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皇到斯大林到叶利钦再到普京大帝俄罗斯为什么盛产寡头？ 第1页

讲一个暴论，每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都是不同的，都带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世界上并不存在所有民族都生活在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可能，那只是白左的幻想，因此俄罗斯为什么一直都盛产寡头和它的历史有关。

比如说日本人，日本古代封建社会长年小国割据，因此特别强调小团体的忠义讲君臣之情。日本古代甚至出现过名门赤松家因为造反杀了室町幕府六代将军被幕府灭族，却依然有忠心耿耿的赤松家武士陪着赤松家孤儿讨饭几十年，最后帮助幕府打败南朝残余力量，夺回被抢走的天皇玉玺，得到幕府宽恕重新担任守护的极端例子。

而到了近代日本人走向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大企业一般终生雇佣员工，一门技巧代代相传，强调员工为公司服务，主动加班，公司给员工高福利尽量让员工“一亿总中流”。这其中的内核与日本封建时代并无不同。

再比如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与苏联大为不同。苏联自斯大林开始就完全公有化国营经济，甚至建造的公寓不设置厨房，说家庭自己做菜，不去公共食堂吃饭是资本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不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到今天都是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能源水电等关键部门。但太祖时代就有“公私合营”制度，资本家拥有25%的股份，可以享受部分利润。工人占25%，国家占50%，资本家可以利用自己懂市场和贸易的优势做贡献。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群众。这在苏联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和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古代长期是大一统王朝，国家控制着盐铁，也占据着大量土地。而也存在着不少自食其力的小自耕农和商人。这一格局的存在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就了中苏差别。

而俄罗斯盛产寡头恐怕也和俄罗斯的历史有关，历史上莫斯科大公国在吞并其他罗斯人小国时，往往灭其国不灭其家族，被打败的小国贵族依然可以在莫斯科大公国朝廷当官服务，甚至购买土地。这就造成了莫斯科大公国乃至沙俄的朝政实际上是一群贵族寡头把持。

苏联革命后贵族寡头虽然被消灭，但苏联一群大佬商量办事的寡头政治依然没有改变，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展露头脚的实力派往往能进入中央，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寡头（比如摩尔多瓦和哈萨克共和国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克洛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这本质上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允许被征服的小国贵族参政的思路翻版。

因此当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时，这种寡头政治思路也影响了俄罗斯，俄罗斯人玩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某一行业崭露头角的人物影响政治和经济。宛如沙俄苏联之时。

因此没有什么人类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什么经济制度什么社会，一旦脱离了历史和民族，最终的下场就是灭亡。

沙俄崛起的核心竞争力是引进西欧的先进技术武装斯拉夫蛮子，然后去更原始的中亚虐菜，历代沙皇都是这么干的。

这就决定了几个沙俄特色，首先沙皇必定是亲欧洲的，或者干脆就是从欧洲来的，其次沙皇宫廷和江湖民众必然比较脱节，然后沙皇必定要拿着鞭子强制推广先进生产力。

而沙俄和欧洲的关系也必然是舔狗长期舔女神，女神一直看不上又害怕舔狗，偶尔女神利用舔狗，偶尔舔狗暴怒。

这里面斯大林这个本土派其实是个异数，那会欧洲衰弱的太厉害了，像彼得大帝列宁托斯基普京这种西方派才是俄国常态。

把自己去年一门课的结课论文搬过来

才疏学浅，不足之处敬请指出，也欢迎讨论

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成因的探究

俄罗斯的起源较为复杂。在古罗斯地区，生活着数百个部落，他们由于信仰和土地等原因彼此之间相互征伐。直到公元862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在诺夫哥罗德贵族的“邀请”之下，在诺夫哥罗德登陆，并建立起了留里克王朝，这也是罗斯地区第一个王国。此后数百年间，罗斯人先后历经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统治，最终由莫斯科公国击败金帐汗国，统一了整个罗斯。1547年1月16日，伊凡四世正式加冕为沙皇，自此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全罗斯”和“俄罗斯”的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当代的俄罗斯境内有160多个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且由于容纳景观的多样性，大部分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与生活习俗，并且一直保存至今。事实上，多民族性是俄罗斯文化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就“俄罗斯文化空间”这一说法而言，多民族性具体表现为完整性和统一性；在俄罗斯，有98.4%的居民讲俄语，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俄罗斯人的身份。在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地理命名中，“俄罗斯的”不是指俄罗斯民族或者俄罗斯人占多数，而是指它们在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同一性形成中的作用。这证明，在俄罗斯，宏观层面的同一性更受到俄罗斯人的认同，这是当代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特点。

