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道导弹条约》从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美苏两国的核竞赛？ 第1页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也许要写一本书。而且关键是设计一个讨论“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框架：如果反导条约（ABM Treaty）没有出现，美苏核军备竞赛会如何发展？会不会更加激烈？这种框架我认为是很难设计的。

所以我仅能谈谈下列6个问题：1，《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2，《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3，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4，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5，《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这几个问题结合起来看，也许可以逼近原题的答案。

《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

我认为ABM条约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ABM条约明确限制的大规模反导部署没有出现，美国自行拆除了唯一的一个反导基地，苏联的莫斯科反导系统规模长期达不到ABM条约的限制，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违约。如果说这样实现了“把防御性战略武器竞赛从总体核军备竞赛中排除出去”，则ABM条约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

但是：

1，《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

很多人认为在《反导条约》签订后，到1983年3月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BMD研究处于某种停滞的真空状态，其实涉及BMD研究的进展一直存在，只不过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的光辉太强，以至于让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跳脱美国反导研发历程的“反苏阴谋”。

早在1969年，美国陆军反导部门与各防务承包商就开始关于“Safeguard卫兵”反导系统之后的下一代反导系统探索，当时的称呼就是“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1971年1月，“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正式立项，1972年4月该计划改名为“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

加固点防御，自然是针对经过加固的点目标进行防御的系统，这与“Safeguard卫兵”的防御目的相符——————继续用反导来保护美国陆基核反击力量（ICBM）。“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计划将开发“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用3部作战雷达搭配100枚拦截弹。1974年国会在预算拨款中下令禁止“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的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工作，将反导研究限制在“子系统与部件”层面上。于是“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的研发终止，1975年10月，“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改为“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美国国会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

1977年1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开始“Low Altitude Defense (LoAD)低空拦截”系统的研制，“LoAD低空拦截”的目标是：设计与MX洲际弹道导弹部署模式相契合的反导系统，通过15000米以下高度的大气层内核拦截/主动防御、来提高MX的生存力。1982年，“LoAD低空拦截”改名为“Sentry岗哨”项目。“Sentry岗哨”项目被赋予开发“非核拦截/大气层内拦截器”的任务，1983年2月，“Sentry岗哨”项目终止。

上面指的是underlay（下层防御），也就是“Sprint”短距拦截弹的后续研发工作。针对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继承“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研究，同时没有停滞。

1977年3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在“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下建立“Homing Overlay Experiment Task Force上层寻的实验工作组”，这个项目的产物是著名的HOE上层寻的实验，在1984年6月首次成功实现动能拦截/非核拦截。

HOE是“LoAD低空拦截”或“Sentry岗哨”配合的大气层外中段拦截方案中之一，它使用“母舱观测引导+子拦截弹覆盖多目标”，母舱负责D3：目标探测、真假目标区分、标识Detection，Discrimination，Designation。多个子拦截器进行直接碰撞拦截。

如果说上面的HOE有当今“MKVMOKV多目标拦截器”项目的影子，还有一个项目在今天的反导系统中遗存下来。

多弹头版Spartan将使用小型拦截器，其项目是“Homing Interceptor–Terminal末端寻的拦截器”，或是“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寻的拦截技术”，缩写HIT，除了红外制导版本，还有雷达制导版本，也就是后来1983年1月立项的SR-HIT (Small-Radar 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小型雷达HIT)

据说是因为“SR-HIT”往往为误认为是“短距拦截器技术”，在1986年上半年改名为FLAGE (Flexible Light-Weight Agile Experiment灵活轻重量敏捷试验)。1986年，SR-HIT与FLAGE的研究成果转入ERINT (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增程拦截器)项目，而在1994年2月，美陆军选定ERINT 为爱国者PAC-3系统的技术。

顺便一提：HIT项目的红外制导版本在1976-1977年变为空军反卫星项目、F-15空射反卫星“微型寻的飞行器Miniature Homing Vehicle”。

类似的还有“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改进版，具备火箭发动机关停—重启而具备巡飞（loiter）功能，可以等待敌方来袭导弹，进一步观测精确模拟诱饵，进而区分真假目标。

还有1968年启动的“UPSTAGE上面级”项目，它是一种高机动拦截弹头，用来拦截机动弹头（MARV） 的，它的技术在80年代转成SDI中的“大气层内高空防御拦截弹” (HEDI)，最后变成THAAD，可能会被用来拦截今日的其他机动弹头（MARV）。

