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有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作者不是商业市场经济从业者,而是官僚贵族地主,是儒生知识分子,是手工业艺人匠人(服务上层权贵),是佛道宗教,是地方豪强望族等等。不要拿工业文明时代去想农业文明。
其次,在宋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评书等发展,市民通俗文学取得一定发展。而出现一些职业文艺娱乐人员。比如有些书商利用活字印刷等,专门刊印流行作品。《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西厢记》等都是畅销文学。当时书商和官府已经出现版权著作权雏形萌芽。
比如书商出版社,宋朝的书商会在刊印书籍上面写上“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
为避免因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叶德辉《书林清话》)。
甚至当时官府还有法规打击盗版。
南宋理宗年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书商书坊(出版社)的正当权益,防止盗版,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说,市面上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这两本书,是“祝太傅”书商出版的,“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版劈毁,断罪施行”。(叶德辉《书林清话》)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冶施行。”
【宋朝有猖獗的盗版 也有版权保护法令! -趣历史】http://m.qulishi.com/news/201703/176997.html
中国古代有版权概念,只是没有现代版权这么细化,而且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体系和保障。
中国是世界最早一批产生版权概念的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朱熹和他的门徒们就曾维权。据说朱熹的表侄祝穆于南宋嘉颐二年(公元1238年)请求两浙路转运司与福建路转运司颁发榜文:“穷年矻矻,接手自抄录,寝食为废,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
到了明代,各大书坊也对版权越来越重视,想尽各种办法维权、抗争。明末最著名的畅销书作者李渔就有维权事迹。
而且,到了明代,很多书坊都是集创作与刊印于一体的综合部门,前门书店,楼上校对,后院刻版,集中在一起,这种出版形式直到民国都有流行,自写自印自销。
清代1910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著作权法正式颁布——《大清著作权律》——当然,这已经是近代了。
现代版权制度,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
回到题主问题:
宋代以前,的确没有明确的版权概念和版权意识,但是,宋代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贵族文学。
宋代以前(包括宋)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诗歌、散文,而你只要翻开这些作品看一看作者的名字,便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有官职的,就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都曾经有过小官衔。屡试不第、奉旨填词的柳永,在晚年也终于及第登科,当了官;更不用说,他本就出身官宦世家。
即便是小说家的祖宗稗官,那都是官。
更早的汉代司马相如,作品是给谁写的?给皇帝,你好意思要钱吗?皇帝赏你,就赏了,没赏你,你还要干嘛?而且他诗赋几篇,就能当上郎官,领朝廷俸禄。今天虽然也有作协,但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而唐宋的官员之所以文学素养高,是因为科举中,对诗赋的要求本身就很高,你文学水平差,可能根本就当不了官。当然,世袭或者门阀不算。
也就是说,在古代,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可以是你爬向社会上层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
在这种前提下,文学发展能不好么,佳作能不频出么?
如果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按此要求来,放心,不出几年,照样佳作频出。但我们不能这么干,文学的社会实用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且,宋明以前,大众的识字率能有多少?盗版,盗版以后卖给谁啊?不还是卖给文人士大夫么。士大夫一看,这不我同僚的诗么,你怎么给刻印了?你觉得下场会好么。
另一方面,在此以前的书籍出版,往往是自写自印,很多时候根本不指着这个赚钱,就是友人间互相赠送罢了。你说淮南王刘安靠《淮南子》挣钱?曹操靠写诗挣钱?人就是爱好,纯粹的爱好,目的是留名青史。
还有,很多古代的优秀作品,压根就不以文学为出发点,例如《出师表》严格意义上,这是一种公文写作,只是他写得太好,所以才主要被当做文学作品。还有什么奏疏、史书,这些从出发点来说,也不是文学性第一;而且,他们也都是官员。
普通文人能够靠写文赚钱,至少要到元明时期了,那时候,各大书坊给的润格费也不少,但都是买断,而不是版税分成;除非是李渔这样的,自己本身就是书商。而且,八股文成为主考内容后,科举对文学性的侧重也远不如前了。不及第的文人们,想要活下去,写小说、戏曲就成了一条出路。他们不在乎署名,因为古代文人以作小说为耻,所以他们巴不得偷偷摸摸拿钱交货,完事拉倒。不仅四大名著,许多明清小说的作者,都是后世考证出来的。