在部分资料和刊物杂志中，提到了“气候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的说法，认为气候和地理因素是奠定俄罗斯民族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对于古罗斯民族是成立的，但并不适用于当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塑造，俄罗斯和古罗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依笔者之见，在当代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塑造中，有三个方面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作用的；相反，这三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为人熟知的俄罗斯民族。单一的地理决定论或者气候决定论并不足以证明俄罗斯民族全部的性格特征。

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三大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影响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因素有三：

第一，气候和地理位置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虽然笔者反对单一的气候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确是由古罗斯及随后的基辅罗斯演变而来，气候和地理对古罗斯民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被俄罗斯民族所继承。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说：“俄罗斯的气候和地貌严酷到极点，这是掌握俄罗斯人性格和历史特点的钥匙。”

俄罗斯民族主要由东斯拉夫人和北日耳曼人融合而成，地处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心脏地带”，亦即“力量的自然位置”。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出版了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认为北半球有一个最重要的“力量的自然位置”，即“枢纽地区”，又称为“心脏地带”。从欧亚大陆来看，“心脏地带”主要在其北部的俄罗斯及中亚地区各国，其中较大国家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属于这一地带。麦金德进一步指出，“心脏地带”是现代条件下海上力量无法到达的地区，围绕“心脏地带”的是内新月地带或称“边缘地带”，人类历史上具有破坏力性质的重大征服力量，都发源于“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真正支柱。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的矛盾之一就是“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同时，俄罗斯又极其寒冷，整个国土多属温带与寒温带，有极为显著的地域差异。其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是接近极地的寒带气候，冬季非常漫长，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其他地区气候稍温和，人口密集，但冬季也很寒冷。古罗斯地区的各个民族和部落分散在这些地区上，尽管容纳景观各有不同，但气候相对来说都较为严酷。出于人类生理的本能，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会有追求温暖环境的潜在动机，这也是文明和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因。气候和地理共同作用，带来了两个结果：

其一，古罗斯人迫切希望离开荒原和冻土带，到更温暖的地方去居住，这使得他们在向外征讨和扩张上有极强的动力，这一点自然被后面的俄罗斯民族所继承。俄罗斯民族位于心脏地带，本身就具有挤压周边民族的倾向，寒冷的气候又使得他们寻求温暖地带，这使得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扩张意愿，且扩张意愿强于其他“心脏地带”的民族。

受制于地理学的发展，古罗斯人不可能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迁徙和对外征服，但在留里克王朝建立之前，罗斯各部落已经开始因为争夺土地而互相征伐，瓦良格人登陆的起因也是为了调解罗斯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时代，地理学发展已经成熟，这为帝国的扩张带来了指导。俄罗斯的战略方向就是向南方前进，向温暖地带扩张。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曾经说过：“要使俄罗斯的士兵在温暖的印度洋中洗靴子，永远不再脱下夏季服装！”

其二，气候的严酷使整个俄罗斯民族充满了深重的苦难感，俄罗斯人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杰出人物常常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当成一种财富，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救赎，愿意为了苦难的国家和民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乃至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刑之前的一刻被赦免为流放，他骄傲地说“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俄罗斯文学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特点。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宣称:“我要为全人类受苦!”诗人叶赛宁说:“假如来自上天的声音向我召唤: 抛弃俄罗斯吧，你将在天堂生活!我会回答: 我不需要天堂，只要给我祖国! ”而这样的现实主义，由衍生出属于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浪漫主义：“用理智不能理解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信仰。”俄罗斯民族对于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充满着希望和动力，愿意为了这些远大的目标牺牲自我。普希金有言：“俄罗斯注定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在其他民族和国家看来，这些目标或许过于宽大、不切实际且难以实现，但俄罗斯民族愿意将其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宗教中——俄罗斯东正教中，本土圣徒的地位至高无上，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圣愚（юродивый Христа ради），这些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苦修方式，佯装愚拙疯狂，放弃尘世正常的物质生活，以自愿受难的方式克服内心的骄傲与荣耀，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与上帝合一。

