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为什么在清朝才能够成功？ 第1页

1.比起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儒家大湿们，连满清都是皇汉了。在大青果的体系下汉人比不上八旗大爷，但比其他蛮夷还是要强些的，满清又不是伊索寓言里面的牧羊人天天讨好野山羊做着“我对野山羊好野山羊就来投奔我”的白日梦，而是“我的羊就是比野山羊好”，所以很容易让别人羡慕而归化，这样就容易掏空土司老爷的统治基础。例如满清时有的土司面对改土归流想造反，结果底下的人却希望改土归流，土司老爷GG。

2.比起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儒家黄左来，清政府要凶狠得多，谁敢不服，满清会抡起刀子就砍。众所周知，夷狄畏威不怀德，被清军狠狠揍了之后，土司老爷再骄横也不敢在清朝面前造次。

3.既得利益阶层非常贱的，你如果以好人的面目出现，轻微地损害他们的利益去干好事儿，他们会竭尽所能地与你为敌。你如果以大恶人的面貌出现，上来就凶神恶煞地大砍大杀，他们全都怂了，你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只会庆幸并感谢你没把他们锤得更惨。

很多改革者只是略损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被既得利益阶层反扑，而满清上来就大开杀戒之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原先的既得利益阶层的老爷只敢跪下来谢皇上不杀之恩、“权当破财免灾”。

土司老爷也属于剥削者、既得利益阶层，既得利益者的毛病他们当然有。满清足够凶狠，土司老爷当然怕他们。

土司制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研究中无法跳过的一个话题，在2018年古装轻喜剧《夜天子》播出时也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热点。

通说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然而著名的播州杨氏的割据，从唐僖宗年间就开始了，显然远早于元代，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一切都要从土司的来龙去脉说起。

我们所说的土司，一般是狭义的，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这种制度是元代确立，明朝完善的。但广义上，少数民族头目建立的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割据机构，都可被称作土司。

也就是说，秦代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羁縻制度，和后来的土司制是一脉相承的。

羁縻制度指，朝廷根据少数民族势力大小，赐其首领为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受封者之世袭受朝廷认可。如隋唐时期曾经出过著名的冼夫人和冯盎的岭南冯氏家族，就是著名的羁縻领袖家族，而黄易先生名作《大唐双龙传》中的岭南宋阀，正是以冯氏家族为原型。

不过，羁縻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它在南方和北方执行时没有多少差异，也即同时实行于北方边境上的游牧、渔猎部族。另外羁縻制度对于边疆和邻邦实行时也缺乏差异，不利于边界的确定。

从元代开始，土司制度勃兴起来。滇黔桂等西南边疆地区的部族首领们被任命为土官，经朝廷批准可世袭，可招募当地壮丁为土军。

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宋朝在治理广西少数民族时，就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土司制度在宋朝就初步形成了。但宋朝能够控制的西南地区面积有限，元朝征服云南之后，土司制度才被元初的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推广到云南行省，把原统治全省的军事单位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改立为相应的路、州、县行政区域，主要由土官管理。很快，云南的经验又推广到湖广等地。

土司制度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夷制夷”，降低西南边疆的管理成本。这当然不是说羁縻治策时代便无法有效地利用部落互相牵制，并使其为国效力。唐朝初年，岭南冯氏首领冯盎屡次为唐王朝平定岭南叛乱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武德年间曾反唐的岭南蛮族首领，南州刺史庞孝泰后来也尽忠唐廷，高宗年间随苏定方平定百济，又参与对高句丽的蛇水之战，与13个儿子一同捐躯沙场。

但从元代普遍贯彻的土司制度，则是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的进一步体系化，完善化。元明清诸朝以南方蛮夷首领为国家官吏 ,并承诺世守其土、世辖其民 ,遂使土官土司长久获得占有资源和拥有权势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其资源和权势的权力，迫使土官土司为之奔走效忠。

以土军代替官军镇守边疆，大幅度减少了国库的支出。清代廉州知府周硕勋曾说过：使用狼兵、瑶兵并不动用丝毫公帑 ,将其现有之田经理之 ,无事则耕 ,有事则调 ,“在公家无养兵之费 ,而地方有捍御之功 ”。

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大量任命土官 ,却并无在安南、缅国和占城设置土官的记载 。这似乎意味着土司制度使得国家边界明确化，邻邦和土邦被清晰地划分出来。

