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要处置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 第1页

由于当事人已经收回先前对我的攻击，这里也相应地删除作为回击的部分。

不过鉴于先前的指责，我认为有必要在开头澄清这个回答采用的一些原则。涉及大清洗的话题，很棘手的一种思维定势就是一谈及供词，立即想到“刑讯逼供”，并以此为由将供词作废，这里我主张两点：一、需要考虑证明刑讯逼供的材料往往也是“改革年代”的供词，具体的案件是否有刑讯逼供也不能一概而论。二、一个人有没有交代真实供词，仅凭是否刑讯逼供也不足以判断，叙述内容完整的供词无论真假都有一定意义（如果是假供词，内容多也越可能与事实矛盾或跟其他供词冲突）。

提前拿文末的柳什科夫举例。他本人在日期间提供给日本的信息中也指向了一些刑讯逼供行为（如柳什科夫认为拉平遭到酷刑，尼古拉耶夫案是伪造案），仅针对远东，柳什科夫也认为一些破坏军备的指控是捏造的，是一种刺激苏联反日情绪的手段。但柳什科夫在知道这些现象的情况下却证实远东的“阴谋中心”，有这样的资料印证布柳赫尔的供词（中的相关部分）是很有说服力的，无论后者是否被逼供。

借着这个问题打算把收集的资料整理一下来写写布柳赫尔案，引用为机翻粗校，无法确定全名的人名将保持西里尔字母的缩写，不影响文章内容的专有名词以及上镜率低的人名不作核对（当然欢迎斧正），因为东西太多写的也会比较琐碎。

不论国内国外，布柳赫尔因张鼓峰的糟糕表现被处决都是一种常见的说法，这方面已经有回答斯大林为何要处置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介绍了，因此略过不谈（我个人也不支持这一主张）。

逮捕、审讯与死亡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布柳赫尔从被捕到死亡的大致流程，布柳赫尔在前往莫斯科不久后便病倒，根据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前往位于索契的别墅养病。10月22日，布柳赫尔于伏罗希洛夫别墅中被捕（由叶若夫于10月19日签署1901号逮捕令），并于10月24日被押送至莫斯科。^[1]

10月24日下午5点10分，他被从库尔斯克火车站带到卢比扬卡的NKVD内部监狱。他被安置在93号牢房，编号为 "11"。
第一次审讯于10月25日在监狱四楼的418室进行，时间为11时5分至17时20分。
盘问它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委员长贝利亚和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局局长伊万诺夫。
在布柳赫尔被关押在NKVD监狱的18天里，从他被捕的那天起直到他去世，他被审讯了21次。

根据MGB的档案^[2]，可确认其中十次审讯，剩下的十一次仅被提及：

1938年10月25日，由贝利亚、伊万诺夫主持。418室，时间：11:05~17:20
1938年10月28日，由伊万诺夫主持。422室，时间：13:40~15:50
1938年10月28日，由贝利亚主持。418室，时间：0:05~4:20
1938年11月4日，由伊万诺夫主持。422室，时间：13:10~14:15、2:35~3:10
1938年11月6日，由贝利亚主持。422室，时间：12:25~17:10、19:45~22:35
1938年11月9日，由伊万诺夫主持。422室，时间：10:35~16:10，由贝利亚主持18:45~20:45，由戈罗夫列夫主持20:45~22:45

其中包括唯一一份10月28日的审讯记录（其余记录据作者称皆未保存/被销毁，这也是唯一一份在平反中被提及的对布柳赫尔的审讯记录），由贝利亚和伊万诺夫签名，并由布柳赫尔和费德科逐页见证，以下为部分摘录：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人第一次参与到右派托洛茨基组织中的？
答：我不记得有任何关于“右翼”组织的谈话，的确，我和拉夫连季耶夫——“右翼”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之前存在着友谊。但我想，那是在1932年初。
问：你收到李可夫的信了吗？
答：我已经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了，1934年，我收到了李可夫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所有指挥官的，我誊写了一份副本。（斜体字是由布柳赫尔亲手添加的）
问：不，还有一封李可夫1930年的信。
答：没有这封信，不记得了。
问：没有还是不记得李可夫1930年的那封信？
答：没有。

11月6日，布柳赫尔写下了亲笔供词，以下为部分摘录：

我与右派的交往发生在1930年。在此之前，由于我的政治不稳定和党性不强，我在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有过一系列的犹豫。
这些反党的判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在工会讨论期间，在集体化时期都有体现。1925-1926年，中国的政治存在着犹豫不决的情况，私人的实际问题也是如此。
我的这些情绪自然使我与那些逐渐公开反对党的人建立了友谊和联系。
因此，我偏离党的路线的最明显的表现是我从中国回来后与罗明纳兹的友谊，然后在1930年与他直接联系，当时他提议我去高加索地区担任单独的高加索军队的指挥官。
同样在政治上的犹豫和不稳定，让李可夫在1930年给我写了一封反党反苏的信，我向党隐瞒了这封信，信中说他希望看到我担任武装部队的领导......
1930年我回到远东后，远东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佩雷佩什科试图与我建立友谊......
同年，当德里巴斯作为OGPU远东局的负责人来到远东时，我很快与他成为朋友，与他分享我的感受......
渐渐地，这些纽带扩大了。首先，与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克鲁托夫，然后在1931年，与来到远东的贝尔戈维诺夫，我与他建立了特别密切的联系......
在贝尔戈维诺夫之后，拉夫连季耶夫来到远东，担任其第一书记，我立即与他重新建立了1929年在乌克兰时建立的友谊，当时他是革命军区的成员和该区政治部主任......
德里巴斯、克鲁托夫、贝尔戈维诺夫、拉夫伦季耶夫和伊利亚·斯林金把我和他们绑在一起，因为他们广泛利用我的野心，强调我在远东和内战中的特殊贡献（在会议、大会、代表大会上），在工人阶级群众和军队中树立我的广泛权威。
另一方面，他们袖手旁观我在家庭和道德上的堕落，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向契卡和国防人民委员会隐瞒，向中央通报的不是我道德上的腐化，而是暂时的酗酒崩溃......

