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科技工作者”搞不清楚状况,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安全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嘛。和抵制高压电站、化工厂一样,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简而言之叫“分大饼”。
现在有1个分饼人,计划从10个人手里夺走10张饼,收益是给1000个人15张。
这10个人肯定玩命抵抗,为了尽力拉拢那1000个人,还会“造谣”说分到的15张饼也不是好饼,而是假饼、毒饼。
那1000人平均下来每人仅分得0.015张,收益太少实在没兴趣替分饼人帮腔。反而回想起自己吃到过假饼、毒饼,对分饼人的承诺满腹狐疑。
要是 一收一发过程中分饼人能额外拿走1张饼,那1000人就更要抗议了:我们分得的0.015张饼还不晓得真假,你个分饼的倒把自己吃得肚圆!你分完饼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吃了你拿回来的饼上吐下泻找谁报销?
你把“科学”和“安全”说的再天花乱坠,解决不了以上问题还是屁用没有。
作为一个分饼人,要是想继续推动这个项目,只能做如下工作:
1、公正、公开,证明自己不会拿走一张饼,只会合理的沾一点面粉。
2、要和1010人中的20个代表谈,这些代表由民众中选出,扎根基层、不会走、可替换。由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这种分配方案,既能降低分饼人的舆论压力,也能减少谈判时间。毕竟和1000人谈是谈不出任何结果的。如果没有20个真正选出来的代表,分饼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自己,有多少人站在自己一边。只能蒙着来,10个受损者和100个相关亲友就能吓得分饼者动弹不得。
3、找到受损的10个人,给他们12张饼进行安抚。剩下4张饼分给1000人。如果这10个人不满意,那就要再给13、14张饼。如果还不行,就问那1000人里有没有10人小组,如果同意就和他们换饼。如果价码合理总会找到愿意的人。
现在情况是:
1、无法证明
2、荒废已久
3、只能部分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分饼人当然动辄得咎。
科普有没有用?有用。可以让那10个人知道他们损失的不是1整张饼,而是0.8个、0.5个。但是分饼问题不解决,光靠强调“科学”和“安全”,以及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只有0.015张的大饼就想让1010人心悦诚服的配合你“分饼”简直和做梦差不多。
由于不是核工业系统的,下面的东西大家聊作参考吧。另外,我老家离连云港也算不远不近就是了。
连云港这个事情,更像是地方政府有一部分人不想要这个项目,把一个没立项、没到论证阶段的意向性事件,捅出来以民意倒逼支持方表态放弃。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基本上类似当年的江门核燃料工厂,地方利益集团成功利用民意干掉了央企的试探。
当年遭到反对的江门核燃料项目,实际上是铀浓缩料(浓缩后的六氟化铀)转化为二氧化铀芯块并进一步加工为核燃料组建的工厂。涉及的放射性量远远小于这次的后处理工厂,主要环境风险是化工事故可能造成含氟化物的污染物泄漏。但是由于一个核字,当地的政企联合通气,民意沸腾,最后无果。所以我也是不看好这次连云港。
连云港拒绝这个项目之后,那么哪个地方会成为实际的候选厂址呢——从连云港可以窥见其要求:临海(可接受沿海核电站的乏燃料转运),临近铁路线,有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土地资源,有地质和水文条件,最好靠北(地质处置场在西北),基本上跑不掉几个省,最有可能是核电厂址(包括规划的核电厂址)。当然这种猜测有些唯恐天下不乱了,大可一笑了之。当然就算是后处理厂挪到内陆比如扩建404,沿海也可能会有一个乏燃料的中间储存中心作为中转。
至于这个项目的隐患问题,只能说就场外风险而言,这玩意比核电站安全得多。
现有的商业核燃料后处理技术是从生产核武器材料的钚生产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发展而来,大致是用硝酸溶解机械去壳的燃料棒,经还原剂调价后由TBP的煤油溶液萃取可作为核燃料铀、钚,余下的裂变产物等留在高放废液中,高放废液用玻璃固化,交由地质处置场处置。由于生产过程使用大量有毒、有腐蚀性、易爆的硝酸、硝酸盐溶液,有毒的肼类还原剂,易燃的有机溶剂和萃取剂,处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和有临界风险的铀钚溶液,在安全上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和大多数化工厂一样)。比如历史上,1958年苏联发生过由于后处理工厂高放废液储罐硝酸盐爆炸造成的六级核事故;日本的东海村核事故,就是后处理工厂内的浓缩铀溶液的临界事故造成操作工人大剂量辐射导致死亡的,类似的临界事故在冷战初期,曾发生在各个核大国的后处理工厂中,只不过某些医生就是不放人痛快的死。
