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对胡适评价不好? 第1页

我不喜欢胡适，不是因为他提倡的自由主义。

我所讨厌胡适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期间的一系列行为让我困惑：

胡适先生自我认知究竟是民国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首席男仆？

对于胡适来说，究竟是他那正在被日本人侵略的四万万同胞重要，还是美国官员的私人时间重要？

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桐油借款”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派人到美国谈妥的一笔30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时期，3000万对于中国来说无异于救命钱。

结果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了两周都没见到胡适来代表国民政府要这笔钱，于是觉得很奇怪，派人请胡适过来。胡适来了后，摩根索就问胡适为什么两周没找自己，胡适居然说：

我不愿意打扰你。

搞得摩根索都很不好意思的表示，自己欢迎胡适随时来打扰。

台湾学者齐锡生在其学术著作《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一书中就谈到相比进攻性十足，用鞭子抽着华盛顿官僚干活的宋子文，华盛顿上上下下官僚更喜欢胡适，因为胡适足够安静，足够尊重美国官僚。

事实上不论是“桐油借款”时的陈光甫还是后来的宋子文，对胡适的评价都特别低，他们对胡适批评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

过于媚美。

胡适是我所了解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里唯一真正表现出对美国怀有特殊感情的人。

大概胡适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是“生错地方的美国人”，所以在担任民国驻美大使后便专心做好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首席男仆的工作。

胡适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极好的，也是我个人100%笃信。但是胡适这个人，我实在喜欢不起来。

因为小资对自己缺少正确的认知

真正的体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不会讨论胡适，他们对于胡适没有兴趣，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

会讨论胡适的，都是学生，小资，中产。

而这群人往往高估了自己的道德水准，低估了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很多人，从来没有体验过饥饿，没有体验过旱厕，没有体验过长时间劳作带来的全身的疼痛和极致的劳累，没有体验过冬天穿着单衣的刺骨的寒冷。所以他们对苦难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结果可能吃饭时吃到厕纸就精神崩溃了。

上山下乡已经狠狠教育了这群人。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财富和权力的理解也是极为浅薄的。他们没有体验过掌握人的性命的生杀大权，没有体验过别墅和豪宅，没有体验过顶尖的美食。他们远远低估了权力和财富对人的腐蚀，低估了人的欲望。他们不理解上层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欲望有多强烈多深刻。

说来说去，就是见识少，体验少，过不了苦日子，没见过好日子。所以只能不痛不痒地道德上批评几句。

这群人太容易被现实毒打了。

奇怪的问题，中国台湾对胡适的评价也没好到哪里去啊。

插个眼，我们不妨听听鲁迅先生怎么评价胡适的

何健在湖南大搞白色恐怖，胡适跑去为何健镇压民众而辩护，搁今天怎么也算御用文人了吧

1.这就是政府权---------听胡适维维说

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

民国监狱黑暗是当时公认的，看胡适为kmt花样洗地

2.我们中国的监狱真是太厉害了------胡适拉夫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胡适博士认为帝国主义没有侵华，民国愤青小粉红需要反思，要用爱感化日本人。

3.哪来的帝国主义侵华，月球吗---------师老适胡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②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胡适看来，蒋蚣防御塔也不怎么敏感

4.铁拳怎么砸到我头上了之 我的心里只有感恩----------胡适勃士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 “为文艺的文艺” 了。

5.阿附权贵之二丑艺术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几年前，因为工作关系，研究了一段时间的五四历史。

个人见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可能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紧密。

简单的说，二者更像必要不充分，新文化运动启到了启蒙的作用，但这个作用非常的小，实际上，五四前，这场运动局限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这个圈子几乎都集中在北大。相比之下，真正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其实是中国学生因为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华利益转给日本，之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鼓吹的威尔逊主义破产，大家感觉被西方列强给卖了，产生的愤怒情绪。

回到五四当天，游行的前半段，在所谓新文化运动领袖领导下，以北大为主的游行是非常平和的，这个大家可以找一下五四运动相关照片，警察和学生表情都非常放松，激烈程度甚至比不上之前北京学生到冯国璋那的请愿，也就是说，如果到此为止，五四运动仅仅是北洋军阀引导青年学生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问题出在游行队伍进入东郊民巷，驻扎在此处的外国驻军都对游行学生放行了，而姗姗来迟的北洋军警却阻拦了学生队伍，导致学生情绪集中爆发。这个时候，出现运动领导权的转变，北师大学生代替北大成为运动的主导者，最终导致了震惊的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也就是说，五四当天的运动核心是火烧赵家楼，而火烧赵家楼的主导者不是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大，而是北师大。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但就五四当天的游行和后来学生被捕事件，是承担不起这个历史作用的。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上海工人自觉掀起的“三罢”运动，直接动摇的皖系军阀统治的经济根基。其二是长辛店工人罢工，让北京的统治者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其三，吴佩孚等地方军阀政治投机，逼迫安福俱乐部破产。

回到题主问题本身，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最大功绩，其中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对运动全力支持，但对于蔡元培、胡适，五四运动就比较尴尬了，胡适对于运动态度模糊，蔡元培最初是阻拦，后来直接撂挑子不干，跑路了。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运动，不如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列请对中国凌辱的不满情绪的爆发。

那么既然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胡适就更不重要了。实事上，胡适、傅斯年等人一直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切割，但问题是，如果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切割，那么新文化运动就彻底变成了学术小圈子的讨论，它的启蒙作用无限趋近于无。

新文化运动真正发挥影响力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迅速向三个方向转向，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小圈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傅斯年等人则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坚持新文化运动最初考据学的观点，对传统文化留存发展做出了贡献。鲁迅等人坚持文化革命，大量创作新文化作品，实际上在启蒙的道路上继续走了下去。而胡适先生的学术活动，却到此基本停滞了，到处演讲走穴，甚至开始和帝国主义勾搭到一起，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到处投机。

真是向左向右走中间都可以，但你得干点啥，也不至于什么都没干吧？

其实，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我对教科书上胡适的评价是不太爽的，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虽然有抄袭之嫌，但作为启蒙运动，都是不可避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些现在读起来，感觉一定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作品。但研究完五四史之后，就感觉胡适这个人真的是可有可无，这些作品当时就是一个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影响力有，但其实对启迪国人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等到这些作品出圈之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作用就更加难以评价了。

更不要说之后，胡适先生之后的政治投机，都投机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这就不是有没有作用能够讨论的，这就是人品问题。

很简单，胡适所代表的是自由主义思潮。

1949年，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批胡适，当时连带着把胡适相关的红楼梦、实用主义，统统批倒，促使当时整个思想文化发生震动，为马克思主义垄断意识形态提供了帮助。

对于苏联式模式的共产主义来说，自由主义是他的死敌，

通过批判胡适，实际上是逼迫当时的学者战队，就好像赵高牵上一首鹿，硬要人们说他是马。一旦知识分子踏出这一步，后面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批判所谓的“异教”，好像是唐吉可德式的对于风车开战，目的就是为了垄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这是宗教国家最典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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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彼岸高层曾经对他的定位很明确：

文化买办。

这人至少接受过满铁、英国的海外资助。发表过诸多洗白“帝国主义”的言论。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常凯申

要知道物流大队长自己就是代理阶层啊，连大队长自己都极为嫌弃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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