苏共二十大前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控诉刑讯逼供现象的亲历者证言，在这个回答中斯大林为何要处置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已经基本列举，就不做重复劳动了。这里感谢知友的质疑，我在重新核查资料时确实发现了一处资料上的问题，原书作者在08年的著作中认为布柳赫尔从未被关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但作者在两年后的著作中修正了这一立场。

11月9日下午6点45分，伊万诺夫传唤布柳赫尔进行了另一次审讯。在与前元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乏味 "谈话 "后，伊万诺夫让自己休息一下。留下戈罗夫列夫和被捕的人，他离开了办公室。根据戈罗夫列夫在1956年的证词，当天晚上，大约10点，他和布柳赫尔在喝茶，布柳赫尔告诉他，他已经写完了当天的手写供词。晚上10点35分，布柳赫尔抱怨说很累。戈罗夫列夫呼叫了护送人员。几分钟后，两名护送人员赶到，将布柳赫尔带走。
戈罗夫列夫正准备离开去办公室，电话响了。是卫生单位，晚上10点50分，11号被捕者突然死亡......

在9号的审讯后，布柳赫尔突然猝亡，当局也立即展开调查。戈罗夫科夫于当天的报告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部人民委员部副委员，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贝利亚同志。
报告 今天晚上10点50分，在内务部监狱的医生办公室，11号被捕者突然死亡。
死亡情况如下：晚上10点35分，11号被捕者被监狱人员从422房间带走，被安置在一个牢房里。
11号被捕者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站起来，在狱警的陪同下向走廊走去。我收集了文件，检查了房间，然后向我自己的地方走去。
当时值班的接待员告诉我，他们在找我，被捕的人出了事。
我沿着四楼的走廊走去，发现11号被捕者坐在411房间前的椅子上。
还有一名狱警。
我走到11号桌前，问他出了什么问题。
我命令立即叫医生，两名看门人立即赶来，解开他的外套和衬衫，在四名看门人的手中把他抬到内监狱的医生办公室。
11号被捕者被放在病床上，还活着，当他们想解开他的扣子时，他说。"不要解开他的扣子"...监狱医生立即进行了输液，但11号被捕者已经倒下并死亡。
被拘留者最后几天的待遇情况如下。11月7日，11号被捕者根本没有被审问。
11月8日，11号被捕者在调查室只呆了3-4个小时，他写了手写的陈述。
今天，即11月9日，被捕者在下午接受了11至16个小时的审讯，随后是午餐休息。晚上7点左右，他再次被传唤接受审讯。
被捕者一直在书写，偶尔我们一起喝茶。
晚饭前，部门负责人伊万诺夫在审讯现场。
他翻看了被捕者写的所有东西，对他说了一些话，被捕者回答说，他今天做的笔记只是一个计划的草图，他将完全按照他在阴谋中的位置来纠正和更正。
对第11号被捕者的审讯被终止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证词的一个部分，需要对其进行调整。我们同意在第二天，即11月10日进行。
在11月9日一整天，被捕者的情绪和健康状况都很正常。
当天有一两次被捕者告诉我，在那几天（他指的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他感到不舒服，听到了音乐和噪音。
11号被捕者记下了日期，签了字，在狱警到来之前，问他明天什么时候被传唤问话，他记住了证据上传递的一些名字。我没有注意到11号被捕者今天有任何违规行为。

忽略其他监狱人员的类似证词，最后的尸检报告如下：

该男子的尸体看起来大约50岁，身材正常，营养良好......在背部和侧面，头部和面部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皮肤和头骨各处完好无损，没有瘀伤......颈部器官完好，胸骨和肋骨完好，胸部完好......
结论：
因疼痛而突然死亡：肺动脉被盆腔静脉中形成的血块堵塞。血栓的形成是在一般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心脏活动不足的结果……

这份尸检报告与一些声称布柳赫尔遭到酷刑逼供、尤其是与声称布柳赫尔具体身体部位损害的夸张的证词极为抵触（布柳赫尔在狱中一共也就渡过了十几天），也往往被作为否认布柳赫尔遭到酷刑的依据。

17年后，前NKVD内部监狱负责人、1955年退休的米罗诺夫就布柳赫尔的死亡作了如下证词：

11月9日，布柳赫尔被传唤接受审讯。晚上，一个电话从审讯布柳赫尔的办公室打给了监狱里的值班人员，据说布柳赫尔病了。我监狱的办公室就在值班狱警办公室的隔壁，所以我透过敞开的门听说是11号犯人。我立即命令值班员为布吕歇尔派出两名押送员。
...德明和诺森科。然而，值班的内务部人员很快就打电话给值班人员，要求再派两个押送员，因为囚犯本人无法移动。我又派了两名护卫，辛卡金和毕巴，我自己则走到要带布柳赫尔的门口。几分钟后，布柳赫尔被带到了监狱的医务室。我跟着他去了医务室。在那里，布柳赫尔被放到了床上。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布柳赫尔回答说他感到不适。值班医生协助他，但这没有用。五分钟后，布柳赫尔去世。在他死后不久，梅尔库洛夫和戈罗夫列夫来到了卫生室。两小时后，梅尔库洛夫命令我将布柳赫尔的尸体送到布提尔卡监狱停尸房进行法医解剖。尸体被装在一辆货车上送去。当天晚上，在我和伊万诺夫和戈罗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专家塞梅诺夫斯基对布柳赫尔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清晨，布柳赫尔的尸体被运到一个火葬场，并被投入火化。

同时这里也有另一种回忆^[3][4]：

因为布柳赫尔去世，布柳赫尔案也于11月11日被撤销。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布柳赫尔在1939年3月10日被追溯剥夺元帅军衔，并因“进行间谍活动”“参与反苏右翼组织和军事阴谋”判处死刑，但并没有找到原始文件（对布柳赫尔平反时也并未提及这一点），疑似与对其第一任妻子加琳娜·波克罗夫斯卡娅的判决混同。

