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一个近代中国血淋淋的例子吧。
(部分有转载)
就是徐继畬!一个比林则徐更先开眼看世界的人,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满受满朝文武诟病,死后明明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却依旧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们遗忘,而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更是错误的把林则徐当做是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
这就是徐继畬。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徐继畲先后担任过广西和福建两省的巡抚,还曾经短暂性地署理过闽浙总督一职。众所周知,总督和巡抚这两个官职,在清政府的官员序列里,都是权倾一方、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员。徐继畲能够混到这样的位置上,足见其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能力。
19世纪40年代,徐继畲亲自指挥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的一些战斗。通过战争的强刺激,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崭新格局,内心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冲动。从此,他苦心孤诣地研究外洋的世界,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著作《瀛寰志略》。
现在,谈起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很多人大都知道和徐继畲处于同一个时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但事实上,作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著作,就其思想高度和深度而言,《瀛寰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
但是先驱者徐继畲不但身后寂寞,其后半生也是在颠沛流离、起伏不定中匆匆度过。1850年,因为在福州处理涉及英国传教士的“神光寺事件”,徐继畲被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当地士绅攻击,并很快被极端痛恨洋人的咸丰皇帝免职。一直到同治皇帝当政,他才被重新起复,在清政府的新部门总理衙门里参与管理出力不讨好的同文馆事务。但那样锋芒毕露的一本书,却在普遍具有“自大狂”情结的士大夫之间被视为“异端”。
引徐继畲的著作《瀛寰志略》的一段话——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鎔鎔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同时期的这类人还有晚清时期开风气之先的郭嵩焘。
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的第一位外派公使。这样的一份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美差,在当时却引动了天下士绅阶层的痛诋。郭嵩焘本人为此被他的湖南老乡咒骂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鬼使”。
历史上的郭嵩焘饱受时人诟病。
美国人文作家房龙在其著作《宽容》的曾经讲述了一个关于先驱者的寓言:
“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里,大家都年复一年地过着封闭的生活,没有人相信在山谷外面还会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守旧的老人们只让大家学习祖先的东西,拒绝任何外向性的探索。终于,有一位勇敢的先驱者披荆斩棘达到了外部世界,并赶回来告诉山谷里的人外面世界的富饶和美丽。但他却被当成了大逆不道的骗子,被群众用石头砸死了。若干年后,山谷里爆发了饥荒,大家才沿着先驱者指引的路径来到了山谷外面的世界。当他们意识到先驱者是正确的,想回到山谷寻找先驱者的遗体时,尸体却已荡然无存。于是,他们只好为他立了一块石碑以示纪念。”
不论是科学也好,政治也好,不敢于接受新事物是可悲甚至可耻的,当时对于这些真正开眼看世界的人的指责明显的表现出了我们的无知,愿新世纪的我们敢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坚持自我、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