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的满清和英国镇江之战举例。镇江作为江防要地,城内建有满城也就是驻防八旗的兵营,这样的满城在中国仅有十多个,均是兵家要点,比如广州、西安,南京等地。
统领镇江2000驻防八旗的是满人副都统海龄,英军未到。海龄以汉人或许,有可能,也许会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先在镇江屠城。当时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此战,2000名旗兵共击毙英军37人,伤129人。镇江城陷落,海龄自尽。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1842年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过去了200年之久,满清仍然没有把亿万汉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而是将汉人看作是平时可以盘剥的奴隶,战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镇江屠城清楚的表明了满清不过是入侵,殖民中国的强盗集团。那么,作为广大汉人又怎么能为满清出死力呢,满清不过是他们身上的镣铐而已。
转一个其他的回答,可以查史料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再抓紧时间看看岳飞杨家将的样子 ,趁着还能找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画像,往后能见到多少他们的身影真的很难说,这些老百姓传颂了上千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二十多年的洗白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紧跟着美化的工作也已经进行到寻找积极意义这一步了。
之后呢。
把农夫与蛇,鸠占鹊巢这些词从词典里抹去,
之后呢。
一代人是有一代人的记忆的,只要时间足够长,就能做到该抹去的抹去,该反转的反转,传到子孙后代那里的记忆,是怎样一个让我们无法忍受直视的版本,是怎样一个他们会习以为常欣然接受的版本。
"你的祖宗不是也剃头了吗?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任贼分裂朕尸, 勿伤百姓一人! ”————"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
中国人经常嘲笑印度的种姓制度,说印度只有一亿人,其它的都是牲口,为什么没人讨论种姓制度在民族融合上的积极意义?
清朝如果算民族融合那充分说明民族融合没有积极意义
东北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后人被关内八旗柳条戍边,圈地二十里不得入关,禁止开垦,禁止经商,禁止自相嫁娶,禁止和汉人通婚,空有旗籍,奉银还少的可怜,有的奉银还被贪污有的压根就不给,但就是禁止你务农,违令者斩夷灭三族 。
关内满人就和洛阳城内的鲜卑公卿骂六镇鲜卑一样,骂东北满人是畜生是猪狗不如的蛮夷。
满清就是防止东北满人再出现一个努尔哈赤那样的人和汉人勾结学北魏六镇鲜卑和汉人起义把他爱新觉罗家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满清还禁止汉人去蒙古,因为他怕那些汉商像当年卖火药给满洲的晋商一样,卖给蒙古人火药粮食,别以为啥满蒙一家,当年吴三桂三番之乱,西藏大喇嘛和蒙古很多部落都按兵不动,给康麻子康熙急得直尿炕了,要不是吴三桂岁数大了想划江而治那些蒙古部落指定跟他第一个入关。
满清对蒙古人减丁屠杀,对准格尔种族灭绝,对南方各少民改土归流大屠杀,篡改明史,篡改古华夏文典,大肆宣传洪承畴等带路党汉奸,导致后世抗日战争一堆汉奸。
清朝还能把厌恶明朝的南方少民逼的跟汉人反清复明。
你他妈管这叫民族融合?
