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BIM 在国外发展得这么好，在国内却很难？ 第1页

关于国内的BIM， 有人说它是未来的趋势，有人说它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无论大家怎么众说纷纭，一个事实摆在所有人的面前：BIM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带着天生的优势一举改变建筑业的格局。

对于新技术变革，总会有人表达质疑，也有人高举坚持创新的大旗。有人说「BIM根本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也有人说「BIM本来就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达成」，这样简单的解释难免让人感觉有点苍白。你看，前几天关于装配式建筑大家又吵得不亦乐乎。

我们试试换个角度看待这些争论。

先来给你说说历史上一件特别怪异的事：一个聪明人，带着现代金融知识穿越到古代，本以为可以办点大事儿，做一朝名相，结果是怎样一步一步把事情搞砸的。

1.华丽的登场

时间回到公元1067年，中原上一家庞大的公司——大宋，迎来了它的第六任CEO，姓赵名顼，历史上叫他宋神宗。

话说宋神宗上任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葬他刚去世的父亲，这时候丢人的事发生了。

宋神宗把财务部长叫到办公室，问国库里可以拿出多少钱办丧事。账本一摊开，傻眼了，过去一年的支出是收入的两倍。此时的大宋企业，已经是入不敷出，按当时财务大臣的原话来说，就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没钱了！

宋神宗吓得马上召集各位部长，也就是言官大臣，赶紧给我想办法，凡是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直接重用。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在这时候登上舞台，后来这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也决定了大宋未来几十年的去向。

第一位名叫司马光，对，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位。之所以被宋神宗看重，是因为他写了一封万言书，明确指出了大宋集团的问题所在：国家不是盈利能力差，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

司马光把问题总结为六个字：冗员，冗军，冗费，也就是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太多，军队人数暴涨，财政开支猛增。

宋神宗一看，这位是明白人啊，招来面谈。可司马光毕竟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士大夫，信奉传统儒家的治国之道。一见面就讲了一堆大道理，什么「修心治国」、「善于择人」、「赏罚分明」。宋神宗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

于是宋神宗又找到第二个人，今天的男一号，王安石。

一开头我们说他是穿越回去的，这可不是BIMBOX给你胡诌啊。王安石的「穿越者」身份，一直是很多历史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这位老兄提出的观点，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实在是太超前了。

他也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万言书，里面说到，国家出现问题，并非钱财不够，而是理财能力不行，而根本原因是法令不行，想搞钱，得先变法。

这个提案让宋神宗眼前一亮，于是也把他招来面谈。一见面宋神宗就问王安石，我想实现天下大治，具体该怎么做？

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早就听腻了司马光等人的大道理，一听这席话热血沸腾，对王安石一见倾心。

王安石这时候第一次发挥出「穿越」的特性，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未来一样，把宋神宗拉到墙角说，我要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文官一定会往死里怼，老大你得挺我，否则这事肯定得黄。

宋神宗说，您瞧好吧，我往死里挺你。

后来，就发生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第一次著名的辩论。

关于下一步工作，司马光问王安石，你说当务之急是啥？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之人。
司马光一听就火了：你说的好听！自古所谓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王安石哈哈一笑说：你懂什么！提高税率这么低级的事我能提么？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才叫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的说：你那是无稽之谈，天地间财富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从哪变出钱来不成？

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司马光认为「财富总量不变」的看法都是绝对正确的。

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赋税，发展民间经济，把蛋糕做大，用钱生钱」这些观点，放到现代来说叫做「市场经济」，这可是直到20世纪《国富论》出版，才形成的完整理论体系。这是他第二次展现出穿越者的特性。

王安石的理财之道，在当时主张「修心治国」的司马大人来看，简直就是欺上瞒下的骗子行径，骂了一句「臭流氓！」，司马光就病倒了。

王安石可不管司马大人的健康状况，在与宋神宗周密计划了十个月后，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2.诡异的阻力