第二，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1235年，孛儿只斤·拔都率蒙古大军西征，于1240年攻破基辅，基辅罗斯灭亡。1243年，拔都建立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定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处的谢利特连诺耶），自此开始了蒙古人对罗斯二百五十年的统治。金帐汗国作为罗斯诸国的宗主国，罗斯大公和其他王公必须得到金帐汗的恩准才能即位。金帐汗所拥立的王公被称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是金帐汗的代理人，需要接受金帐汗任命的八思哈的监督，同时代替金帐汗统治罗斯诸国。蒙古人的统治给俄罗斯带去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欧洲至今仍有一句谚语：“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 Tatar.（剥开一个俄罗斯人的皮，里面藏着一个蒙古人）”但在苏联时期，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汗国统治给俄罗斯带来的是消极影响，停滞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是俄罗斯近代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因素。在苏联官方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使用“蒙古—鞑靼枷锁”来描述蒙古人的统治。但实际上，蒙古人并未完全抹杀古罗斯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蒙古人信奉“长生天”，“长生天”是蒙古人的最高神，是控制宇宙万物、主宰人世的最高存在，时时处处都保佑着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蒙古大汗注定要统治“日出至日落之地”，这也是蒙古的统治者向被统治地区极力灌输的一种观念。可以说，蒙古政权的合法性就来源于“长生天”。为了对被统治地区进行有效治理，蒙古统治者会通过体现“长生天”的包容性，让被统治民众接受蒙古大汗的权利。拔都统治期间，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商人百姓，不论地位高低，只要顺从、臣服蒙古的统治，拔都都会给予他们政策的优惠；东正教作为罗斯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拔都也表现出他的包容，赋予了东正教会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免除教会的赋税，允许教会收回蒙古人入侵之前被贵族侵占的土地。对于文化和精神文明方面，蒙古人也并未多加干涉。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历史学家们逐渐得出结论：13世纪时，未遭蒙古入侵的地区也存在文化断层，而拔都的入侵也并未毁掉整个俄罗斯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欧亚主义者维尔纳茨基认为，在蒙古统治之前，罗斯局势已经动荡不安、面临分裂，当罗斯衰落的时候，它没有落到其他人手里，而是落到了蒙古人手里，实乃罗斯之大幸，因为蒙古人是中性的文化层，能够接受所有神祇、能够容忍任何文化。如果罗斯被西方征服，它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

同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明，蒙古还为罗斯带去了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经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政治方面。在古罗斯，古罗斯王公权力很小，主要受到维彻(即民众大会)和波雅尔贵族的限制，公民相对来说拥有很大的权利。而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带有明显的全球性特征，蒙古征服的顺序决定了其文明扩散的过程。蒙古人每征服一地，都会吸收当地的文化元素、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在后来的征服推进过程中，蒙古人会将这些元素连同原本的蒙古文化一同传播到新的被征服地区，如此循环。蒙古1234年灭金，拔都于1235年开始西征，1240年灭基辅罗斯，1243年建立金帐汗国，这就意味着蒙古人会将部分金朝的文化元素带到罗斯。金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汉化，在政治制度方面采取的是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这套体制历经千年，高度成熟，在当时要远远领先西欧的庄园封建制度。而作为寒冷的“心脏地带”的民族，罗斯人生来便崇尚强权和对外扩张，蒙古人带来的这套专制集权制度与罗斯人的潜意识不谋而合，因而很快便受到了罗斯人的认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实行的也是这样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专制制度，沙皇的意志便是国家的意志。和西欧国家相比，“太阳王”路易十四宣称“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建立起君主专制已是17世纪，而蒙古人早在四百年前便将这套先进的体制带到了罗斯，俄罗斯帝国建立起专制制度也要比西方早近两百年。因此，笔者并不能完全认同“蒙古统治是俄罗斯近代落后西方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西方国家在17-18世纪经历了启蒙运动，随后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俄罗斯长期停留在封建主义，西欧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对俄罗斯帝国形成了代差，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俄罗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第三，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在古罗斯地区，人们信奉的是罗斯传统的多神教，并保留着多种习俗。由于交通闭塞，不同地区之间即使信奉同一个神，其祭祀方式和神话传说都会有不同的版本，这使得罗斯一直以来都缺乏一个统一的精神理论，不利于国家的统治。弗拉基米尔即位基辅罗斯大公后，一直想要打破这种状态。在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了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正式接受东正教洗礼，随后东正教进入罗斯，在基辅罗斯统治阶级的帮助下迅速传遍了罗斯，取代了罗斯原本的多神教。1326年，东正教的中心机构迁至莫斯科，莫斯科大公与东正教会结为同盟。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公主后，宣布自己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并且视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徽号作为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把莫斯科当作东正教的新中心。1511年，利亚萨罗夫修道院的院长菲洛修斯正式提出“第三罗马”学说，俄罗斯帝国自此与东正教深度捆绑，东正教一直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国教长达六百余年，直到十月革命爆发。