官方材料（指控与平反）

布柳赫尔被捕期间，部分同样被捕的亲朋好友开始在审讯中指控布柳赫尔，其中最严峻的指控出自其亲信、负责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通讯的谢尔盖·法德耶维奇·古林。以下为书中的相关供词以及最后的平反决议。

摘录自1938年10月24日对加琳娜·波克罗夫斯卡娅的审讯记录：

问：关于你的前夫瓦·康·布柳赫尔，你能说些什么？
答：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看到尽管布柳赫尔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观点……他经常赞扬托洛茨基，1923年夏天在列宁格勒，他与我的表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争论，为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辩护......甚至在22年的赤塔，他对莫斯科的军事指挥部发表尖锐的否定意见，宣称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我去吐口水，去哈尔滨。" 我说。"那你将在那里做什么？" 他回答说："如果你有头脑，你总能找到工作。在国外，我比在苏联更受重视……"

摘录自1938年10月28日对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的审讯记录：

问：你被逮捕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之前的审讯中，你否认了自己的罪行。今天你依旧坚持吗？
答：不，我已经坚定地决定说出我的反苏活动的全部真相，但在讲我对苏联当局的罪行之前，我请求允许就我的兄弟，前远东阵线指挥官，苏联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的反苏活动作证......瓦·康·布柳赫尔自1930年以来，自从他与罗明纳兹和沙茨金发生联系以来，一直是"右派"阴谋的一部分。1931年，远东地区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由布柳赫尔、贝尔戈维诺夫、德里巴斯和梅季斯组成。1934年，已经有拉夫连季耶夫、克鲁托夫、德里巴斯、阿伦什塔姆、拉平、桑古尔斯基、斯林金、费德科......1937年，桑古尔斯基、克鲁托夫、拉夫连季耶夫、格列兹诺耶、拉平被捕......到1938年，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布柳赫尔、德里巴斯、哈哈尼扬、普斯、莱万多夫斯基和古林。1938年夏天开始逮捕，德里巴斯是第一批被捕的领导核心之一。然后是波库斯、莱万多夫斯基的被捕。瓦·康·布柳赫尔作为“破坏者”^[5]，正如他自己所说，通过莱万多夫斯基获得了“作为人民的敌人的揭发者的资本”。

摘录自1938年10月28日对叶戈罗夫的审讯记录：

问：你曾经声称你知道布柳赫尔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请详细告诉我们。
答：我第一次知道布柳赫尔是在1935年初从加马尔尼克那里得知的军事阴谋的参与者……

摘录自1938年10月28日对谢尔盖·法德耶维奇·古林的审讯记录：

问：1930年，你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培训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你被布柳赫尔召回。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去哈巴罗夫斯克吗？
答：我收到布柳赫尔的电报，让我在1930年5月初立即去哈巴罗夫斯克。5月底，我到达哈巴罗夫斯克，立即去了布柳赫尔的公寓，发现他要去莫斯科。我问布柳赫尔为什么要召见我，也许在边境有什么麻烦？对此，他回答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我和我的妻子要去莫斯科，我可能会留在莫斯科。我已经收到了李可夫的提议，他希望我能接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位，在哈巴罗夫斯克需要一个能通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情况的人......
问：布柳赫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发生了什么？
答：当布柳赫尔还在莫斯科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在大会上反对 "右翼分子"，特别是反对李可夫的讲话。由于知道布柳赫尔完全声援李可夫，甚至被他邀请接任人民委员一职，布柳赫尔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非常惊讶。
当布柳赫尔回到哈巴罗夫斯克时，我去了他的公寓，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李可夫和右派，而他自己却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布柳赫尔回答说，莫斯科的情况迫使他重新定位，并讲述了以下情节。
在莫斯科，布柳赫尔住在一家旅馆里。与布柳赫尔一起到达的副手波波夫和克里斯科让工业党的代表进来，他们向布柳赫尔许诺战争部长的职位，如果他们上台的话。
问：他们是谁？
答：工业党。据说，布柳赫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即工业党的代表的提议。
斯大林不知如何得知工业党代表访问布柳赫尔的事实，于是将布柳赫尔召到自己身边，并进行了一次特别谈话。布柳赫尔告诉我，他回答斯大林“对不起，我当时喝醉了，我的随员让他们进来了，所以我不记得我和他们有什么谈判。”他把这一切归咎于随员和自己的醉酒。“你明白”布柳赫尔告诉我，“在那之后，我除了在大会上大声反对'右派'，以某种方式恢复自己的名誉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这样做了，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我告诉他，我对党是忠诚的，我会支持党，并且会忠于斯大林。”
问：布柳赫尔和李可夫在党代会前有过会面吗？
答：是的，在大会发言之前，布柳赫尔会见了李可夫。布柳赫尔在党代会上反对右派讲话的做法得到了李可夫的许可。这样做是为了伪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接待了工业党的代表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同时，正如布柳赫尔告诉我的那样，他同意李可夫在"右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接受人民委员的职位。
还有关于布柳赫尔收到李可夫一封信的事……
问：你想说吗？
答：党代会后约六个月（1930年底），军队中的高层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布柳赫尔在他的公寓里为师团指挥官举办了一场宴会。我参加了这个宴会。在宴会中，布柳赫尔变得非常紧张，把他的妻子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他的第二任妻子——科尔丘吉娜）和波波夫叫到办公室，开始责骂他们。我问波波夫这种激动的原因。波波夫回答说，师政委德文斯基和其他人正在翻阅一本相册，据布柳赫尔说，这本相册里有一封从李可夫那里收到的信。我问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波波夫告诉我，这封信很早就收到了，并转述了它的内容。我想我仍然可以几乎准确地复述它："亲爱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发生变化，我很高兴看到你担任红军所有武装力量的领导。李可夫。"
当我把收到信的日期和我与布柳赫尔的谈话进行比较时，我意识到这是布柳赫尔在1930年5月底去莫斯科时告诉我的书面建议......
问：关于布柳赫尔，你还能告诉我什么？
答：布柳赫尔喝了很多酒。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因酗酒在莫斯科接受治疗。酗酒后，他经常打他的年轻妻子拉法。我经常与布柳赫尔和他的家人进行交流。我几乎每天都去他们家。因此，我可以说，布柳赫尔的生活方式是艰难的。他喝得太多，以至于他甚至无法在会议上做报告。他白天黑夜都在喝酒......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隐瞒。例如，他早上坐在车厢里，晚上从车厢里爬出来，哪里也不去，整天醉醺醺的......