好在欧洲的商业乏燃料后处理工厂有着良好的安全记录,少数轻微事故也局限于场内——后处理工厂的溶液临界事故涉及的裂变物质量和裂变功率远远小于核电事故,主要是威胁设备和操作人员安全;放射性失控的主要风险是爆炸事故可能导致的放射性泄漏,这种风险可以被专设的安全措施可靠的限制在场区——国内这个项目由于考虑引进法国人的,所以安全上还是可以信赖的。
从实际的厂址选择来说,即使这个工厂真选址在连云港,区位也可能是临海的远郊,也就是连云港南部,田湾核电站以南的地区——在邻避效应这点上,盐城的响水人可能会和连云港人感同身受吧。
至于乏燃料运输问题,担忧则算得上不必要,无论乏燃料还是固化玻璃,都是塞在特殊容器当中严格安保的,事故情况下都可以保证安全——专门的破坏也需要数百公斤炸药去炸几十公分的铸铁壳的。
商业乏燃料后处理厂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安全性,而在于经济性。后处理的产品主要是固化的高放废物、铀、钚,在地质处置场建成之前,高放废物需要专门场地进行中期存储;铀由于含有中子毒物铀236,在现有的核电站回用需要额外分离功提高富集度;钚在现有的核电站中可以以MOX燃料回用,虽然能减少一定的铀资源消耗,但成本高昂(按某文章,大亚湾用30%MOX,MOX的燃料循环费用是浓缩铀燃料的16倍),存贮也一样不便宜。
由于后处理经济性的问题,核电站乏燃料水池满掉的问题并不是建设后处理大厂的迫切理由,乏燃料在核电站水池临时储存数年至十数年之后,完全可以在中间存储设施中较长时间储存,相比于后处理在经济上的短期不确定性,中间存储设施要合算一些——当然最终估计还得后处理。
大型乏燃料后处理工厂的建设必要性来自于我国的核能战略,相对在建核电规模,我国的铀资源规模不乐观,我国的潜在核能需求又远超世界廉价铀资源的承载力,所以我国很早就制定了闭式燃料循环的路线,必然需要进行大规模后处理和快堆技术的研发、示范乃至商业化——虽然这些技术在当前经济性堪忧,快堆安全性也有待提高。大型快堆核电站一次性装料需要数以吨计的钚,没有处理能力较大(千吨重金属/年)的大厂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后处理技术的发展也可能经济上变得合算,但工程经验和技术团队的培养不是凭空就有的。
即使我国从现在起不再建设新的核电站,已有的大量核电站在寿期内产生的大量乏燃料也有最终地质处置问题。这样以来后处理技术仍然有其必要性:
1.如果地质处置的成本与处置量有很大关系,那么也有一个通过后处理减少处置量,降低成本的考虑。
2.分离嬗变策略,是唯一可能将长寿命放射性缩短到工程设施可控时间范围内(数百年)的技术路线,而后处理是执行这一路线必须保留的技术选项——即使这一策略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还处于概念阶段。(嬗变指利用特制快堆、加速器或聚变驱动的次临界设施产生高能高密度中子,对从高放废液中分离出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素进行照射,转换为半衰期较短的核素的过程,由于要使中子新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在量上小于消耗的,这些中子源需要特殊设计,尽可能提高中子能量和密度,技术上的难度非常大。)
说句题外的,按国际裁军组织估计,我国的累积的武器钚产量是五大国里最少的,并且已经由于裁军考虑停止了生产。后处理能力的存在也意味着恢复武器级核材料生产后的产能——生产堆乏燃料比动力堆好处理得多。如果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技术成熟(美、法进入中试阶段,国内不详),理论上可以将反应堆级钚转化为核武器能使用的武器钚。当然这一条在我国核战略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派不上用场——只有核制胜战略才需要那么多核弹头去准备打赢核战争,就像冷战时美国人考虑过的那样。
由于我国核工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投资锐减与技术断档,我国的核技术存在严重的技术储备不足,长期处在一个补课阶段。最近这二十年,在核电站大规模建设、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从俄罗斯引进离心机、快堆技术,也建设了新的高通量反应堆等核科学设施,但是在乏燃料后处理,新概念堆型的技术积累远远不能和老牌工业国相比。按有关消息,2010年404厂的中试线投运不到10天就停运了,而之后一直在与法国进行核燃料后处理大厂的项目谈判,不排除是技术上的困难所致。
从能源战略、核工业发展战略乃至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后处理大厂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而话说回来,这种国家战略上的长期投资,对于连云港人来说,并不是解决邻避效应的理由——技术上的限制决定了项目对连云港的就业、基础设施并无太大帮助,经济上的税收收益也很可能并没有投资额那么光鲜,却要所有人承担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和若有若无的风险,显然会引起大范围的不满。
