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大吃一惊：原来1949年前工资这么高》一文的准确性？ 第1页

没看过原书胡扯八道的结果，我很多年之前就写过的东西，贴过来。其中作为基准的物价有所变动，我也就不逐一修改了。

《真实》一文描写：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哦，工资是30多块，我们来看看物价：
《真实》一文作者引述的米价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二号梗米1石14元

我找到的北京米价

《北京地方志》>> “物价志”：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直奉军阀再次开战。10月，吴佩孚军溃败，北京地区百物腾贵，面粉每百斤价格达银洋8．27元。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北京市1月面粉价格每百斤银元8．4元，3月涨至8．7元，6月涨到9．3元。

上海米价（上海价格志 >> 第一章农副产品价格）：
民国15年苏浙旱灾，更因北洋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孙传芳和张宗昌先后在上海附近混战，导致米价扶摇直上。8月，曾高达每石17.85元。
民国16～17年逢丰收，米价分别降到14.77元和11.17元。民国16年发生蝗灾，秋后米价回升。
民国18年11月开始，每石粳米超过15元。民国19年4～5月，粮价继续上涨，最高达到24元，引起社会不安。

下面问题来了，北京的粮价一目了然，上海的价格又如何，一石折合多少市斤呢？
《真实》作者指出【原文中的"石"，应为156斤】这是对的，因为清代【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为百六十斤】杨绛先生也在《阿菊闯祸》一文中说：一石是160斤。

换算一下：27年上海米价约为14/160*100=8.75元/百斤和同期北京米价基本相同。

那么张金保的工钱（30块大洋）如果在上海大概能买到多少大米呢 30/8.75*100=343斤 14块大洋可以买160斤大米，看起来很鼓舞啊。

折算成人民币呢？

《上海市场大米批零价格稳中略有涨跌》2009-8-19
8月18日，上海粮油零售市场价格行情，其中：10kg小包装粳米（普通）为35.66元/袋；散装粳米（普通）为3.29元/公斤

以大米折算的话，张金宝的工资（30块）约为343/2*3.29=564元人民币 （14块）约为263元人民币。
用同样的方法以猪肉折算：
《真实》作者说【猪肉1斤0.28元】看了一下应该是批发价（注意，批发和零售价格相差很多哦）：
上海价格志 >> 第一章农副产品价格>> 1928～1949年（1～5月）鲜猪肉批发价格（年度平均价）
1928年35.39元/50公斤
1929年28.60元/50公斤
1930年29.82元/50公斤

09年8月27日批发市场 大宗价(元/公斤)
上海曹安批发市场 猪肉16
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猪肉 15.45

折算一下30/0.28*16/2=857元人民币

张金保用420元人民币（14块）“勉强糊口”是很客气的说法了，不像作者心理阴暗。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上海的物价和武汉的能一样吗，上海的工人收入又是多少呢？

我们去考察一下民国上海工人的收入，看看张金保所在的行业是什么情形……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名义工资：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总的水平要高于民国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资大致为0.5～0.6元，每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每月工资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缫丝、火柴、棉纺工人每月工资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上海工运志 >> 第四篇工资生活与福利 >> 第二章工资水平）

照这个说法，大家的收入也就是400多块人民币，这个收入在现在的上海生活，大家觉得如何？

再具体点，看看《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美) 裴宜理是怎么记述的：

英美烟公司不同部门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差很大的。1926年，机器间技工（修理全厂机械设备）的平均月工资为30元以上，卷烟部操作工是20元以上，而包装部（工人数量68%）的女工平均是13元，烟叶部（15%）的女工则平均每月只有10元多一点。男工一星期有50一100支香烟的补贴，女工一年50支。P192-196

缫丝业绝大多数缎丝厂每张机子雇用2到4人，每个大缥丝厂拥有的工人数在500至1000间。妇女和童工占了被雇用者的95%。厂主大多为江南籍资本家。P235

上海丝织工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幸运者占据着技术岗位，薪水高，人们往往称之为贵族工人。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给丝织业带来了繁荣，但是几年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1931年全国的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的沦陷，1932年中日之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丝织业在这连续不断的惊涛骇浪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前景暗淡。大部分的小厂确实经不起这许多袭击而关门了，成千上万的熟练织工被迫失业。P249-250