我在另一本里著作中找到了1938年8月8日С.А.巴甫洛夫的供词，也提到了关于布柳赫尔家的宴会和李可夫的信一事：^[6]

1930年12月还是1931年1月，我记不清了，一群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参加会议的军队高层和资深政工人员聚集在布柳赫尔的公寓。第18师政治部主任斯文金，第1师政治部主任谢普霍维京，以及其他一些人，我现在不记得了，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中的哪个人——我记不得是谁了——递给我一本书（我想是《现代战术》），说他在布柳赫尔的公寓里从他的个人图书馆里拿了这本书，让我把它放回书柜里。我带着这本书去了布柳赫尔的书房，在路上，我翻阅了这本书，在书页之间发现了一封信，上面有打字的文字。我注意到信底部的签名："带着共产主义的问候，阿·伊·李可夫"（手写签名和打字机上括号内的首字母和姓氏）。
我很感兴趣，就读了几行，注意到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作为红军最杰出、最权威的指挥官，成为联盟所有武装力量的领袖。"我没有读完，马上明白这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证明了李可夫和布柳赫尔的一些反革命计划。 我把军队政治部副主任斯克沃索夫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把信交给他，告诉他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斯科沃索夫看完文件后，立即打电话给布柳赫尔，当着我的面问他："这封信是什么？"布柳赫尔回答说："这是一个挑衅性的骗局，特别部门已经警告过我了。"谈话就此结束，布柳赫尔拿走了那封信。波波夫进一步证实，在与斯科沃索夫的谈话中，布柳赫尔表现得很平静，对这封信没有任何激动。

1955年9月，前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当时由布柳赫尔领导）委员古拜尔曼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彻查布柳赫尔案。随后由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捷列霍夫领导的小组据称采取了复杂的调查措施：询问了数十名证人，分析了大量刑事案件以及中央和地方档案的各种文件。并于1956年3月9日作出裁决：

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8年11月11日关于中止对布柳赫尔的被告死亡案件的决定。将根据《苏俄刑事诉讼法》第4条第5款，即因其行为缺乏犯罪事实而撤销对瓦·康·布柳赫尔的起诉。

捷列霍夫的陈述中宣判所有材料无效，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未见于公开文件中的信息。

......在指控布柳赫尔的档案中，只有一份1938年10月28日的审讯报告。 这份报告上有贝利亚和伊万诺夫的签名，但除了布柳赫尔外，没有人签署记录。在这次审讯中，布柳赫尔与被捕的费德科和哈哈尼扬对质，他们指控布柳赫尔是反苏阴谋的成员，但布柳赫尔不认罪，并断然否认费德科和哈哈尼扬的证言。
在这份报告之后，布柳赫尔的起诉书档案中包括他在1938年11月6日至9日写的手写供词。在这份手写的供词中，布柳赫尔承认自己是反苏右翼组织和军事阴谋的成员。
1938年11月9日，也就是在他被捕后的18天，布柳赫尔死在了NKVD内部监狱......
1938年11月11日，由于被告的死亡，针对布柳赫尔的案件被撤销。
目前进行的进一步审查无疑证实了针对布柳赫尔的案件是伪造的，关于他所谓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是通过酷刑从布柳赫尔那得到的。
1955年11月12日，前NKVD调查员戈洛夫列夫在接受审讯时佐证，当他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第一次见到被捕的布柳赫尔时，他立即注意到布柳赫尔在前一天曾遭到毒打。
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前医生罗森布鲁姆在1955年12月30日的审讯中作证说，她曾为被捕的布柳赫尔提供医疗救助，并说"布柳赫尔的脸上在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瘀伤。"
从阿琳娜·鲁萨科夫斯卡娅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布柳赫尔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从布柳赫尔案的行动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关押布柳赫尔的牢房中安排了一名特工，他通过让布柳赫尔饮用白兰地，劝说布柳赫尔承认参加了一个反苏组织，并促使布柳赫尔提供证据，证明他是被李可夫招募的。
鉴于上述情况，布柳赫尔认罪的供词不能被视为证据，因为它是通过挑衅以及酷刑和折磨从布柳赫尔那里获得的。
在布柳赫尔案的行动材料中，发现了一份手写的反苏文件，是布柳赫尔写的，没有任何人签字，是写给所有地区和军队的指挥官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期间，布柳赫尔没有被问及这一文件。
在1938年10月28日的审讯中，布柳赫尔试图说他收到了李可夫写给所有地区和军队指挥官的信，但不知何故，调查人员没有注意到布柳赫尔的这一说法，而是继续问另一个问题。
另一项检查确定，上述反苏文件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在布柳赫尔被捕前，调查人员凯达洛夫在秘密检查保险柜时从属于布柳赫尔的保险柜中查获的。
在检查期间，凯达洛夫作证说，他立即向当地NKVD领导层报告了在布柳赫尔的保险箱中发现他写的一份反苏文件，但远东局的前负责人戈尔巴赫和他的副手亚姆尼茨基（均被判处死刑）对此不感兴趣。
从行动材料中可以得知，布柳赫尔在NKVD内部监狱中告诉他的狱友，他收到了李可夫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的副本交给了远东地区NKVD的前负责人德里巴斯（被判处死刑）。
从案件材料和行动材料中可以看出，除了行动措施外，还对布柳赫尔进行了旨在诋毁布柳赫尔的挑衅性组合。
布柳赫尔的前随员波波夫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他在1938年8月8日的审讯中作证说，他在布柳赫尔的公寓里看到了李可夫的信......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份文件是以李可夫的名义、虚构的信，在组合行动中寄给布柳赫尔。
因此，这份文件不能被视为布柳赫尔案的证据，也不能作为指控布柳赫尔与李可夫有反苏联系的依据。
对被捕的亚·伊·叶戈罗夫、格·达·哈哈尼扬、谢·费·古林、伊·费·费德科、帕·康·布柳赫尔、加·帕·波克罗夫斯卡娅、加·亚·科尔丘吉娜、尤·马·克里斯科、М.С.布拉夫科等人的审讯记录副本被附在布柳赫尔案中，作为他参与反苏组织和军事阴谋的证据。
经核实，帕·康·布柳赫尔和博古奇卡娅-布柳赫尔·利·福收回了在初步调查中提供的证据，并表示不认罪。
М.С.布拉夫科、尤·马·克里斯科和加·帕·波克罗夫斯卡娅随后也撤回了他们的声明。
针对亚·伊·叶戈罗夫的案件现在被证实是伪造的，目前正由苏联最高法院审理，以期根据《苏俄刑事诉讼法》第4条第5款中止该案件。
至于格·达·哈哈尼扬、伊·费·费德科、谢·费·古林、瓦·比·奥斯特罗乌莫娃、格·贾·卡辛和维·彼·维诺库罗夫的证词，这种证词不能被考虑，因为上述人员在调查中提供的证词明显是编造的，诽谤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人物以及负责任的党员犯下了最严重的政治罪行……
因此，在进一步核查期间，确定了布柳赫尔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的危害国家罪，针对他的案件是伪造的，因此必须终止，因为他的行为中缺乏犯罪事实......

