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著的作者真的需要悲惨的经历吗？ 第1页

文学大师需要经历苦难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吗？如果是在美国写essay，我会直接说出我的结论——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如果文学大师需要经历苦难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出伟大的篇章，那他也不配称为文学大师了。换言之，文学大师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大师，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并不仅基于他的人生经验及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往往由于其过人的洞察力和语言表现力能够超越其经历和时代而直抵人类文化的核心。故而，苦难完全不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甚至，现实情况可能和题目所问的往往相反，太多优秀的作家完全没有经历过苦难但却写出了经历过苦难的人一生都写不出的东西。那……苦难的意义又在哪里？

虽然王国维说过，“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但我们也不能说王国维说的就一定对，毕竟根据我最近看的视频，王国维大师生前也判断错了广州境内古百越国遗址里的墓葬主人，给后世专家判断后世发现的大墓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所以这种喊口号式的说法，我们听听就好，也没必要去跟他较真儿，因为没有谁说得所有话都是金科玉律、句句在理，谁知道他在什么情境什么心境下说出来的这句话呢？

但苦难与作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迷信却一直存在，甚至有人认为人如果不经历苦难就不可能写出深刻的作品。这个……反例真的是信手拈来、一举一大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哭着喊着非得要相信这个迷信或者谣言呢？我猜，原因大概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寻求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的意义而不得，故而把这种假想的“意义”加诸在看似玄幻飘渺的文学创作上。简而言之，这种迷信存在的条件有二：一是苦难对人生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经历过的人要通过各种方法把它合理话；二是文学创作是虚幻且无法抓住的，但如果作家经历过苦难他又写了苦难的话，二者之间似是而非的联系则可以证明第一点里、苦难的合理性。然而，我想说，这两个条件本身就是错的，苦难既没有意义，文学创作也不是不可控的。下面听我娓娓道来。

当然，如果要我娓娓道来，怎可少了“人类奇葩行为大赏”这一环节，今天就讲俩知乎网友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位其实是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我昨晚发了一条想法，说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百年孤独》是一部很难读的小说，毕竟情节紧凑、人物个性鲜明而且里面也只不过描写了七代人的生活而已，而且，名字相同或相似的人性格也相同——除了那对故意换了名字的双胞胎，为什么现在人（包括很多读书博主）一说看《百年孤独》就要昭告天下、说自己要啃历史上最难啃的小说了？

我也承认，对于国人张三李四欧阳娜娜这种简短的名字来说，《百年孤独》里的名字确实有点长，但也不至于记不住吧？就算名字总搞混、也不至于什么史上最难吧？你把《尤利西斯》往哪里放？如果真是史上最难，我打赌你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国内根本不会引进——我读过的、无聊至极的意第绪语文献那可是连英译都没有，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bother to translate的那种，《百年孤独》就史上最难实在太夸张、太哗众取宠了。虽然我是读文学研究专业的，但我第一次看《百年孤独》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想起来高中语文课本里有选段蛮有意思的就借来书、在宿舍趴床上看完了，当时中文系的课还没有上几节呢。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跳出来一位热心网友，理直气壮地指责我说，你不能拿你专业搞文学研究的标准去看待普通读者，你这就是在秀优越，我周围就是有好多人觉得《百年孤独》看不懂。然后我就回，我说我也是高考完不长时间看的，大学专业课根本没上几节，你觉得我第一次看能比普通读者强多少呢？一个高中毕业生、高中学得还是大综合都不是文综——高中三年整做数理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没学过，刚上大学能比普通读者强多少呢？然后我就说他，你看别人发了这么一条普通的状态都觉得是秀优越，你是不是有点自卑啊？毕竟，秀优越这种事儿是拔高“秀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秀主”）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但如果秀主没有秀优越但观众却认为自己与秀主的距离被扩大了，那是不是观众内心认为自己的地位降低了呢？自己看低自己叫什么？不用我说大家也可以bekommen到答案了吧，对，就是自卑。

昨晚我回了之后就睡觉了，然后今天这大哥给我发了一大堆私信，说，我绝对没有挑衅你的意思，不过你看你昨天发那个状态“和现实太割裂了”（原话），所以才那么评论。倒是说得很客气，所以我也很客气地回了，“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但是我把你拉黑了。”（其实我现在很讨厌这样的留言诶，就像是说，我绝对没有鄙视你的意思，但我就是鄙视你——你说没有某某意思并不代表别人不能从你的话里读出某某意思来，okay？最后我说那句不针对你，其实我就是在学你针对你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把他拉黑了、世界安静了之后，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件事，觉得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身边即世界，关键词是“发私信”。那人给我发私信说，“和现实太割裂了”，就是说，我所在的、周围没有人认为《百年孤独》难读的世界不是现实，只有他经历的、周围人都读不懂《百年孤独》的世界才是现实，所以我认为《百年孤独》不难读、别人称之为“史上最难”是哗众取宠的世界不配被称为现实。那我在哪呢？四维空间？平行宇宙？海底亚特兰蒂斯？西藏香巴拉？你告诉我嘛，如果我和我的周边发生的事情不能称之为现实，那我到底在哪？马尔克斯的梦里？