综上所述:
1、古代有版权概念,只是不严格。
2、在没有版权概念的时期,文学的社会实用性很高,可以成为实现阶级跃迁的重要途径。
3、很多文人是自写自印,版权本来就在自己手中。
4、更早的古代,识字率太低,制作成本太高,没必要盗版。
5、宋明以前的文学,基本上是贵族文学,不靠这个吃饭。
个人愚见
订阅号《弹幕集》
和XXX聊起,他们也想在老美搞一个这样的事件,毕竟也算kpi。
但无奈难度实在太高。
一来,对方斗争经验太过丰富,舆论平台全掌握在他们手里。过去特朗普一条推就几百万转发点赞,咱们华春莹最多的也就几万,根本打不起来。
乌合麒麟的伊拉克阿富汗能戳到痛点也是在于那个时间点的巧妙,但后来的作品也就只能在国内引起浪头。领导们也非常头疼无奈,问问我有什么文化作品上的建议。
我们的斗争一直以防守为主,进攻是这几年在尝试的,但是没有阵地确实寸步难行,这点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更何况对方的智库,像什么"先fb引爆一个事件,然后推特,油管形成截图传播,主动让网站封锁,反向助推"的办法根本不可行了,大数据一开始就给你限流限得死死的。
而我们本土的还做不到。虽然直属国家,但是和资本间还是有一层代沟,除非那个人直接发话。但是要那个人发话同意这么干,你又必须有点东西出来,那就又需要资本配合,真就陷入了绝对的两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二来,众所周知的,咱们的华裔和香蕉人团结不起来,对中国甚至中华这个文化概念都没有主要认同,老一代移民也以商人为主,新一代培养的多是生意人,商业律师或者医生之类,生活过得去,小孩儿能融入美国文化,钱多生活好,就足够了。
之前hateasian运动试过几次,最终都几无成效。看看隔壁的弗洛伊德,他说真的"心寒",有时候"仿佛回到了鲁迅描写的时代"。
当然这几年通过某些网站和资本的合作,国内小粉红和自发爱国党的培养,连带着对公知带路党的打压(有时也会有误伤),做的还是相当显著的。
但是真要到用兵时,这些爱国力量实际的转化率还尚未可知,面对资本腐蚀的抵抗能力,也是个变数,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现在一二线的间谍反间谍,渗透反渗透,我方人员在美国的危险程度,都已经达到了911之后的新高。
好笑的是,中国在美国的黑帮们,福建帮啥的倒都是爱国之心满满的,比起美国人在咱们的这些dealer小黑人外交美女,倒钩啥的我也接触过,中华义气真是完爆他们。可惜这几年有太多不能说的事,我真想哪天解禁,我也能写个剧本。
其他更多的原因就不聊了,都老生常谈,比如西方世界被枪击案提升拉满的阈值,比如对殖民文化从小的教育消解等等,就没啥事儿真的可以去撼动他们的那个所谓自由,实则固化,防御机制一流的圈层。
但目前确实火烧眉毛了,过去那么多年我们的策略一直是以防御为主,这几年发现不行了,必须对外了。
所以过去其实也不太让网络提颜色,经常删帖。怕反而调动起比较无知又热衷阴谋论的大批年轻人,现在爱国基础有了,又要担心孕育而生的民粹和狂热,颜色可以提了,什么什么之春可以说了,甚至香港有一部分问题也愿意放到明面上来聊。
像49中这种事儿每年其实太多了,他们都能说出是谁在搞鬼,谁背后有人,但懒得说,反正到时候该抓抓,该溯源溯源,谈判交换人质,习以为常。一般大国之间的情报安全战不会太撕破脸皮,就都是筹码为主。
大部分时候你分散着押注,搞点水花,就像打仗时候大家互相开个空炮,轰炸轰炸金门,两方也心知肚明,都有自己国家的kpi,老百姓也不会知情,偶尔也算是各自对网络防御的训练和练习。
但有的时候你allin一个事件,摆明玩大的,或者本来一个小的,你玩脱玩成大的,玩成线下的,那必须也跟你奉陪到底,就看大家谈判结果如何,一开始也不会贸贸然往国家层面去说。
中国有很多问题,我们过去做独立纪录片的恨国党也一堆,国际上拿了大奖的不少,被禁拍禁播的也多,13年之后移民的也不少。其实大部分前辈也都是好人,我们是真的想提出问题让国家让民众看到问题,引起深思。我们也会抱怨为啥地震不能拍,落后地区不能搞,明明帮助我们国家推动改革了,但中国是世界垃圾处理厂的事儿还是不能提,中国没有自己的猪的事儿不能说……
是啊,过去我也常想为什么?
但国与国,历史处境,智库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人类文化认同之间的仇视,高层与基层之间的鸿沟,所谓精英和老百姓之间的代际,外加一个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大出我们的想象,难就难在这里。
你落进一个思维定式,一种天生的不信任,加上某些腐败,某些特权的不干人事,过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那么多错误,会使你离不开你的思维舒适圈。
真正的公知们不会觉得自己错,他们不为钱,也看不上收钱的或吃爱国饭或吃西方民主饭的沽名钓誉之徒,他们认为自己就在说真相,自己就是鲁迅,殊不知你也受到了知识和立场的诅咒,也可能变成陈独秀,更甚者,成为宋姐妹。
我过去小的时候喜欢兼爱非攻和人类大同,也很理想主义,觉得世界终需要互相理解的一天,问题就能一步步改善。
但你有一天会发现僭越的问题,政府基层甚至理解不了高层,高层理解不了智库,智库理解不了百姓,国家理解不了国家,结果就一个个下坠成了术,异化成了非我族类的实际操作。
除了喜欢弄潮的野心家,谁tm真想把孩子们培养小粉红,谁tm真想把底下人全变成工具人,跑出去搞颜色,吹牛皮,群情激奋,伤害无辜的其他人类?
难是真的难,有时候为所有国家的所有安全人员想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异国他乡改名换姓,为美国梦,为中华崛起努力的基准又到底是个啥?
政治哲学或许会给你一些解释,黑格尔马老板可能也有他们关于大写理性的回答,
但有时候我真想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这问题究竟是啥?
生活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