总结一下这几份文件，波克罗夫斯卡娅的供词没有实际意义，即使属实也只是布柳赫尔在早年发的一些牢骚。而布柳赫尔的弟弟帕·康·布柳赫尔则作证布柳赫尔是右派组织的核心之一，并简述了其中的组织关系，但他的供词在平反中被宣布“收回”，其供词本身亦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如德里巴斯在37年就被捕）。叶戈罗夫的供词仅仅被摘录了一句，其中提到的加马尔尼克值得在后文进一步讨论，但目前来说，这三份供词没有亮眼的信息。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古林的供词，其中叙述了较完整的情节，基本能够和巴甫洛夫的供词契合（不同场合下的对比也很有意思），这份供词并没有被宣布“收回”，而是直接“不予考虑”，从而直接跳过了李可夫更早的信，随后宣布被布柳赫尔誊写的信为一种挑衅，也就是说，栽赃手段。这样的平反多少有些牵强的意味，同时仍旧留下了一些疑点。关于前一封信，有其他信息来源能够佐证，会在非官方材料中提及。

至于在这之外，捷列霍夫小组是否有像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一样对材料进行某种再编排或是隐瞒来实现对内容的歪曲，以及是否像人们通常认为NKVD所作的那样，通过“施加压力”从证人处获取证词都是不得而知的，这些在55年~56年涌现的证词是否比在38年的证词更加可靠？罗森布鲁姆等人的证词正如前文所述，特别是戈罗夫科夫初来乍到就能凭外观判断布柳赫尔遭到毒打（尽管他在当年的报告中称布柳赫尔健康状况正常），而法医却一无所知？

非官方材料

格拉菲拉·贝兹维尔霍娃是布柳赫尔的第三任妻子，与布柳赫尔被枪决的前两位妻子不同，格拉菲拉在被捕期间并没有认罪或是作证^[7]，她最终因“对布柳赫尔的阴谋活动知情不报”被判处8年劳改。格拉菲拉的回忆录在她去世的前几年，即1996年完整出版，其中有一段写道：^[8]

1936年夏，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政治部主任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来到哈巴罗夫斯克，视察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在总部会面，扬·鲍里索维奇不在我们家。他和布柳赫尔之间的业务关系并不顺利。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皱着眉头，眼神尖锐，心事重重。在加马尔尼克要回莫斯科时，他说自己生病了，没有去送别莫斯科的贵客和他的上司，这看起来像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对加马尔尼克的一种示威。我担心、观望并保持沉默——因为这是有风险的。稍后，我丈夫决定追赶加马尔尼克上路的那列火车。显然，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已经算计好了一切。在前往车站前，他告诉我：“事情很复杂，我将追上加马尔尼克。这是必要的，而你准备从哈巴罗夫斯克紧急出发，看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确保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有条不紊。我不耽误了。我会发一封电报。”我们商定，电报将是关于丽达（我的妹妹，住在辛菲罗波尔）的。如果说她会来，就意味着我们要留在哈巴罗夫斯克，如果说她没来，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我收到赤塔的电报：“丽达来了。”不久，我的丈夫来了，脸色阴沉，沉重的思想负担笼罩着他。他无法整顿自己，告诉我与加马尔尼克有过一次长谈（发生在从博奇卡雷沃到赤塔的路上），其中扬·鲍·加马尔尼克建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将我作为替代物赶走（“宣布她：一个年轻的妻子，牵涉间谍活动，从而为你辩白”）对此，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回答说（我逐字逐句引用他的话）“她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孩子的母亲，只要我还活着，她就不会被动一根头发。”

这段回忆经常被认为布柳赫尔确实参与阴谋的人引为旁证，其说服力也是很微妙的。考虑到加马尔尼克是在九月后前往远东，同一时期已经有人开始指控布柳赫尔“同情德国、企图分离远东、酗酒、疏于军备”等等，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已经进行，布柳赫尔做出一些防备似乎也说得通。不过……刻意伪装不和，随时准备逃离，密语通讯，甚至考虑让妻子作为替罪羊……在镇压规模还未扩大的36年，这样的举动也有些过于可疑了。