上海每小时工资收入1932年
丝织业 0.112
棉纺业 0.044
缫丝业 0.034
上海每小时工资收入1930-34年
丝织业 0.096 0.091 0.112 0.104 0.087
缫丝业 0.044 0.041 0.034 0.038 0.029（这些数字没提是男工、女工还是均值）
p262

算一下，一个“贵族工人”拿到30块的话每月要工作多久？30/0.112=268个小时，也就是说上海滩“幸运”的“张金保”们每天干10个小时，每月干上27天就能得到900元人民币的工资了。如果你不幸去了缫丝厂、棉纺厂、或者卷烟厂，同样的工作时间，你的工资就仅有300来块人民币了。

300块人民币，再加上家庭，在上海生活算不算水深火热呢？

但《真实》一文作者说这种生活很不错，因为：

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首先当时的陈存则不是见习医生，而是学生，这个区别至关重要。

【原文】【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呵呵，陈同学还没有独立呢。
【原文】【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洋。】事实上就算是伯父给的这二元，也仅够每天吃个中午饭罢了。如若每顿都“吃的丰富些”，只能吃10顿哦。至于其他伙食，住宿等等杂用显然不用陈同学自己掏钱。

【原文】到重点了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补充一句薪金8元是陈同学打工所得，不是做医生而是【为丁福保先生做抄写和剪贴工作】，

看原文，陈同学用4个“银元”（8+2-1-5）就能过一个月了。
《真实》作者没算上四伯给的两元，和请客花去的一元，以至于后文反复说“3元过1个月，3元过一个月”挺好玩的。
这位陈同学，要是在社会上混，用120块人民币“吃过用过”一个月还能气概为之一壮，那真是很厉害啊。“外表飘飘然”倒是很有可能，那是饿的。事实上他是不指着这几个小钱活着的。

综上：陈先生描述的仅仅是学生时代自己花零钱，买中午饭的经过，哪能和居家过日子相比。不过《真实》一文的作者也就当真了。并且成为了他全篇立论的基础——3元钱可以让一个成年人快快活活过一个月。要照这么折算，“张金保”们的生活还真是很快乐,不过现实远非如此。

《真实》一文还这么描述物价：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大米1担3到4个银元

——《真实》前文不说是【物价低廉二号梗米1石14元】么？在这里1担不等于1石（dan）么？

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哎呦，26年陈先生一个学生【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这六七位同学吃的想来十分节省。

至于鸡蛋《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是这么说的：
【原文】【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乘以30换算一下，6块钱一斤呢，不便宜。顺便提一句【猪肉每斤2角钱】是35年历史最低价（而且得去批发），之前没有这么便宜，以后也再也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人》的作者和我估算的银圆价值相同【1928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1937—1938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30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左右。】

《真实》一文又说：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上文其实是包惠僧和凌楚藩的对话（凌是铁路工人），谈话中专门讨论了铁路工人的“福利制度”，可不是“没有多谈”，凌楚藩是这么告知包惠僧的：“工人福利方面，也是徒有虚名……福利机构……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一般的工人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

嗯，是有这种福利，我还能提供个更狠的【武汉四局：备两艘拖轮接送女工上下班，并派警卫保护女工路途安全。】看看，多么和谐。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人。提供福利的是有数的几个工厂。被作者“碰巧”都挑出来了。要知道还有更牛的单位呢：
民国17年（1928年）前后邮政各类人员月薪：
类别 每月工资（元）
洋邮务长1200～1875
洋副邮务长1050～1200
华邮务长1050
华副邮务长787.50～937.50
邮务官240～690
邮务员82.50～450
邮务生35～150
拣信生21～71
邮差19～68.5

出自 上海工运志>> 第四篇工资生活与福利 >> 第二章工资水平

震了吧，邮差收入70元，牛不牛？但这些显然是塔尖人物，八卦一句，杜月笙以有邮政职工做自己“弟子”为荣。

《真实》一文又说：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3个银元的神话就不要提了，估计作者又对包老爷子搞了什么春秋笔法。可怜的小工就抱着

