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最成功的游戏就是抓特务online,群众参与度高、有童年情怀加持、大玩家红了马上就能带货卖螃蟹,盈利模式清楚,至今不收费,唯一的缺点是入口不清晰,大多数人只能摇旗呐喊,实在想抓个把也只能朋友圈截图入手。
罗某:
——瓦特?你们还有钱拿?我tm……
高某:
——浩啊,淡定,我也刚知道。咱找他们说理去。舟这小妮子也不地道,有这事儿不跟咱俩说。
罗某:
——青春喂了g,错付了。
蒋某:
——你俩还差这点钱?
罗某、高某(齐声):
——这tm就不是钱的事儿!! 尊重,尊重你懂吗?
蒋某:
——不懂。
让日本人发工资总比让作协,宣传等处发工资好,也算减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财政压力。
能够集港毒、台毒、辱军、法西斯于一身,确实无愧于“才女”称号。
除了蒋方舟等这一大批被日本鬼子出卖的公知,就说刚刚过去不久的日本核灾人祸,外务省掏了24亿,内阁府掏了100亿,厚劳省掏了35亿——全都用于投入海外舆论。
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
回溯日本对华百年舆战史,字字溅血,不寒而栗:
甲午战争前,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汉口乐善堂”,动用大量资金收买内奸,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新闻班;
1924年,日本海军省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报导组”;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我平民近两万人。惨案一周后,胡汉民从巴黎来电表示“可以承担国际宣传之责任”,需要蒋光头提供日军暴行图文材料、告知全世界“济南惨案”之真相——然而光头却异常“谨慎”,到惨案两周后还要求向报纸披露的刘峙“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三大综合性报纸之一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版,即刊登了这一事变的第一篇报道,此后还全程报道“九一八”事变过程。据统计,这套号外累计刊发了5万余字报道并配有210张图片,其中几乎全数刊印伪证、谎言、片面性报道,比如“zhi na兵爆破铁路。”“粗暴的zhi na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
1931年,东北沦陷后,沈阳《民众报》《东三省民报》《沈阳市报》仍坚持爱国言论、发表抗日救国文章——“文明”的日本人来了,直接砸毁机器,殴打报人(近年来“东北不抵抗”、“投降三省”等地域歧视言论从哪来的?);
1932年,蒋光头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说:“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1932年,蒋光头在石家庄与张学良交代:“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舆论上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寄希望西方帮忙的同时,进一步助长日军的宣传气焰;
1932年,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1939年,日本在山东设立“宣抚班”等机构培养内奸。仅在1939年“鲁南大扫荡”里,宣抚班即派遣二百多内奸进入根据地,配合日军进行破坏,有的内奸甚至深入打入了根据地领导层;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颠覆式修改,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1993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发表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文章《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后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又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
1997年,天津的日资企业“光荣软件有限公司”开发了大批美化侵华日军的产品,被天津人民强烈抗议,最终被处罚,但罚量轻得不能再轻;
2000年,著名精日分子徐静波创办所谓“日本新闻网”(一个无域无照的野网),并担任所谓“亚洲通讯社”(一个无域无照的野媒)的“社长”,开始长达二十年对中国大陆的日吹宣传;
2011年,南方系阵营重要媒体《南都周刊》,将温州事故中的动车命名为“死亡快车”并刊登封面,同时纠集南方系媒体要求高铁降速;同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漏,同属南方系阵营的《南方人物周刊》则以“日本给世界献上一课”为专题,刊登封面;
2011年,著名异见分子王痔安在微博高呼:“一年之后,整个世界一定会惊诧日本重建的速度与勇气!立帖为证!” (然而之后日本政府及日本自卫队的救灾水平,全世界都看到了);
2012年,《人民日报》主管的《文史参考》(后改为《国家人文历史》)在2012年第14期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发表评论:“民主战胜了专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因而逐渐富强”云云;