这里可以延伸写一下回忆中出现的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这也对解释布柳赫尔与他之间的谈话和远东地区的肃反有所帮助。加马尔尼克在二十年代末曾支持斯大林打倒以李可夫、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以及全盘集体化运动，但在三十年代，加马尔尼克与阿伦什塔姆一同被指控参与“军事法西斯阴谋（即图哈切夫斯基案）”，1937年5月31日，加马尔尼克于被捕的前夕开枪自杀。在其后审理的图哈切夫斯基案中其他被指控的八名主要被告中，有两名被告（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供称加马尔尼克负责远东地区的颠覆活动，另一被告乌博列维奇则认为加马尔尼克可能参与了阴谋。加马尔尼克于1955年平反。

1953年，《Посев》出版社^[9]出版了一本命名为《远东阴谋（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заговор）》的回忆录，作者为安德烈·斯维特兰宁^[10]曾于远东军区总部担任军事记者。30年代末，其因被怀疑是图哈切夫斯基阴谋的参与者而被开除党籍并解雇。这本反苏著作在当时以及数年以后众多否认军事阴谋的其他反苏出版物/各种回忆中显得较为另类，其中直接写道：^[11]

三十年代的反政府和——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反共的地下活动，被称为“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是执政的共产党本身的地下活动，或者说，是部分共产党领导层以及其将军们的地下活动。

书中介绍了准备在远东地区发动反斯大林起义的红军阴谋组织，痛斥“可怕的清洗行动摧毁了相对狭窄的阴谋家圈子的革命”，有不少地方描述了加马尔尼克的活动，以下为部分摘录：

政治局给了加马尔尼克如此坚实的授权，它做梦也想不到，一个拥有这种授权的人，会阴谋策划在远东地区举行反对克里姆林宫的起义，并提议自己担任组织这种起义的专员......
……
远东的阴谋家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远东盘踞了很长时间，在远东的岗位上坐了很多年，直到阴谋被揭露和被逮捕……即使在阴谋被揭露之前，远东领导层的稳定性也是引人注目的，引起了各种猜测……对于远东地区领导层的稳定性，最常见的解释是，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忍受从自己的路线上退却，并鉴于与日本的关系不断紧张而为远东地区破例：在这种情况下，把边境地区及其军队交给一个波动的领导层是不明智的。很明显，情况就是如此。但同样明显的是，负责远东事务的组织局成员加马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面前非常支持远东干部的稳定地位……
……
在地下组织中，对政变的性质和实施方法有两种看法。
图哈切夫斯基和年轻的将军们坚定而不明智地主张在克里姆林宫发动闪电式政变（计划 "A"）。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肃清政治局；其余的自然会解决的。
政治上更精明、更谨慎的加马尔尼克和文职人员，虽然不拒绝在克里姆林宫发动政变的想法，但在寻找这种政变的最可靠和最强大的基础。他们认为，开始也许不是从上至下，而是从下至上；克里姆林宫的"爆发"不应出乎意料，而是作为唤醒和震撼国家的事件的逻辑发展而出现：国家应该为克里姆林宫的"爆发"做好心理准备......
加马尔尼克提出了在当地进行独立政变的想法——计划 "B"。根据这一设想，反对克里姆林宫篡位者的斗争可以在国家的一个地区或同时在几个地区，特别是在边区，以推翻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宣布其无效）的形式开始，随后是甩掉专政枷锁的领土对政府力量的内战。
在这场内战的恰当时刻，应该听到克里姆林宫的 "爆炸 "声，同时，控制整个国家的阴谋计划（"群岛政变"）也应该付诸实施。
加马尔尼克的建议被接受，并决定按照两个计划进行政变的准备工作：1.万一必须在莫斯科开始；2.万一必须在边区开始。根据一些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阴谋中心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边区——基辅、明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罗斯托夫的独立政变的准备工作将由阴谋中心的地方总部领导，它们承担着平行中心的作用。
……
阿伦什塔姆是莫斯科和远东中心之间的联系，作为加马尔尼克的直接下属，他每天都与加马尔尼克保持官方联系，并经常被传唤到苏军总政治部参加各种会议，加马尔尼克和阿伦什塔姆在苏军总政治部有一个专门的密电部门使用。
……
在抓住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少数忠于他的将军之后，斯大林无法确定阴谋家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也无法确定爆炸不会随之发生。1881年，首领热里雅鲍夫被捕获，但不久之后，叶卡捷琳娜运河就响起了爆炸声……开枪自杀的加马尔尼克带走了这个分设组织的秘密：他是阴谋集团联络中心的主要代表。

对远东的肃反有一种常见说法是远东因“天高皇帝远”而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和“山大王”，斯维特兰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在他的书中详细列举了于远东地区的特殊性以及于远东进行起义的显著优势。与此同时，尽管斯维特兰宁也多次提到了布柳赫尔，并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布柳赫尔各种版本的死亡传说（他认为相比之下最可信的一种是——布柳赫尔在审讯中愤然袭击叶若夫，随后遭到枪击，在医院中逝世，嗯……），却从未提到过布柳赫尔有参与阴谋活动，亦或是阴谋组织的一员。

与格拉菲拉一样，斯维特兰宁在写作时既不可能被NKVD跨时空毒打，也不支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立场上没有刻意编造上文内容的动机。但就如前面看到的，其中仍可能有一些不实的内容。不过，还有其他独立的消息来源能佐证斯维特兰宁的回忆。这个问题下有人提到了柳什科夫，作为远东地区NKVD的负责人，确实可以提一下柳什科夫对布柳赫尔以及远东地区清洗的看法。

但在这之前，需要先看一下柳什科夫那份所谓的审讯记录：^[12]

这份审讯记录出自日本小说作家桧山良昭1978年所著的历史小说《スターリン暗殺計画》，作者在代序中是这样说的：

作者一方面为自己的“真实性”背书，一方面又给出了“真实和虚构浑然一体”的免责声明……我不好说，读者自己判断吧。有趣的是，这本书在不知何时流传到苏联/俄罗斯后，其中的许多内容（比如这本书的主题：刺杀斯大林的“猎熊”行动）被广泛当作历史科普，甚至被一些历史著作接受，桧山良昭也逐渐被传成历史学家（例如这个问题下有人贴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研究人员甚至是退休的情报工作者（尽管出生于1943年）……