240块人民币“被吃饱饭”了。

至于“小工”问题，嘿嘿。
我们来看一下民国期间真实的雇用方式 （上海工运志 >> 第二篇雇用制度 ）：
1、学徒工制
【学徒每月的“月规钱”，20世纪30年代一般约0.4～1元，个别有二三元，这些钱大致相当理发、洗澡的费用。有些行业、企业在年终发给学徒“鞋袜钱”，无一定标准，有的第一年6元，第二年8元，第三年10元；有的第一年12元，第二年16元，第三年24元。】乐观点看，每月3元（90块人民币），刚好【吃了用了】哩。

【大隆机器厂学徒民国16年（1927年）后实行月工资制，每日为2角2分，例假、事假、病假均无工资，厂方也不供给伙食（每月自付伙食费四五元）。大百货公司学徒（练习生）通常领取工资（商业企业一般都供给职工伙食），永安公司月工资民国19、20年（1930、1931年）为4.79元、3.6元，大新公司民国27年（1938年）为2.71元。学徒如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如患病工伤，药费自理。不少学艺契约明确规定：学徒如遇生病死亡，店方概不负责。一般学徒满师要在4年左右，5～6年以上的也不少见。】
附图：

2、养成工制
【养成工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学徒制度，没有师徒关系。该制度产生于日本，“养成工”一词直接来自日文。民国11年（1922年）前后，养成工制度首先引入上海的日商纱厂。养成工主要是女性，年龄多在14～18岁。订契约的养成工不得中途退出，严禁与外界接触、同老工人来往。一些日商纱厂将养成工集中在一个车间，由东洋婆子（日本女工头）监督劳动，放工后，不许回家，集中住在工房。英华里（又叫养成里）、月华里都设有日商纱厂的养成工工房。工房区域有围墙围着，大门紧锁，门口有专人看守。养成工不能自由外出，家属不能随便探望。住在厂外工房的养成工，上下班时都由工头或包工头带着。】

3、童工（12岁以下）
【童工的工资比成年工人低得多，成年工人中的女工工资一般低于男工40%左右，童工工资最高不过为女工的70%，一般为50%左右，工时却和成年工人一样。在纱厂和其他工厂里，他们和成年工人一样干12小时一班。】

4、包身工
【20世纪20年代初，包身工制度首先在公大、内外棉、喜和等日商纱厂中实行。招工时，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家属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订立“契约”，规定由包工头付给包身价银，一般为20～40元，以30元为多，有的一次付清，多数则分次付清。包身期通常为2～3年。包身工的年龄越小，包身价越低，包身期越长。】（“贵族工人”的代偿品，算算她们的月工资是多少，一月一元（30块人民币！）而已，不过包吃住，具体吃住水平可参看《包身工》一文）
再上份文书：
【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期满，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

《真实》一文又说：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嘿，作者的标准好简单哦，在上海双职工家庭年收入400*30=12000元，两个人一个月赚1000元就算小康了？

我们来看看上海工人实际的收入与支出：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实际工资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有一定的提高。就本期而言，民国20年（1931年）以后，名义工资不断下降，直到民国25年（1936年）才有所回升，由于同时期生活费指数下降速度更要快些，因此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民国22年（1933年）至顶点，指数为115.99，其后虽下降，但仍高于民国19年（1930年）。以米计算的实际工资变化情况也大致相同。上述各点从下列表格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已经说过了，《真实》一文作者反复陈述的“陈医生3元过一月”的故事是虚假的。作者在在此之上构筑的种种推论也就无法成立了，《真实》的作者并不真实。

上海工人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水深火热”，大家看上表就可以得知了，我不多言。

这明显是脑子有坑啊……

现在的工人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工人变多了。

是，以前一个铁匠木匠啥的努力半辈子有可能可以置办自己的产业，你不会以为你活在以前就可以随便成为铁匠或者木匠了吧？

以前的工匠有门手艺那就属于中产阶层了，但是手艺并不是像今天这样有专业的就业培训机构用科学的方式教给你的啊。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因为手艺难得，才造成人才稀缺，人才稀缺导致地位提升。

其他的数字什么的都没有必要去较劲，你只要知道，无论在什么社会，你所处的阶层取决于你的稀缺性。

既然你享受着普及的教育条件，那你就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拿以前的工人和现在比，为什么不去想想既然当年工人条件那么好，为啥还有那么多人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