这人显然犯了个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恰恰是认为只有自己经历的世界才是合理、有效、天然的，和自己认知的世界有任何差别的世界就是不合理、无效和不自然的。所以他周围的人都读不懂《百年孤独》才是合理有效的自然现实，而我周围一圈儿天天作妖儿搞文史哲研究的就是不合理无效不自然的现实，就是和所谓“现实”割裂。搞笑呢么。我和你同在一个三维时空内，凭什么你的就是合理有效的现实、我的就是和你定义的现实割裂开？

最诡异的是，这人居然还给我发了条私信！这得别扭成什么样啊，光留言不够还得发私信？我对这种行为的理解一般是，要么神经不怎么正常（这就不用多说了），要么就是我的某句话戳痛他了，让他觉得不发个私信、不把我辩明白他就不舒服。也就是说，他大概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并不是所谓的自然现实，但依然不想承认我的世界也是自然现实这一事实，故而一定要发私信解释个清楚。哎，还是读书少，书读多了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无数个现实，所谓的typical其实在学术上是个很有问题的词，什么是typical fact？

第二个例子是很久之前N多位热心网友的留言，其实也蛮搞笑的。大概几年前我写过一个回答，讲的是我在纽约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小时候一天吃三顿肉感到很惊奇，说，啥家庭啊能供你一天吃三顿肉？你家肯定挺富的。我也觉得很奇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城市，一家一天吃三顿肉不是挺正常的吗？我同学那语气意思是我大概是个二代，可在我看来我家就和千千万万个双职工家庭一样，根本没有挥霍不完的money，而且我各阶段同学家也都这样啊，我在美国读硕士读博士都是拿得全奖，家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偶尔给我包个几千块人民币的红包奖励一下那种，绝不是像自费那种一年好几万刀给着。

然后我写完，下面一群人说，不对，你说的不是中国现实，我小时候就吃不着肉，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肉，你就是不接触现实，你就是何不食肉糜，and etc.还有大段大段跟我控诉小时家里怎么怎么穷、怎么怎么苦、肉得怎么怎么分配才能吃到——不过结论就是，我写的不是典型中国现实，他们代表的才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现实。哈？我写的不是中国现实、吃肉那会儿我在哪儿？四维空间？平行宇宙？海底亚特兰蒂斯？西藏香巴拉？我也在中国啊，我也没有做梦啊，我经历的也是现实啊，怎么不能说这是中国现实呢？然后下面出现一位更热心的网友说，为啥你们经历的穷日子就是现实、答主经历的不那么穷的日子就不是现实呢？

说到点子上了！包括上面那位《百年孤独》君和下面这许多位没肉吃君，我们经历的都是现实，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合理化、自然化他们所经历的现实而非说我经历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呢？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大概没有经历过苦难，过得比较平顺，所以人在平顺的日子里不会为平顺找理由、找意义的，但苦难不同——经历苦难之时总想着所受之苦要值得、要为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必须为苦难找到意义，大概苦难才会捱下来。但如果实在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意义呢？就是比如经历了苦难内心也并没有变得更强大、就像为了减肥、每天忍气吞声地跑十公里、跑了一个月发现自己腿还粗了呢？那就要在现实中找平苦难的凹地——苦难才是现实，苦难才是常态，苦难才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所以如果谁说没经历过苦难，那必然是与现实割裂，毕竟，只有我经历过的，才是现实。

如果理解了这些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就不难发现，之所以认为文学创作者必须要经历苦难，其实就是非要在苦难上找到意义的一种方式——既然苦难不会让之后的人生更好（有时候可能还更糟），但在反正也琢磨不出可控创作手法的文学艺术创作上找找平总可以吧？所以，这才有了苦难诞生文学、大师需要经历不幸的迷信——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写自己的经历恐怕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的，而如果自己经历过苦难，那自己写起苦难来可能会比别人更深刻？

未必尽然。有些人逃避苦难、不愿回忆，故而根本不会写；有些人只经历了苦难，但未必能找到这段经历到底给自己带来什么并从中挖掘出意义（或许根本就没有意义）；有些人认为苦难是常态是现实，所以并不值得一写；而有的就算打通了所有的心理关卡，最后可能卡在了语言上，因为可能小时候没受过特别好的教育、表达起来比较吃力。最后，大概只有极少数人能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脑中所思、心里所想，可，如果作家只靠写自己那点有限的经历又能走多远呢？

对于作家来说，思考和洞察远超经历本身，我最羡慕的就是卡夫卡或者康德式的作家（广义），即一生都不需要离开常居地，但对人和世界的观察和描摹入骨三分。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大师，不需要经历但却能写出远超经历的华章。至于只写自己经历的，哎，大概算个三流作家吧。

所以，苦难有意义么？大抵而言，没有，它不需要被强行赋予意义，而是需要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中被消灭的。文学创作和苦难也没有关系，最伟大的作家就算被关到厕所里，他也能写出关于宇宙星空的鸿篇巨著。