柳什科夫在审讯中到底说了什么？首先可以参考一下佐尔格提供给莫斯科的信息：^[13]

1938年6月13日，NKVD的将官根·萨·柳什科夫逃到满洲躲避厄运，在那里向日本人投降。他们把他带到日本，在那里他们收集了普通的供词，但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审讯这种级别的人，于是向德国寻求帮助。1938年10月至11月，一名阿勃维尔上校抵达东京。柳什科夫批评了斯大林的政策、讲述了他的反共情绪、苏联军队在远东和乌克兰的部署、军事通信中使用的密码，以及远东军的反对派团体。审讯记录有几百页，佐尔格起初并不重视叛逃者的事件，只拍下了德国上校报告的一半。然而，莫斯科突然对这些材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佐尔格在1939年1月将这些胶卷送到了中心。

由于日本方面的资料在战后被大规模销毁，这几百页的审讯记录和柳什科夫透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太可能完整面世了，以下将从柳什科夫提供给日本人的信息中摘录一些关于布柳赫尔和远东集团的情报，资料引自阿尔文·库克斯^[14]的文章《两个地狱之间的较小者（The lesser of two hells: NKVD general G.S. Lyushkov's defection to Japan, 1938–1945）》，引文中的尾注为原文尾注。

1937年7月底，柳什科夫被传唤到克里姆林宫。显然，随后连续举行了几次会议。首先，在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叶若夫和国防部长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场的情况下，正式宣布了柳什科夫的任命。然后，斯大林与柳什科夫私下交谈，甚至连叶若夫都不在房间里。在这次双人谈话中，斯大林向柳什科夫发出秘密指示，要求他清洗远东地区指定的党政军官员。一位日本情报官员后来记得，柳什科夫提到了西伯利亚的内务部高级官员巴明斯基，他将被逮捕并送往莫斯科；远东空军司令拉平将被清算；以及元帅布柳赫尔，将被监视（意思是 "被指控"）^[15]

柳什科夫起初的任务并不是揭露布柳赫尔，当时的斯大林和叶若夫似乎都不认为布柳赫尔有一个阴谋中心，只是要求柳什科夫对其进行监视：

这使斯大林开始讨论西伯利亚恒久的军事领袖布柳赫尔元帅。斯大林断言，在桑古尔斯基和阿伦什塔姆在远东的情况下，布柳赫尔“实际上并没有指挥权”。桑古尔斯基和阿伦什塔姆利用了他们熟知的布柳赫尔的弱点，给他灌了酒。当布柳赫尔被临时召集到莫斯科时，他承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斯大林随后向柳什科夫指出，他认为布柳赫尔在远东地区非常受欢迎，有必要保住他。
……
是叶若夫单独向柳什科夫介绍了斯大林在苏联远东地区清除可疑阴谋家的理由和工作方式。特别是，叶若夫向柳什科夫下达了关于监视布柳赫尔的指示，如果不是来自斯大林，也肯定是经过批准的：“在对布柳赫尔进行私人看守的幌子下，应该向他解释是为了他的安全，我（译注：这句话是柳什科夫说的）必须密切监视他并向莫斯科报告。”

柳什科夫也提到了远东地区的阴谋组织，其中有很多人也在布柳赫尔案的材料里和前文的《远东阴谋》一书中被提及：

根据柳什科夫的说法，对德里巴斯、扎帕德尼和巴明斯基的审讯确定，在NKVD和边防部队中，一个以加马尔尼克为中心的阴谋已经被煽动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里巴斯一直与李可夫保持联系，是后者的“密谋者”。与拉夫连季·拉夫连季耶夫（1937年1月前为党的当地委员会第一书记）、格里戈里·克鲁托夫（1938年4月被枪杀）以及军队密谋者桑古尔斯基、阿伦什塔姆和其他人合作，据称，德里巴斯打算在远东地区发动政变，并与日本达成协议，寻求帮助和联合行动对付苏联。在NKVD中，策划者招募了第二科科长特兰斯托克和其他许多人。柳什科夫提供了大约20名官员的姓名，大部分是NKVD的官员，以及10名边防军的姓名，他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参与了阴谋。德里巴斯和扎帕德尼在新的远东军政治部部长瓦尼罗斯逮捕桑古尔斯基和阿伦什塔姆之后与军中同谋进行了联络。在NKVD中，第七科科长博格达诺夫和利哈切夫与驻波格拉尼奇內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进行了阴谋联络。柳什科夫列举了他声称参与太平洋舰队阴谋活动的人，包括舰队参谋长格里戈里·基列耶夫和维克托洛夫，以及舰队政治处主任弗拉基米拉，他也与阿穆尔舰队进行了阴谋活动……

后文中，柳什科夫也谈道：

……其他敌视政权并准备为反对派工作的人包括加马尔尼克、伊·亚基尔、桑古尔斯基、阿伦什塔姆、帕·叶·德边科、尼·弗·古比雪夫、伊·潘·别洛夫和米·卡·莱万多夫斯基。这些人跟随斯大林很长时间了，他们终于相信了他的政策的灾难性趋势。

之后是布柳赫尔的情况：

……但对他自己的未来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推翻布柳赫尔，他是苏联的元帅，老布尔什维克，自1929年以来就是“西伯利亚的皇帝”。柳什科夫的秘密任务的这一主要部分正在崩溃。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柳什科夫了解到布柳赫尔非常能干，而且令人沮丧地警惕。日本人普遍相信的一个说法是，柳什科夫发现布柳赫尔对他进行了反击，有一天布柳赫尔毫不犹豫地把他叫来（在布柳赫尔1938年5月定期访问莫斯科后不久，也许是为了参加谴责空军司令拉平的军事审判），对他大加指责，大声说他和他的NKVD下属的工作“完全不令人满意”。 ^[16]尽管军队和内务部的关系通常并不融洽，但这样的训斥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指标。事实上，这一事件最终证明对双方当事人都是灾难性的。柳什科夫的笔录并不涉及此事本身，但对布柳赫尔和他所处的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以下为前面提到的柳什科夫的笔录：