--------------------------------------------------------------
暂停不是问题的结束,因为项目本来就不是实质性的进行中:引进后处理工厂的谈判依然会继续推进,尤其在法国人没钱的情况下,抄底是非常合理的。引进技术之后的后处理厂建设仍然是需要面向公众——哪怕所有沿海厂址都黄掉,最后继续404扩建,甘肃人民也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事实上404扩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在水资源和低放废液的排放方面),那么关键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在利益分配的博弈之前,类似项目尽可能的对公众公开,并明确要建设的需求(那些厂址满足要求)之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原子能法能明确核燃料循环战略和相关时间表,部分争论可以完全明晰地显示在公众面前,而不是谈核色变;某些项目的选址,也不再是几个部门和地方扯皮试探的事情,所以我更关心连云港之外的几个候选厂址——貌似新闻里已经开始通气了,南方也没漏掉啊
借用一下德国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合理。
我记得一个德国UP主关于纳粹暴行的言论,让我觉得德国部分民众是对历史有敬畏之心的。
1.不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不应当承受纳粹的战争暴行罪责,因为他们不支持纳粹。如果将来纳粹复辟,他们也拒绝成为纳粹的帮凶,他们出生在战后也没有事实性的帮助纳粹。
那么谁来承受纳粹的战争暴行的罪责呢?新纳粹应该承受,那些叫嚣这纳粹无罪的人应该承受,那些试图将法西斯在德国复辟的人应该承受,他们是纳粹的后继者。
二战的德国民众有罪责么,有的,他们有的真心诚意帮助纳粹,有的事实性的帮助纳粹。
2.德国人民即使不支持纳粹,也应当承担传递历史真相的使命。
不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不会去给也不需要给奥斯维辛,屠杀等行径洗地或者否认,因为他们本身不是罪人,但是他们理应告诉后代,在1939-1945年发生了什么,德国做了什么,万恶的法西斯分子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龌龊事情。
正是因为这样,德国人才有如此资格挺起腰来对历史的受害者正视,我不支持纳粹,我也没支持过纳粹,纳粹干的坏事赖不到我头上,但是我仍然告诉你们当年纳粹丧尽天良的事。
正视历史,反思历史,肩负历史,这是德国人的优良品质。
回到日本法西斯这边。
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小约翰可汗最新一期的日本变态“鸟”,其实这就是日本战后的写照。
战犯一个劲地说不是我,我没有,文化差异,试图逃避自己的罪行,似乎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还在满脸狰狞的虐待战俘营里的战俘。
民众们有的不能接受自杀殉道,有的遮遮掩掩地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与我无关。
是的,这群人要么畏畏缩缩地求原谅,要么装的楚楚可怜,要么假惺惺的说自己是被上级逼迫的。
施加暴行的时候笑得比谁的猖狂,接受惩罚的时候哭的比谁都可怜。
在197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似乎那个战败国日本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开始让军国主义和右翼抬头,因为自己是世界第二经济体,自己有权说不。
那些躲起来的军国主义者们又威风地穿着军服走上了街头,带着军刀的老不死们走过街头,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忘了十几年前自己如何装成一个可怜的良民丑态。
他们堂而皇之的把战犯放在神社里面供奉。他们小人得志地嘲笑那些被侵略的国家。
他们求饶只是因为弱小。
他们凌虐只是因为强大。
他们支持右翼,却说自己并无罪责。
他们声称自己并无罪责,却不敢承认犯下的战争暴行。
相比之下我甚至还觉得德国的新纳粹也算好东西,至少他们从不遮掩,他们极端排外,他们也不洗地,直接说杀的好。
坏,坏到了极致也至少敢作敢当。
而某些民族,明明是自己犯下了战争暴行,明明是自己侵略其他国家,却支支吾吾不敢承认,却明里暗里洗地,却一个劲的支持右翼,还对中国的dislike率直飙90%以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日本被中国侵略了。
也不是说这是劣根性,人民从来没有什么劣根性支撑,只是麦跑跑当初的清算似乎并不彻底,让大正时期的龌龊国风传递到了现在还能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