2013年前后,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连续在微博发布精日言论:“太君威武,不尊重工匠的民族都是大xx ”、“没有日本,亚洲不值得一提”,并屡次称中国人为“zhi na 猪”;
2016年,日本外务省的文宣公关拨款达到历史峰值:7568亿日元,约405亿人民币;
2016年,《新京报》登载整版广告“AV女优苍X空急招助理一起工作”,《新京报》官方微博转载这份广告,公然称呼AV女优苍X空为“老师”;
2017年,英国《星斯日泰晤士报》爆料:日本驻伦敦大使馆每月出资超过一万英镑,资助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专门撰写抹黑中国、吹捧日本的文章,如“工匠精神”、“日本人高素质”、“赞美日本景色、城市街道景观”等;
2018年,一家成人性用品企业在云南德宏州举办“公益助学活动”,邀请苍X空担任“助学使者”,并给她戴上红领巾,被全国少工委点名批评;
2018年,徐静波成为“在日华人两位全国政协会议海外列席代表”之一,并在一年后作为“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观礼。
2018年国庆节前夕,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平台在海外业务打出广告语:“他乡遇故支”;
2020年5月,《新京报》将台湾省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另:“新京”为日本占领东北即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市的被殖民市名);
2021年3月,中国作协成员阎连科,在接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仪式上,演讲“日本侵略者给予一位中国母亲一颗糖果”的故事,引来中国体制内文人与西方世界一片称赞………
杀人诛心,赫然奏效。
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抗日游击区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屠杀中国百姓、奸淫掳掠我族人如鱼肉。
然而这个“三光政策”最早的创始人中竟有一个中国人,王揖唐。此人为前清进士,“国学大师”,抗日时期投靠日本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和屠村惨案,强征300万华北青年运往日本、伪满做苦工,同时搜刮珍贵文物送去精神祖国日本,向天皇自称“外臣”,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施行连坐法,为华北众汉奸作恶最大者。
十四年抗战,八路军消灭了超过118万汉奸伪军,甚于日军之众。
…………
仗义屠狗辈,负心读书人。
而文人汉奸祸国,自古乱于外侵十倍。
别的不说,蒋方舟写了软文之后,确实是表明是受到日本基金会资助的,类似发论文时注明受资助的课题。
这个模式其实以前挺常见的,很多企业啊,甚至政府,都会拉一车大v过去,吃吃喝喝,塞点钱,然后这帮大v就开始集体写软文。有一些大v甚至会把活动的过程直播。
(我记得奥老师,战争史研究,河森堡等人都参加过。)
这个事儿比较敏感的就是对方是国外。
而且竟然没有叫我去,我特么白给谏山创洗地了。要是不知道这玩意,我还心甘情愿,既然知道了有钱拿,我还没拿到,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准备成为巨人黑。
日本政府:你说吧,在日本收买了多少间谍?
中国政府:嗯?你在说啥?
日本政府:别装了,我知道的,要不你以为我不任名日本学术会的6名新成员是为啥?我有内线,他们都是中国的间谍。
中国政府:你说这话可有证据?
日本政府:让防卫装备厅去找学术会研究军备科技,结果学术会居然声明绝不从事军事研究。我一口气提高了30倍的预算,结果学术会还是说坚决不做政府的战争帮凶,还TM让我反省战争罪行,这还不是间谍是啥?这话不就是你们经常说的么?
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这样,我们交换一下,我先表个态,公布我这里的名单,然后你公布,你看如何?
中国政府:嗯,挺好的。
本人想法
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为啥只资助微博大V?难道知乎大V就不能资助了么?我一直觉得知乎小管家收日本政府钱了,可惜我没有证据。
那些天天张口就来“他娘的哪里的境外势力,月球的吗?”的,这回知道了是哪的境外势力了吧。
外国使馆、外交部门,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这些都是要警惕和注意的境外势力,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明显的和隐蔽的方方面面。
我们要加强政治学习、保持政治警惕、锻炼政治神经,因为境外势力真的不只是个传说。传说归传说,这可是皇军的官方认证
说到底实际上就是不太在乎这些人而已。
殖民地政府架构,要干真正的对外工作就会这么不适应。日本战后的各情报信息机构基本上没有沟通渠道,也缺乏中央统筹。更缺乏实际的一线执行力量,绝对规模很小。这是爸爸故意的。
但是日本人还是想出了不少办法。比如说“委托调查制度”。受委托的多是“民间”机构,骨干由日本特色的旋转门来选拔充任。
日本人又天生喜好叠床架屋,任何项目都要搞个“对策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即便是正常项目,倒来倒去几手以后外人几乎无法搞清也是常见的。
比如说东电问题。
所以只要日本人真的上心,还是有很多办法保护这些关系人的。
比如说把几个资助项目一起打包,成立一个赚项,取个文化推广一类的的名字。再搞个委员会,同时管理好几个这样的专案。预算在这个委员会下面申报。
委员会的实际掌权大佬,通过料亭直接和高层沟通。
不知为何,颇有种列入清史《贰臣传》的感觉,又或者是一种日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