我们来看这位王大人怎么给宋神宗变戏法。

首先推出的是「均输法」。

当时大宋有一个部门叫发运司，主要任务是按照朝廷命令到各地征收好东西。可是各地的特产一直在变化，中央政府里的官老爷哪里知道这些变化呀，有时候某省被摊派了丝绸，却不产丝绸，就得花钱去别的地方买，而真正的特产却烂在地里没人要。
均输法就是针对这种浪费而推出的。简单来说就是增加发运司的权力，让他们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方产出什么，因地制宜地征收物资，可以在物价比较高的地区收钱，然后去物价低的地方花钱采购。
相当于大宋开了一个官方的买办公司，解决了供需脱节问题，还让官方在买卖中获得了利润。

这个法令没有动官员和百姓的一分钱利益，单纯的把原来浪费掉的资源变现了，大家总会心服口服吧？

还真没有。

均输法一出，王安石就被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理由让人哭笑不得：堂堂一国之府，居然开公司做生意，哪里符合孔孟之道、君子之术？

宋神宗守住了力挺王安石的承诺，少废话，凡反对者，一律贬出京城。

接下来推出的是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青苗法」。

「青苗」说的是春天还没成熟的幼苗。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农民手里去年的粮食已经用尽，而手里的青苗尚处于成长阶段，有预期增值，却没有钱去耕种和生活。
以前，农民只能去跟地主借高利贷，一旦来年欠收还不起，就只能变卖家当去从军。
王安石从翰林院大臣摇身一变成了国家银行行长：你们别去和地主借了，用手里的青苗做抵押，政府直接借给你，利息比地主要的低很多。

这个法令一推出，立刻就有大臣们纷纷上书大骂王安石，理由更是雷人，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就是看着像好人，其实是坏蛋。

宋神宗对这些指控一律不听，大伙又找不出王安石其他的罪名，王安石无论人缘怎么样，在私德方面没有污点，一心只有变法。

可说来也巧，正当所有人端着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真出事了。

前任宰相韩琦从河北寄来一份奏章，细数了青苗法在实施中的最大恶果：强行摊派。

地方官员不管农民是否需要贷款，强行规定款额，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钱没借、利息必须还的奇葩现象。

说到这儿，咱们得解释一下了。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官员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股脑反对王安石？为什么法令推行不久就真的出了事？

首先说反对派，分两种人。

第一种是司马光这样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守旧派，认为祖宗定下的规矩，即便有问题也可以修修补补，这么多年不是挺好的吗？变革太着急一定会出事，所以反对变法。这种人，是真正关心大宋江山的。

第二种人关心的并不是国家利益，当国家的大利与自己的小利出现冲突时，他们选择了反抗。以往农民借高利贷，养育了一大批富裕的地主阶级，许多官员从民间得来的利益大部分都来自于地主，青苗法一出，地主的利益没了，他们也跟着受损。当然，这部分人不会和皇帝谈利益，只会谈王安石「大奸似忠」。

再看「青苗法」推行为什么真的会出事。

朝中大臣一面倒的反对，让王安石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总不能一个人把活全干了吧？

地方上的官员可不傻，以往想从地方熬到中央，不知道要熬多少年，现在皇上力挺王安石，王大人手底下又缺人，正是表现的绝佳时机。

「青苗法」是否成功，无非就是看国家通过它挣了多少利息，这是唯一的指标。

于是， 为了数据好看，青苗法说是只在陕西先推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给农民贷款，后来硬是摊派到了城市居民、甚至是地主的手里。本来是救民的法案，却成了害民的老虎。

至此，事情开始走向失控。出于不同目的的人结成同盟，成为「反对党」，而这边一心想借机升官的人结成「变革党」，两党之首司马光和王安石，也开始走向「对人不对事」的水火不容之路。