东正教是第一个对俄罗斯各部族和俄罗斯帝国身份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俄罗斯知识体系中被内化为一种身份典型特征的管制性规范。俄罗斯帝国的认同建立在东正教徒的统一和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东正教会的宣传，甚至于关于“人”这一概念的界定也是在东正教语境中实现的。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俄罗斯人不得不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徒，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在俄罗斯扮演“文化组织者”的角色，并建立了俄罗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俄罗斯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会的天主教之间彼此敌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虽然打着帮助拜占庭击退伊斯兰的旗号，却在威尼斯人的唆使下反戈一击攻破了君士坦丁堡，在城内大肆屠杀，并扶植起傀儡的拉丁帝国，直到七十余年后拜占庭才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所谓“异端比异教徒更为可怕”不过如此。俄罗斯东正教继续延续着与西欧天主教的对抗，且由于俄罗斯帝国西部边境地区数百年间战火不断，波兰、立陶宛、德国、法国先后入侵，导致这一地区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化边界地区——西方的文明很难通过这一边界进入俄罗斯，即使进入，也会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而面对东正教会的挤压。因此可以说，蒙古人入侵使俄罗斯文明转向了东方，而东正教会则使俄罗斯长期停留在东方。虽然先后有不少沙皇，如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俄罗斯推动西化，但这些改革和举措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方面，更为深层的思想文化方面很难透过强大的东正教会在全俄罗斯传播。东正教会将俄罗斯民族包裹在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文化的圈中，使得俄罗斯民族没有办法转向西方，无限放大了气候和外族统治对俄罗斯的影响。

同时，东正教会还极大加强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第三罗马”的提出，既催生了“神选民族”的说法，激发了俄罗斯人捍卫故土、保卫第三罗马的爱国热情，也在事实上将莫斯科置于俄罗斯政治的最高位。俄罗斯人崇尚强权和中央集权，而莫斯科作为莫斯科公国、后来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在俄罗斯的各项生产活动中扮演绝对中心的角色。俄罗斯的空间应当看作主要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空间，这个中心的向心力极其强大，强大到能够为俄罗斯空间的存在提供可能性。东正教为这个世俗地位极高的城市带上了一层宗教权威的色彩，让沙皇能够在蒙古人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也使得莫斯科能够名正言顺地吸收整个俄罗斯帝国的资源；沙皇则提高教会地位，借教会之手将莫斯科的影响力散播到整个帝国。彼得一世为了顺利推行西化，特地选择迁都彼得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以避开莫斯科的反对势力。但苏联成立之后，即使东正教影响大幅度被削弱，但苏共中央依然选择将苏联首都定在莫斯科，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使经过了数百年，但莫斯科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时至今日，这座被东正教推上王座的“圣城”，依然是俄罗斯绝对的政治中心，是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模型猜测（现在看来这个标题取得不好）

基于以上三个因素的分析，我们大致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形成过程中，前两个因素直接参与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塑造，而第三个因素则阻止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向西方变化的可能性。换言之，气候因素和外族统治是直接因素，而东正教会则是间接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一起对俄罗斯民族发挥作用。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东正教会是指传入罗斯之后、在罗斯完成了本土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拜占庭东正教会不同。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作为“隐性社会”及其权威，认为拯救高于一切，它所提供的规范指导着人们去选择和对待自己的尘世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拜占庭范式”认为神权高于皇权；而在罗斯的传统中，罗斯的多神教并不在政治中发挥作用。当东正教传入罗斯，罗斯的世俗君主首先面临的就是自身至高世俗权力的“主我”，以及东正教带来的、在信仰上依附希腊东正教会、认同自己是希腊人的“客我”这两者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不仅损害君主的本土权威，同时还为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带来了法理上的阻碍，抑制了罗斯的统一。所以在1441年，莫斯科宗教会议未经君士坦丁牧首许可而废黜拜占庭派出的都主教希腊人伊西多尔，然后在1448年任命罗斯本土人为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后者将教位接任的合法性解释得更具有世俗性:“遵奉伟大君王、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之意志。”而汗国地区的东正教会为了生存依附蒙古人，自然也就需要宣扬蒙古人统治罗斯的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就是，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之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皇权大于神权的情况。同时，随着罗斯的统一，主教本土化与主教权威扩展至全罗斯，促成了宗教相对独立性和莫斯科君主权威延伸至俄罗斯全地，也促成了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俄罗斯全地居民的基督教首要身份与君主权威的“本土合一”，它克服了神俗权威的外在性和二元化的同时，带来了一个被称为“统一感”的观念，“罗斯国”与“罗斯”从观念到实体化进程中，原来各个公国相互割裂的世俗的地方身份和地方意识开始让位于“全罗斯人(蒙古人的外部压力和反抗的神圣性都构成了原来对立分割的各公国之联合的诱因) ，莫斯科大公成为“全罗斯的君主”。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是俄罗斯东正教、而不是希腊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塑造中发挥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大胆提出一个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的“双层模型”：