文学巨著不过是原有国家哲学观的延伸，而悲催的经历不过是他被动跨界层体验而已。

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西方哲学观来写中国社会百态。

西方哲学观继承自柏拉图，社会观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学观和中式哲学观的不同，导致个体与群体关系之间关系不同，让西方小说主人公只适合西方社会存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观，其中的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诞生在希腊社会盛行的众神崇拜，盛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发扬于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假说的延续，并且在其理论上继续添砖加瓦。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个人对于群体远离，才能保持个人清醒与立场，不被以神信仰为主题的社会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对神的存在。

在西方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分封制的神权时代，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的团体格局，群体以上帝为主要崇拜对象，任何质疑神存在的人，都将会受到极端惩罚。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用直观映像质疑神的存在，个人和对群体理性的半脱离。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家成长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还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战后基督教开始被现代社会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学和神权社会的对立关系依然如此。

而西方自文艺觉醒（所谓文艺复兴）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说的主角是独立于群体之外，个人永远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说，主人公永远都是孤独的，群体对于个人，大部分小说里都是群体愚昧，个人独醒。

宗教带来的原罪理论和拯救理论，仍然影响着西方，所以西方的小说是柏拉图理论和宗教理念的复杂混合体。

中国永远都是另一个景象，儒家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社会的影响，不必晦涩的映射群体的无知愚昧，儒家的核心哲学不是去质疑神，也不必脱离群体才能保持清醒，而是直接进化到，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然后进入群体管理结构中改造群体。

中国人不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通过基督山伯爵式的奇遇改变自己，而是相信通过一番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后，才能进入管理层，改变国家与群体。

所以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个人融入小团体，然后进入大团体取得地位。

《水浒传》是无数个体组成大团体试图改造社会。

《三国演义》是个人直接领导群体，改变国家命运。

《红楼梦》是一个小群体与大群体的关系。

今天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仍然占据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仍然影响政治与经济，大量人群依旧以基督教为主要凝聚手段。

大量小说作者依然保持自己独立于群体之外，这样才不会被群体意识绑架。

这都是柏拉图式假说和西方宗教社会矛盾的体现，群体对于个体超然的恐惧，其实就是宗教社会里对于哥白尼式人物的处理方式，宗教对于觉醒者的态度就是恐惧，然后毁灭，而哥白尼也正是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最极端的映像投射。

但是西方观众们喜欢哥白尼式的悲情，总期望有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但是自己却沉沦在宗教里拖着改革者的后腿。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中国永远都是个体要通过磨练和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的资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本质都是个体人物，通过磨难与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资本，进而改变社会的能力与地位。

中国人不需要哥白尼式的悲情，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其实没人理解，因为不需要，中国是盘古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改造自然，神农尝百草改善人们体质。

喜欢西方哲学的的人 在哪里都是孤独的，在西方是注定孤独，在中国是没市场，中国主流社会从来就没有神权社会，所有以质疑为主题的哲学观念都没市场。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在中国的孤独感也来自于此。明明每句都是人话，但是整个人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

而西方小说主人公，面对整个人群的非理性成为主流，群体的愚昧就是衬托主人公清醒的最好工具，同时脱离人群的人，比如是悲惨的，宿命般的孤独总是存在西方小说里。

可是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群体陷入神权的，中国人向来欢迎改革者，刘邦起义天下英雄来投，刘秀如此，曹操如此，李渊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亦如此，孙中山如此，延安亦如此，这就是中国读书人都希望能改变社会，并且不会因为神权和贵族群体压制而失望。

西方至今特权阶级仍然存在，中国在唐朝解决的问题 ，西方直到二战的大规模死亡，才解决贵族群体问题，而群体神权化，这个只解决了一半，社会却又被各种理念构成的群体绑架，西方小说里最终其实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立问题。

西方小说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才是主角一生要面对敌人，他们恐惧主角的力量，害怕他们改变社会，同时人群被各种舆论所引导，趋向与愤怒与无知。

中国不会这样，儒家社会影响的中国人，都是期望自己思想能改造社会，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里最基本的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成就事业，改造影响社会，个人引领社会进步，个人致力于改造影响群体，才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体现，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根本的不同，让中国这些文学家们走进西方文学创作路径里，但是又苦苦挣扎，找不到国人认可的方向。

莫言的诺贝尔奖，就是来自于其小说里面，个人与群体的对抗，这种从柏拉图哲学观衍生出来的东方小说，外国人自然一看就懂。

中国传统评书《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里面，都是个人进入群体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种基因根植于国人血液之中，西方小说永远都是少数人读物，就是那种哲学观在中国土壤极小。

欧美那种神权社会人群，在中国就是没有土壤，欧式哲学观诞生的文学土壤，会催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可是在中国，这种个人改造社会的，并且和群体融合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观是相互冲突的。

中国的大部分文学家还在西方的哲学观里挣扎，一心想要寻找个人与群体之间对立关系，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超越《白鹿原》的小说，那种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合关系，大部分小说家并不明白。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并且寻找生活中极端孤独的个人案例去创作，无论他们多么痛苦，他们都是走在欧洲人晚上写的老路上，他们永远不会在这条路上有新的发现，因为欧洲人比他们早了几百年。

中国需要属于自己哲学观的小说，那不是痛苦，而是中国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