回到我们的故事，这时候宋神宗也有点犹豫了，不能落得个坑害百姓的暴君之名啊，要不先缓一缓？于是就暂停了青苗法。

这一暂停，王安石就请病假了。

你不要奇怪，宋代的大臣一旦不爽了，最爱玩的就是请病假，皇帝还拿他们没办法，不能打不能罚，只能安慰。

宋神宗求了王安石很多次，王安石终于答应重新来上班了，他和宋神宗说，当时我怎么和你说来着？你怎么答应我来着？刚有点反对的声音你就挺不住了，变法还怎么玩？

宋神宗说，是是是，是朕用人不当，这就把他们给贬出去。并非他怕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实实在在给赵老板赚回来大笔的银子，这比什么君子之道可好使多了。

快刀斩乱麻，几个月的时间，朝廷中所有反对变法的人几乎都被贬出京城，包括最大的政敌司马光。王安石也被任命为宰相，一时权倾朝野。

同年，王安石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役法」。

「保甲法」内容比较简单，就是民兵制，十家为一保，忙时耕种，闲时军训，有点效仿秦国走军国主义路线的意思。
「免役法」则又是一条超越时代的法令。
当时大宋施行的是差役制度，不管你家是经商还是农忙，轮到你了就得去给政府做事，还没有工钱。新法出台后，不愿意干活的可以交钱，政府再拿这些钱去雇佣愿意干活的人做事。当然，这一进一出是有差价的，政府也能从中获利。

王大人的初衷是把差役货币化，让人民自愿选择，拿钱干活的人也更卖力气，政府还能赚钱，这一条也是王安石个人最为自豪的法令。

公正的讲，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没有谋求私利，而是一心继续搞变法，此时的王相公，是真心相信自己大义凛然、真理在握的。但同时，他已经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一场危机正在悄悄向他袭来。

3.黯然的落幕

历史在这里分裂为两条线。

我们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历史是桌面上的「明线」，也就是朝廷中的政治博弈。在这条线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关心的是国家大方向的对错，底层具体多收50两银子，或者少饿死一两个百姓，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地方。

而对历史影响更为巨大的，是桌子底下的「暗线」，也就是底层官员对新法的具体实施。

要知道，在顶层官员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大事不停争论的时候，底层执行者可不会坐在那里等着结论。他们有家要养，有酒要喝，有升官发财的基本需求，国家到底该怎么走，要走多少年，他们并不关心。这不是恶，而是被儒家道德这块遮羞布盖住的基本人性而已。

1071年，也就是「免役法」推行的第二年，北宋首都出了一件大事，一千多名上访民众冲入王安石的私人住宅闹事，激怒民众的，正是王安石最为自豪的「免役法」。

原来，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金额的多少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中饱私囊或是政绩摊派。农民手里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该交的钱交不上，自然又是变卖土地的悲剧上演。

顶层的意识形态之争与底层的执行不利，所有的危机终于在次年颁布「市易法」后总爆发。

「市易法」，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民间商团把持市场，操控物价，干脆由政府出面成立商务公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遏制民商的垄断。

可王安石再一次想简单了，官商搞起垄断来，只会比民商更黑。新法不仅让百姓更买不起货物，连中小商人的财路都断了。

「市易法」还触动了一个群体的利益，就是后宫佳丽们。她们的金银首饰可不是民政部发的，都是宫外的商人送来打点的，新法一出，商人没钱买首饰了，这皇上还能睡好觉吗？

宋神宗此时在无数大臣的弹劾，后宫娘娘的枕边风之下，也再难坚持。

王安石运气也实在是差，这一年河北、河南遭遇大旱，连续十个月一滴雨没有下，一名小官郑侠献上了一幅「流民图」，把新法之下百姓流离失所的凄惨画在纸上。郑侠还和宋神宗说，若陛下废除新法，十日内不下雨，请把我斩首示众。

无图无真相，皇帝看到「流民图」后惊愕不已，后宫两位太后也不失时机的捶胸大哭，说「安石乱天下」。古代皇帝最怕的就是老天爷降灾，降了就是在惩罚皇帝，赶紧废除了一部分新法，好巧不巧——三天之后，天降大雨。