所谓“双层模型”，即笔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可大体上分为两层，内层是由气候和蒙古人统治对俄罗斯民族直接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具体在俄罗斯民族上体现为彪悍好斗、崇尚苦难，带有对外扩张的倾向，拥护强权和强人政治；而外层则由间接因素构成，具体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宽泛说是信仰和思想层面。外层将内层包裹起来，将外来的文化元素隔离在外，确保内层不会受到外来文化和元素的干扰。外层具体表现为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愿意为远大的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而内外层则通过纽带连接，使得内外层的因素能够协同作用。

在这个模型之中，有几个关键点需要进行详细说明：

第一，外层的因素要经过内层因素的“改造”才能作为外层因素。换言之，外层因素的存在要符合内层因素的利益。对帝俄来说，这样的“改造”即指前文中东正教会在罗斯所经历的本土化。当东正教进入罗斯时，它对罗斯人所带有的主体性悖论阻碍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发展；而1549年之后，罗斯地区教会先后完成了“去拜占庭化”——摆脱拜占庭的中心地位——和“再拜占庭化”——继承拜占庭在宗教中的中心地位——之后，东正教才真正完成了本土化，开始回归“俄罗斯人”意识和身份的塑造，通过宣扬沙皇统治的合法性来巩固沙皇的统治。而苏联的情况要更为复杂：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提出共产主义时，号召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权力归于人民。苏联第一任领导人列宁长期流亡海外，因此更多体现的是他身上的西方元素；而斯大林出生于帝俄境内的格鲁吉亚，年轻时曾经流放西伯利亚，他所体现的人格是典型的俄罗斯人格。因此自斯大林起，苏联的领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事实的强人政治和一人独裁，苏共总书记号称“红色沙皇”，这带有鲜明的俄罗斯本土特色，符合俄罗斯民族性格内层对强人政治的拥护。可以说，斯大林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本土化。

第二，外层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不可替代。在俄罗斯帝国数百年的历史当中，外层的角色一直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扮演，并且这层外壳忠实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当俄罗斯帝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之后，俄罗斯民族、特别是俄罗斯的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这层外壳，他们认为这层外壳已经不能再推动俄罗斯民族向前了。终于在一战时，当俄罗斯民族认为这层外壳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阻碍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动革命推翻沙皇，从而去掉了东正教会最大的支持。没有来自内层的支持，外层自动剥落，俄罗斯民族需要一个新的外壳，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新体制下的苏联在十几年内就从农业国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战胜了纳粹德国，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但这套“斯大林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就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入侵阿富汗的失败、三年三任总书记去世和切尔诺贝利事故让苏联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于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激进的改革，其主要目的是抛弃共产主义的外壳，为俄罗斯选择一个新的外壳，一个以西方普世价值为主导、传递西方价值观的外壳。但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层西式外壳的内涵与模型的内核完全不符，且未经本土化，来得太过迅速、太过突然，以至于遭到了内核的强烈排斥和反弹，无法起到戈尔巴乔夫所预期的效果，也无法像历史上的东正教和共产主义一样为俄罗斯民族提供稳定的信仰来源、指引民族前进的方向。因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上文中所说的信仰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暴力犯罪活动加剧，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外壳，这也是普京极力恢复东正教在全俄地位的一个原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壳的“修复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西方元素已经打开了几道裂痕的情况下，这层外壳和俄罗斯帝国鼎盛时期东正教所构建的外壳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第三，关于内外层之间连接的纽带。这根纽带有着双向性：从内核的角度来说，它需要纽带以连接外层，既保证外层不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又确保外层的影响能够传递到内层；从外层角度来说，这根纽带又有两个对象：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来说，这根纽带作为一个总结性的宏伟目标——如东正教会常说的捍卫第三罗马、并从中衍生出的爱国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解放全人类，为整个民族提供前进的方向，这一点相对来说较为明显；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根纽带为集权和强人政治背书，便于、也迫使统治阶级集中权力。由前两点已知，外壳服务于内核的利益，那么它既要服务于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利益，也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于历史和一些其他因素，俄罗斯人有着“越扩张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扩张”的心态，而当这样的心态体现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时，就变成了“越集权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集权”。从这一点来说，无论什么政体，在俄罗斯最终都会变为事实的帝制。亚历山大·杜金说过：“不是帝国的俄罗斯将一文不值。”“抛弃帝国道路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和文明现象的终结。”且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并不仅针对政治体制而言；作为崇尚强权的民族，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央集权是“双轨并行”的：政治权力向沙皇集中，而“俄罗斯空间”则向莫斯科集中。由于沙皇与莫斯科大公的渊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中心重叠，向外表现为一个中心。但自彼得一世后，沙皇搬到了圣彼得堡，俄罗斯出现了两个事实上的中心，这显然是个悖论：一个集权的俄罗斯，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事实中心。所以，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两个中心重新统一：要么是沙皇或者俄罗斯的实际统治者回到莫斯科，要么是“俄罗斯空间”的中心移向圣彼得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根双向纽带在统治阶级上的延伸证明了一点：俄罗斯有且只有一个中心。

