的长期愿景毫无疑问是经济的，1929年初的政治局讨论上，让怠工，偷懒的人参与到古拉格改造当中来，一边改造其身体，另一方面利用改造本身产生的副产品：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完美的计算：只需要投入微乎其微的安保，原材料，食物，就能源源不断地产出剩余价值。甚至苏联本身也并不掩饰古拉格是对剩余价值的另一种方式的汲取。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是，1937年之后为了应付古拉格内部的失业情况，聪明的古拉格官员们想出了外包合同工制度，出售作为劳动力的囚犯。如果诸位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就一定能理解这套体制的玄妙之处：作为管理者的古拉格官员们甚至不用出人看着：自然而然就有买方的管理者监管，就能获得大的夸张的经济收益。而更具讽刺的是，这种变样的劳动输出的经济收益，本身还要上交给苏联官方，在整套经济体系下上演了白手套空套钱的奇妙戏剧。但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来说，干得越多，收获越多，这些高额的经济回报不少也会在日后进入到他们的腰包：苏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只是一个指标的制订者。

但伴随着1934年基洛夫刺杀事件之后大清洗拉开序幕，日趋拥挤的古拉格所产生的安保成本并非线性增加，而是指数性上升，1935年之后，被捕宣判劳改的囚犯甚至被要求自己独自坐火车到古拉格所在地报道，而这只是因为内务部已经拿不出人手来维护古拉格的日常安保工作，1936年在莫斯科周围古拉格囚犯们的罢工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而更差的食物供给，工作时长，实际所得，极大地提升了古拉格囚犯们的怠工程度。以至于内务部不得不进行强制的劳动监控。

所以答主的问题本身并不成立：古拉格既无法维持收支，更无法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相比于一个经济性的剥削机构，古拉格的核心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处罚：不论是沃尔库塔的煤矿坑，还是中亚的棉田，古拉格的选址反而是在最折磨囚犯的地方进行着它自身的操用，作为效率至上，指标至上的苏联，倘若真正需要一个“经济高效”的惩罚体系，那么古拉格囚犯们更多地应该参与到顿巴斯和乌拉尔的开垦活动中来，而不是在西伯利亚与北极圈苦寒之地进行着放逐和劳动。甚至大清洗本身还在破坏着古拉格本身的结构：古拉格囚犯们举报着长官的贪污，内务部在各个古拉格之间清洗古拉格本身的管理者，昔日在围栏上颐指气使的官员们第二天便成为了在围栏里的囚犯，斯大林时代的荒谬是建立在一种整体性国民之上：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用意识形态塑造国民。

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伴随着高压统治和怀柔政策：反抗者异议者投入古拉格，赞美者完成指标者则获得超量的奖金，斯大林时代的阶级分化以一种最讽刺的分配体系进行着自己那冷酷的工作。当然，伴随着贝利亚的上台与大清洗的结束，古拉格也日趋成为更加政治性的惩罚机构，但除去二战降低食物配给以来的死亡外，其余年份的死亡也并不我们所认知的多。

在个体政治的操用上，古拉格的囚犯本身也处于一种矛盾的中间态：他们既是苏联国民，也是苏联的非国民。他们代表着被镇压的个体与无辜的自我认同，而他们又构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阶级矛盾叙事，当伴随着50年代古拉格的日趋废除，以及晚期斯大林时代对于古拉格的宽松与囚犯的平反，他们从古拉格中重返社会时，却发现古拉格结构本身在苏联体系的长期遗存：矛盾的经济体系与高压的统治，低效的经济策划（独限56年之后）与腐败的官僚，与其说苏联是放大版的古拉格，不如说古拉格不过是一个更残酷残暴的微缩苏联。

当斯大林体制终究结束于赫鲁晓夫时代，作为镇压机构的古拉格也进行着他的演变，赫鲁晓夫化的镇压恰恰是十分西方化的：表面上的文艺自由与隐秘的文艺镇压机构相辅相成。或许对于那些热衷于批评西方文艺不自由的人，发觉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的镇压的基调的”资产阶级化“，并且在小册子中大书特书，并怀念着斯大林时代的“文艺自由”，但我们并不能忽视苏联创立过程中，作为暴力的神圣性。

就如同先锋艺术家们丝毫不隐瞒自己对传统艺术家们的暴力与杀戮倾向，甚至会与斯大林同谋来戕害那些传统艺术的支持者一般。从俄国土地中破茧而生的俄苏，继承了一切先进性所需的一切代价：对于暴力的极限推崇。就像马克思抛弃了异化以及异化的暗喻中的类本质假设，并公开承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时至今日可能也要加上数据的形式），自马克思一系而下的革命者们恰恰是否认了人的神圣性，也因此才有Revolution从旧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对生命的”尊重“之中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