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

ABM条约导致国内单边限制的出现：

美国国会自愿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种措施限制了美军技术开发的进度。

ABM条约导致项目与组织缩水：

1973年7月，1976年12月，美国陆军系统反导司令部的人员数量各进行了一次近50%的削减。

ABM条约的规定直接限制了反导系统的效能：

“Sentry岗哨”项目被终止的原因除了与其紧密捆绑的MX部署模式变动以外，还有ABM条约的限制：因为每一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备有3枚拦截弹，一个作战雷达，ABM条约规定大型反导雷达不超过2部，小型反导雷达不超过18部。所以最多部署18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更不用说ABM条约还禁止机动拦截器，禁止多拦截器齐射、禁止快速装填。

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

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面防御、全国防御，具备保护人口与社会财富的能力，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部署轻量级的全国面防御并无法有效保护加固点目标（例如ICBM发射井），因为它们能拦截的敌方弹头数量太少。比如说美国很早的认识到“Spartan”远程拦截弹对于保护ICBM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苏联长期部署的就是远程拦截弹，短程拦截弹/大气层内拦截弹是在1989年才完成部署。

其本质在于：如果只允许部署少量的拦截器（比如说ABM条约限制的100枚），与其用它们保护城市，不如用它们保护ICBM发射井，因为这数量太少了，无法有效保护人口——而且城市很难进行抗核加固。

所以说，在SDI之前的反导热点、重点一直是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面对进攻方的巨大增长潜力——这是美苏两国在七十年代开始部署分导式多弹头MIRV带来的——防御方也只能“扩散”：扩散雷达的数量、扩散拦截器的数量；同时继续应用大气层做过滤器，不断过滤高级诱饵，再提高所保护目标的抗核加固程度，通过高加速度拦截器实现低层（核）拦截。

例如：“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也就是之前的“点防御Site Defense”雷达，其尺寸是之前“Safeguard卫兵”作战雷达的五十分之一。而“LoAD低空拦截”雷达又进一步缩小到“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的四十分之一。

通过民用商业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这些雷达的真假目标区分能力也在大幅提升。

如果说《反导条约》把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军备竞赛引导到了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用以提高核反击力量的生存力，可以说，这是很积极的发展————这有助于保护美苏两国的陆基ICBM。

但是，在雷达，也在 “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改名 “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的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对其所保护的目标也进行了“扩散”：不仅是保护ICBM发射井，在未来也许“系统技术”可以用来保护战略轰炸机基地、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国家指挥当局NCA（也就是首都）————这个时候，保护核反击力量与保护城市的边界就开始模糊了。

确实如此，如果反导作战雷达/大功率相控阵雷达能越造越小，如果它们的“扩散”很容易；如果拦截弹也可以迅速扩散，即使不出现SDI迷梦，在某个未来，总会出现能覆盖全国的反导网络。

《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

《反导条约》背后的逻辑是：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

所以我们讨论ABM条约，不能忽视它的另一个面：《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一般简称为“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ABM条约》加上《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构成了SALT I（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装限制条约）。

因为固化“进攻性核武器平衡”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它需要ABM条约。而且，《临时协议》的重点是弹道导弹核武器，所以ABM条约——而不是什么《限制国土防空系统条约》——就足够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ABM条约的成败与价值，其实关键在于《临时协议》。

但是SALT I中的《临时协议》，可以说是极其宽松的，它基本允许美苏继续进一步建造战略核武器，它定的上限高于美苏当时的核军力，而且它没有对弹道导弹核弹头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当多弹头MIRV技术出现时，美苏的核弹头数量又可以合理地大大增长。关于SALT I为什么不限制MIRV多弹头，为什么基辛格没有抓住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

SALT中的L，也就是“Limitation限制”，体现了它不实质削减，仅仅是“限制增长”的内涵。而START中的R，也就是“Reduction削减”，则是到里根时代才出现的概念。

那有人就会问这种级别的SALT条约，意义何在？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它从数量上正式确认了美苏（战略核武）均势strategic parity。从SALT I条约签订开始，美苏正式进入“缓和”时期，苏联不断试图把这个核均势转换为政治均势，把军事平等转换为政治平等。美国不断试图在美苏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两国都没有成功，而两国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是“缓和”正式结束。

回到ABM条约，“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现在进攻武器已经通过很宽松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来控制了，我们回头看《ABM条约》就可以重新理解：《ABM条约》的价值在于反导系统的价值，反导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消耗的弹道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如果一套反导系统能消耗很多弹头，则“限制反导”显著可以减轻核导弹扩军的压力。如果一个反导系统无法消耗敌方的核弹头，则限制它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核扩军的动机并不在此。

这里的“消耗”并不一定是指“成功拦截”，也可以是“牺牲反导系统本身，消耗的敌方弹头”。前者对应的是敌方直接发射大量弹头，通过饱和攻击来突防，也就是saturation。后者对应的是直接打击防御系统本身的弱点，也就是defense suppression。两者不相等，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反导系统，它效率极高却缺乏生存力。