苏联及新俄罗斯时期的俄罗斯民族

上文的叙述只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中最主要的一方面。同时也应看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带有两面性：绝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人斗志昂扬、勇敢顽强；但某些时刻，他们又可能非常懒惰，如同冬眠一般。在历史上，俄罗斯人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充满动力、奋发向上的民族，这些时期，俄罗斯人都有一个“大目标”：莫斯科公国时期，这个目标是摆脱蒙古统治，统一罗斯；俄罗斯帝国时期，这个目标是捍卫第三罗马，继续传播东正教；苏联时期，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苏联时期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民族长期信仰的东正教受到压制，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自然也导致了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但应当指出，苏联只是用“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替换了东正教“捍卫第三罗马”的目标，长期以来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宗教冲突被意识形态冲突代替，而其他方面表现出的依然是俄罗斯民族与西方在民族性格和文化上的冲突。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属于近代俄罗斯的“舶来品”，而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自俄罗斯帝国建立便以基本定型，我们有理由进行猜想：在苏联对抗西方这个例子中，意识形态冲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只是表层的冲突；其余大多数方面、且更深层次的冲突和对抗都只是俄罗斯帝国时期与西方对抗、或者说东正教和天主教宗教冲突的延续。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依然选择对新的俄罗斯联邦持续打压，更能说明这样的冲突绝不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

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一目标已经消散，曾经“捍卫第三罗马”的信念也因为长期的无神论教育而出现了真空，俄罗斯民族突然间失去了指引方向的大目标，出现了信仰危机。这时候，俄罗斯民族体现出了其性格的另一面，仿佛回到了冬眠之中，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普京上台之后，除了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同时也恢复了东正教的准国教地位，试图借东正教会填补社会的信仰缺失，东正教重新参与到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积极参与教育和政治生活，还完成了东正教红白两派的统一。针对俄军中士兵自杀率高的情况，俄罗斯政府甚至给予东正教会特权，同意东正教牧师进入俄罗斯军队中，为士兵进行心理辅导，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东正教在全俄独一无二的地位。

结语

从988年“罗斯受洗”，到1243年孛儿只斤·拔都建立金帐汗国，到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沙皇，再到1918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苏俄，俄罗斯民族完成了从部落制向封建农奴制再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无论政体如何变化，贯穿于俄罗斯民族的核心始终未变。严酷的气候、蒙古的入侵、宗教的影响，这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日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最终方向。

沙俄时期，俄罗斯帝国自诩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为捍卫第三罗马而战；冷战时期，苏联是世界一极，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如今，俄罗斯联邦成立已近三十年，总统普京的政治生涯已经到了晚期，他之后的俄罗斯将会走到国际政治的下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又一次的选择。是向西转，还是往东走？是选择欧亚主义，还是拥抱西方怀抱？这些将会是未来国际政治的焦点，也将会是俄罗斯民族又一次旅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