一批属于远东军参谋部的叛徒，与布柳赫尔本人关系密切的人，如波库斯、古林、瓦森托夫、克罗帕乔夫等人，试图劝诱布柳赫尔，把他引向政治上的危险谈话。布柳赫尔给他们看了被逮捕的阴谋家的秘密供词，但他没有被授权这样做。古林被捕后告诉我，波库斯被召回莫斯科后，布柳赫尔在与他们喝酒时，诅咒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最近进行的逮捕，还诅咒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人。布柳赫尔告诉古林，在处决李可夫之前，李可夫与他有联系，并经常写信说‘右翼’希望看到他担任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职务。我认为，在判断布柳赫尔的感情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里也提到了李可夫的信，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柳什科夫特意将“叛徒”和布柳赫尔区分开了，他并不认为布柳赫尔参与了阴谋，他随后谈到对布柳赫尔的主观印象：

总的来说，布柳赫尔对权力非常有野心。他在远东的角色并不能满足他，他想要更多。他认为自己高于伏罗希洛夫。在政治上，他是否对总体形势感到满意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他非常谨慎。在军队里，他比伏罗希洛夫更受欢迎。他非常不喜欢军事委员的制度和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因为这限制了他下达个人命令的权利。

柳什科夫认为斯大林也清楚这一点，并且怀疑布柳赫尔“波拿巴主义”：

柳什科夫指出，在对日进攻行动的每一个计划中，优柔寡断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斯大林的头脑中，对缺乏战争准备的恐惧，主要来自对阴谋者的严重恐惧。尤其是在军队中，这接近于一种疾病。斯大林认为战争可能被利用于革命。这样就解释了命令和决定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柳什科夫设问，是什么阻止了苏联对日本采取冒险行动？他列举了五个理由：
（1）斯大林对国家和军队缺乏信心——他害怕阴谋者。
（2）害怕来自德国的袭击。
（3）对中国和蒋介石的稳定缺乏信心，担心蒋介石会在苏联背后与日本达成协议。
（4）日本在中国使用二线师和三线师，以及日本军队保持主力以防备苏联的情报。
（5）不信任布柳赫尔。正如斯大林1937年在莫斯科告诉柳什科夫的那样，他确信布柳赫尔拥有极高的声望，对远东战争至关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知道布柳赫尔渴望权力，是一个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的人。

个人认为布柳赫尔是被远东的地下组织（加马尔尼克集团）与克里姆林宫的斗争所裹挟的牺牲品（虽然他并未被判决，我个人持悲观态度）。

可以回顾一下布柳赫尔的自供词（虽然并不完整）：我与右派的交往……我与那些逐渐公开反对党的人建立了友谊和联系……渐渐地，这些纽带扩大了……他们广泛利用我的野心……
换言之，布柳赫尔这里唯一承认的指控是与反对派的联系，其他针对他的供词也是如此，仅仅提及布柳赫尔在组织中，或是跟反对派的关系。而不同于加马尔尼克这样的殉道者，布柳赫尔的行动有着鲜明的骑墙风格，斯维特兰宁与柳什科夫都没有指出布柳赫尔参与阴谋，可以看出布柳赫尔至少在38年前（或许在38年后也是）没有像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一样积极准备反对斯大林的政变，同时也不会拒绝反对派抛出的橄榄枝，这种“政治上的谨慎”恰恰导致了布柳赫尔最后的悲剧。

最后说点轻松的，布柳赫尔活命的最大flag还是酗酒，他在给妻子写的信里也经常提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不管是当时喷布柳赫尔还是当代黑布柳赫尔也是必拿这一点开涮……

参考

1. ^ 以下引自Измена маршалов,Великанов Н. Т.
2. ^ 即Особого фонд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рхива МГБ СССР,дело Р-23800
3. ^ 《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绍棣等译
4. ^ 《让历史来审判》，赵洵 林英译
5. ^ 布柳赫尔曾在远东地区的清洗运动中揭露过一些干部。
6. ^ 1937 год: Элита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а Голгофе,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Черушев
7. ^ 也有一说认为其未被处决的主要理由是她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
8. ^ С Василие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ем Блюхером – шесть лет,Глафире Лукиничне Безверховой
9. ^ 由俄罗斯移民组织Народно-трудовой 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идаристов（俄罗斯团结主义联盟）于1945年在德国美占区创立。
10. ^ 为化名，原名Лихач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итич。二战时期作为战地记者被德军俘获，参加过俄罗斯解放军，战后在德国、英国居住过。有一段时间在剑桥大学任教。
11. ^ 以下内容引自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заговор
12. ^ 《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童心译
13. ^ Рихард Зорге: заметки на полях легенды,Владимир Чунихин;该段转引自Дело Рихарда Зорге. Неизвес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Фесюн Андр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4. ^ Alvin David Coox,主要研究苏日关系的历史学者。其致力于追踪柳什科夫事件的一二手资料，并寻访了一些知情的当事人，先后刊载过三篇关于柳什科夫的文章。
15. ^ Author's interview with Yabe Chuta.
16. ^ Maruyama Shizuo, Kaeranu mittei: Tai-So-Man-Mo boryaku hishi [Lost Spy: Secret History of Intrigues Against the USSR, Manchuria, and Mongolia] (Tokyo 1948) p.99. The Tokyo correspondent for Le Matin wrote that Lyushkov's flight was attributable to conflict between Yezhov and Blyukher, and that in Feb. 1938 Lyushkov transmitted documents to Moscow intended to discredit Blyukher. The latter retaliated by forwarding information alleging that Lyuskhov was involved i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Soviet regime. Sevodnya (Riga), cited by US Military Attaché in Latvia, G-2 Report 10136, 7 July 1938 (N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