可是，60年代的反导系统，既没有足够高的拦截效率，也没有足够高的生存力。

具体来说：

根据1985年下旬，1985年戈尔巴乔夫-里根的日内瓦峰会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

“导弹防御工作启动于六十年代中期。无线电工业部的信号旗设计局开发了A-35M莫斯科反导系统，于1979年开始作战值班。该系统有能力防御从各方向射来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从联邦德国射来的6枚潘兴-2型导弹。

替换系统——改进了的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的工作将于1987年完毕，届时将能防御1-2枚现代化洲际弹道导弹，和多达35枚潘兴-2型中远程导弹。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包括一部新型目标搜索与跟踪雷达Don-2N （在Pushkino-Sofrino附近）。根据1985年7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与部长会议决定，开展对莫斯科反导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工作：A-235系统，有能力拦截8-12枚复杂弹道目标，和多达40枚潘兴-2型导弹。

计划该系统将于1995年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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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评估上，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是跟苏联官方一样，认为莫斯科的第一代反导系统（A-35M）仅能拦截几枚ICBM弹头。

但是，美军在核打击方案上，并没有仅仅是用“几枚ICBM弹头”，1968年的美国SIOP中，单独使用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加上若干枚潜射弹道导弹，专门打击苏联的反导系统。

也就是说莫斯科反导系统在saturation意义上的价值是几枚ICBM弹头，在defense suppression意义上的价值至少是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洲际核弹头数量足够多，而且采取了保守的打击规划，在多弹头MIRV化以后，美国的ICBM弹头数量进一步增长，不管莫斯科反导的“价值”是多少，都变成完全可承受的了。

换一种说法，在MIRV化以后，ABM条约的意义就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既没有阻止进攻核武器的大增、也不是进攻核武器大增的理由。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是：ABM条约要通过剥夺防御能力，实现美苏双方“赤裸地”确保互相摧毁，因为反导系统会破坏确保互相摧毁，所以要限制反导规模。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学理上正确的，而且美国官方在教育苏联政府放弃大规模反导部署的时候，也反复用MAD（确保互相摧毁）这个借口。可是只要仔细深究一下谈判历史，就知道这个理由离当时具体实践太远。

首先，SALT谈判中没有任何关于MAD（确保互相摧毁）标准的内容。其次，ABM条约完全没有涉及“轰炸机-国土防空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整个领域被忽略了。很难想像，MAD的达成不需要考虑轰炸机核武器。

最关键的是，美苏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大增，使得“通过限制反导，保护MAD”的理由变得荒谬：因为美苏的核武器库已经大大超出了MAD的要求，不管MAD如何定义。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MIRV技术、多弹头化的大潮，是美苏部署反导带来的。MIRV的出现是多源头的、多驱动的，其中不仅是突防需求，更重要的是“打击更多目标”这个需求。

在美苏反导被限制后，MIRV多弹头化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大增，美国MX，苏联SS-18等高度多弹头化的ICBM都是在ABM条约的背景下推进的。

《反导条约》是一个双边军控措施，它是应对反导系统的一种双边合作解决方案：通过共同限制，消除反导系统的任何不利影响。而——如果你认为MIRV主要是为了突防的话——多弹头化MIRV是一个单边措施，它通过一国独立自主地增加核弹头数量，消除反导系统的不利影响。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双边措施”应该是用来替换“单边措施”的，谈判与条约是应该来取代单边扩军的——————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不仅没有阻止单边扩军，单边扩军甚至降低了ABM条约的意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MIRV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突防，而反导条约的价值被过于宽松的SALT I《临时协议》给大大稀释了。

当然，也许六七十年代的核反导技术，导致了部署在城市周围的核拦截弹，简直不可能被接受。

这也许才是《反导条约》的价值所在————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技术现实，又反映了大众对这种技术现实的真实态度（比如说美国Sentinel哨兵反导系统进行城市防御阵地选址时，遭遇的巨大阻力）————也许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核反导系统的不可接受性，导致它似乎并没有提供什么给世界和平。

但是，今天不止一个国家的首都里，也许还有人在期望《反导条约》仍存在、希望它再生呢。

苏联的SA-2和美国的奈基（好像是这个型号）都是有核战斗部的

而当时的核物理研究已经知道，可以通过核爆炸导致的快中子流来提前引发中子反应来使一定范围内的核弹变成脏弹，多枚核弹打击同一区域目标必须间隔5分钟以上就是根据这一理论

而这两种导弹都具备人工无线电导引能力，可以人工将核战斗部送到指定空域引爆。这也是为什么50年代初期水平的SA-2和奈基能在后起之秀那么多的背景下还能大量服役到80年代，分别被S300和爱国者替代

现在还觉得反导弹很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