此后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三年之内，王安石被罢免两次，自己的儿子也在党争中丢了性命。

很快，宋神宗驾崩，尚未成年的太子继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把在外地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召回首都，全面废除了新法。

1086年，王安石在家中听说自己最钟爱的「免役法」也被废除，捶胸哭喊道：连这条也要废掉吗？一生心血，尽数废除，同年，王安石在家中郁郁而终。

此后，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中的拥护者开始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他们再没有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当年的君子做派，而是真正的刀刀见血，你死我活。不到40年，北宋就在这种残酷的党争之中走向衰亡。

4.安石启示录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说完了，我们把目光移回到现代。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想说的可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正如故事一开始，我们就半开玩笑把宋神宗称为「大宋集团公司CEO」，我们要说的是关于企业与变革的一个问题：先进的理念一定能把事搞成吗？

王安石变法的理念无疑是先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总结为「超越时代导致的失败」。每个人能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不同的道理，BIMBOX只尝试给你总结几点自己的看法。

1.「中国式逻辑」之下的道德论

在王安石眼中，政治立场和态度是第一位的，甚至决定了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可是，变革从来与道德无关，道德高尚不代表决策正确。变革需要探讨的是一大堆具体问题，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保留，一点点往前走。一旦从逻辑讨论上升到人身攻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仇恨之下的非理性报复。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候一意孤行，排挤所有反对的人，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中的是「大义」，换成今天的话，叫「大趋势」。

同样，司马光废除最后的「免役法」时也已经丧失理智，连反对派都觉得这个法令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司马光说，只要王安石一法尚存，我就不能闭眼。

你看现在关于建筑业新技术，是不是也存在充满火药味的攻击性争论呢？

2.推动历史的「暗线」

前面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讲的是桌面上的「明线」。无论是开会还是写文章，人们喜欢把无私的大事挂在嘴边，这是儒家「家天下」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人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但当我们谈到「人」的时候，并没有认真去讨论「暗线」中人的逐利本性。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逐利」的本性是恶的，我们要修心，要目光高远。

在王安石眼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新法损害民众利益只是暂时的，等我「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的理想实现了，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自然每个人都有好日子过。

但具体到每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他不会等着王安石把蛋糕做大，一天都不会等。

新法在决策层是「政策」，到了执行层就成了「政绩」。能捞到好处的人自然成了投机者，一路强推，变着法的把新法推向癫狂。

而反对者则是那些捞不到好处的人，他们同样也不会等，这里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就要去那里找补回来，再顺便找点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你一把。

历史从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正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逐利本能，聚集到一起彼此博弈，才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真正的原动力，而大多数时候，这种推动带来的效果与设计者的初衷都是不一致的。

变革不能要求人人奉献，在古代不行，在现代更不行。当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时候，要勇敢的说「以人的欲望为本」，顶层要名，中层要利，底层至少不吃大亏。

当企业能够把这些东西摆上桌面，哪怕只是在小范围内，而不是所有人都只谈「十年发展大计」，事情才有可能做成。

3.搞清变革的原动力

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搞起了集权，但直到最后神宗变脸，把他贬出京城，王安石也没有想通这一点：

宋神宗是为了集权而变法，而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

对于宋神宗来说，「不出事儿，搞到钱」是支持变法的原动力，而一旦「不出事」这个大前提变了，他是绝不愿意因残害百姓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反观王安石，在自认为高尚理想的推动下，疯狂打压对手，面对变法中出现的变故也从不低头，最终成为了一个「为了变法而变法」的倔老头。

再看如今，有多少人在讨论「怎么才能实现BIM的普及？」「怎么才能提高装配率？」，完全把「使用新技术」作为了奋斗的目标，而不讨论企业真正的目的：提高效率，提升利润。

企业与个人，要做的是顺应国家的整体方针，去做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实事儿，而不是本末倒置，为了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

易中天先生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十六个字：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或许，这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