积极意义当然是有的,因为清朝这个朝代也是以汉族为主的,即使最高统治者并不是汉族,但其企图保持的清国“满洲之道”(内亚性)终究是暂时的,而清国的汉化、中国化才是主流。
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广大汉人地区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趋势又得以进一步加剧。笔者发现,在晚清,西方诸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以致1875年,光绪在谈到中国和秘鲁换约等事宜时竟明确谕称:“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可见在这一文化权势转移的过程里,外国殖民者特别是欧美列强,也曾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能生动地体现这种文化地位转化的,或许还是汉文中“国语”一词含义最终的满、汉倒置。晚清以前,“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所自豪的满族特性,“国语”自然是指满语,而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流行的“国语”一词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1911年夏,清廷竟以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将汉语官话定为“国语”一点正式确认,通令全国传习。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
晚清时期,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变内亚化的旧惯,改行明代以来的体制。结果,清朝日益以明制为本体实行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脱离内亚的胎记,融入中华。
清朝一统后,大体在原来明朝控制的区域承袭明制,在满、蒙、藏、西域等地则因地制宜。这样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续到晚清。随着列强逐渐侵占周边各国,清朝的原有属国纷纷成为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藩部也日渐动摇,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历来都有,但是大都属于局部和暂时性的,朝廷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可是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却让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捉襟见肘的应对过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渐发现,凡是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虽有危机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则不但难以有效控制,还会导致动乱分离。 为了根本解决边疆危机造成固有疆域的丧失,清朝不得不改变以藩部拱卫内地的旧制,撤藩建省,加强藩部与内地的联系。原来清朝对于藩部与内地,并无孰轻孰重之别,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强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涣散无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后经过几番争议,清廷终于决定撤藩建省。 与稍后的台湾建省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原来的府州县基础上升格为省,新疆建省则是内部改军府制为州县制,整体上意味着清朝放弃所谓内亚化的藩属体制,朝着将所有统治区域变为中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国与中国,逐渐浑然一体。继此之后,清廷将满人视为禁脔的龙兴之地也改为直省,并相继启动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寿终正寝。 行省制始于元代,明朝延续,清因明制,原本并非一级行政架构,而是皇权的分身,与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应,为内外相维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叶以来行省逐渐变成直省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省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与藩属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与近代国家较为接近,不论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区,就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民族统一,意味着融合成为共同的国族。这样的观念和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续。
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能够接受退位交权以保持留在中国大家庭的身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国的统治者,并不情愿成为一般国民,可是,如果必须放弃政权、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国,避免被驱逐,即便国号改成民国,体制改成共和,他们也不做第二选择。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如宗社党和溥仪,就宁可求助于外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恢复皇位和帝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其说首先是一般中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所以在掌权和归属之间,他们只能在具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国即中国的身份。只是这样的满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间也为数不多,多数满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国民的现实。
辛亥革命时,康有为为了挽救清国,所做的建议也是提出让清皇室彻底汉化:
请资政院与内阁各上一奏,亟下懿旨,改国号为中国,用孔子纪年。细思国号必当有‘中华’二字,不必回避,以为统一之基,令南方难自分异,又可得民心。全国皆为中国人,禁不得称满、汉字,后与帝及百官皆仿英例,临资政院宣誓,与新贵共入中国籍,即改汉姓,诸满人并尽赐汉姓。如此一举,令国民攻满者无所措辞。
有个屁的积极意义
满汉分治是国策,你要这么喜欢,我建议你去哈萨克体会一下这种政策的
这么积极的融合一定要“回报”给带清遗老遗少们好好体会体会。
看到这种问题我只有一个感想“该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
今日重唤大西王,只缘清妖又重来。xxxxx!
你管这叫积极?
你信不,如果清朝真在民族融合上具有积极意义,那现在中国境内根本不可能有满、蒙这2个民族。以清廷一贯的灭族好手段,要想将满、蒙融进汉族,不能说是易如反掌,但也是做得到,毕竟有200多年的时间。
可他们都干了啥,嘴里叫着满蒙一家,然后用阳谋让蒙古人困死在高原之上,还对他们进行减丁灭族政策,到清末连满蒙都没能成为一家。同理,他们高叫着满汉一家,却处处提防汉人,限制汉人的行动,连汉地吉林、辽宁都不让进,还下令不让满人融进汉族。
这不叫民族融合,这叫民族隔离,只有纳粹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但凡清廷能对汉人少点戒心,入华则华,主动让满族融进汉人,而不是搞民族隔离那套,清末也不至于被夺了皇位,给他保留一个皇帝虚职又会怎样。
记住,清朝若真想在民族融合上有积极意义,首先得把自己,也就是满人给融合了,融进汉族。连这点都做不到,谈其他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