但到了明朝，缅甸阿瓦王朝又被设置为缅中宣慰司，后改为缅甸宣慰司，老挝澜沧王国也被设立为老挝宣慰司，泰国北部的兰纳王国则设置为八百宣慰司。

用当代的角度来看，缅甸、老挝、兰纳只是明朝的邻邦，却被设为土司，这是不是地图开疆呢？非也，非也，这正体现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的内外分野性质，以及明代对于西南方向的扩张欲望。

当时云南的西南边疆“内 ”“外”分野很明显，显示着明朝对西南边疆管理与控制的差异。外边政区介于安南、朝鲜这样的外邦与帝国实土之间，所谓“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帝国对外边政区予以宽松的干预管理，通过调节使其发挥屏藩的作用。

在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在元朝基础上进一步去羁縻化，但“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 “仍以土官世守之”，形成土官 “与流官杂处”的土流并治态势。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向西南的大规模移民，使得府、州、县政区不断向外扩展。

而外边政区则维持其羁縻统治，实质上有汉唐以来外邦和土司模糊难辨的性质。但这种模糊难辨，也意味着可以互相转化的。明王朝的外边政区设置，包含着逐步将缅甸、老挝等国转化为帝国实土的野心。

明朝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公然宣称：太伯端委以治吴，犹不革裸发文身之习。秦汉开百粤，而武帝以闽夷叛乱，徙其民於江淮间空其地，其时固荐奔狐兔之墟也，乃今声华文物与中州等矣……焉知百世之后，涢僰之地不有声华文物如闽广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车里、缅甸诸夷不有列郡县置官吏之日乎？

固然，缅甸、老挝、兰纳最终未曾被中国所消化。但车里宣慰司，即当代的西双版纳，实质上也曾是的景陇金殿国，却终于转化为中国实土。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明王朝的西南经营战略是富有成效的，而就外边政区而言，外邦与土司也并非那样泾渭分明。

我们查阅有关西南土司的记载，常见西南土司倾慕华夏文化，好儒知礼义，甚至兴办学校的记录。但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同化却又是一个反复而艰难的过程。

这是因为，西南土司家族一方面要做出归化的表象，来与中央王朝的统治阶层进行交流，寻求认可，维护甚至扩张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维持蛮化的特质，尤其是领地中下层人民与中原的文化差异，避免因为同化而导致领地被中央王朝削除吞并。

典型如同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一方面引进绘画艺人、广交中原名士。但另一方面，又对辖区的人民采取高压专制统治，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姓氏的高贵，推行“官姓木，民姓禾”的制度，将百姓全部改姓为“禾”，并严厉垄断文化，不让中下层百姓有学习汉文化的机会。

土司对中央王朝，既有依赖其施展威权的一面，也有猜忌、对抗的一面。许多土司家族实际上祖先都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其中典型就是著名的播州杨氏，但他们也都采取了文化封锁的治理政策，严防辖区人民被汉地文化同化，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的需要。

而在治理方面，土司也显示出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土司家族害怕遭到朝廷的讨伐和废除，一般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往往注重通商及引进先进技术，开垦农田矿山，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同时也推动了其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土司的统治又体现出高压、专制的特质，对于人民流动及学习中原文化实施严格管控，来维护其统治，土司家族大多生活奢侈，予取予求，对下层的剥削往往较为残酷。

正因为土司制度的两面性，因此任用土司来维护西南边疆，并借机进一步拓展，终究是权宜之计。中央王朝当然是以逐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为目的。

一般将改土归流的功绩归于清王朝，但事实上明朝的改土归流规模还要大于清朝。只是明朝的土司往往实力强大，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因此削除这些土司往往伴随着长久而惨烈的战争。其典型就如明英宗时代麓川之役，成化至正德时代的大藤峡之役，万历时代的播州之役，天启崇祯时代的奢安之役等，随着这些惨烈的战争，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户口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

由于明朝的惨淡经营，当清王朝接手西南局势时，连州跨省的大土司已经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小型土司缺乏抵御中央政权的实力。因此从清雍正时代开始的全面改土归流，虽然也有战争，但大部分时候是较和平地进行。

但清王朝也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由于投送力、管理能力的局限，清王朝中央认为“江(按 :澜沧江 )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 云南南部的中小土司得以保留。而在川西藏区，许多藏族土司也并未被清王朝削除。

因此，在民国及共和国前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土司制度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改土归流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司制度体现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集权为主，领主封建辅之的特点，展现了对于边疆地区管理的灵活性。

帝国要对边疆地区强化控制力，乃至扩展边界，绝不是一蹴而就而过程。而土司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过渡，就发挥出其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土司制度渐渐成为维护国家集权统一、发展经济文化的阻碍时，中央政权就逐步废除土司，最终土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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