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张良和韩信干的活儿不一样。
张良干的是和刘邦关起门,给刘邦出各种“阳谋”“阴谋”的活儿。
张良是什么职能?谋士。当时的谋士不同于策士。策士是纵横家,搞外交,耍嘴皮子的。张良给别人讲计谋,经常别人听不明白,张良也许不是个伶牙俐齿的人。但张良看大势,做策划,搞谋略,定步骤,却是无双高手。
张良学历更是出彩。出身韩相世家,后来学习《太公兵法》。《太公兵法》是《太公六韬》的一部分。《太公六韬》被班固明确划入黄老道家。黄老道家研究的是什么?人君南面之术,就是专门研究权术权谋的。所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恰恰是刘邦这种有政治家天赋的人一听就懂,特别稀罕的。两人之间,鱼水之交。
所以张良基本就是刘邦的个人幕僚。他甚至不用替大汉王朝多考虑些什么,只需要替刘邦个人想办法。所以张良出的计谋,比如出尔反尔诈峣关守将,强留项伯救刘邦,烧栈道,阻止分印,设计笼络韩、英、彭三股草莽势力,劝都关中,这些都是得罪刘邦底下人的活儿。
不过张良分寸拿很好。他知道自己出的注意都是得罪人的注意,但这属于分内事,利益上他则主动让。
比如,刘邦有意让他与萧何竞争丞相,他主动推举“及立萧何相国”。凭张良的影响力,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给萧何卖了一个大人情。
比如,刘邦要封他三万户,他主动推辞,只要留县万户。他要留县的表面意思是,留县是他与皇上相遇的地方,是为了感恩刘邦。给足了刘邦面子。但背地里,他一个韩国人,一个颍川人士,和沛县太过遥远,要经营人脉,就得先攀老乡。留县就在泗水郡,这等于张良把自己家族转了个籍贯,从中部的颍川,直接给转成刘邦的老乡,离丰沛和砀郡都很近。这侯国家族之间走动,那可不方便多了嘛。
要不说,张良顶级黄老,权谋大师,啥看不明白,入世至极,似出世,其实人家是大隐于朝。看着整天养病,从来没远离权力场。
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说白了就是一个关起门给刘邦出主意的智囊谋主,他不干拉人头的活,虽然可能得罪人,但利益上对沛砀功臣的威胁比较小。
韩信就不一样了。韩信干得就是拉人的活儿,所以旗下也曾聚集了李左车、蒯通这些能人。
刘邦把韩信降王为侯,把他放在长安足足五年多。
要知道,刘邦一共就当了七年皇帝,五年多都不杀韩信,用意本来很明显。
不仅不杀他,还时不时找他聊天,谈谈天下大事,让韩信点评一下刘邦的大臣们。
刘邦还让他上朝,他自己总是借口不去。
一直到韩信被吕后与萧何合杀那次,刘邦在外出征,原本也是要带韩信走的,但韩信装病不去。
刘邦是啥意思?你年纪小,不是沛砀两大乡党的人,加入刘邦阵营也比较晚,多跟大臣活络活络,已经是花甲高龄的我死后,你也能有个着落。
但韩信就是别劲儿。他总认为刘邦不让他当王,是报复他。其实他再多活一年多,熬到刘邦临死前一个多月,把自家小儿子也封成王,他就会明白:刘邦不让他当王,并不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在座得所有人,都不能当王。
韩信也曾硬着头皮和沛砀人士往来。应该是主要是丰沛集团。因为砀郡集团主要是外戚集团与陈平等散臣。韩信到死还再藐视吕后和惠帝是妇女与小子,陈平又是给他做局,让他被抓的谋主,估计他是受不了这派的。
丰沛不一样。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是他知遇之恩的大恩人。夏侯婴也是从刀下把他救出来的大恩人。他要是能像张苍抱王陵和萧何那样,把丰沛集团的萧何与夏侯婴大腿抱得死死的,将来大概率也是一代名相。
奈何韩信那个傲娇劲儿太重,太清高,丰沛的民派大代表,外戚集团好女婿,樊哙,都给他扑通跪那喊大王,面子给足了,他竟然还反过来嘲笑自己与樊哙为伍是耻辱。哥啊,你心里这么想的,但别直接当人面就说出来,都让史书记载下来了。司马迁本人就是关中世家,很多事件就是像樊哙孙子这类人口述的...这种事都让记下来了,可见韩信平时姿态有多高。同朝的大臣多不满。
韩信小时候一个穷光蛋,为了让母亲死后的墓葬显得像贵族,自己刷山头。吃不起饭了,还要和施舍自己的人置气。连最后被杀,也是因为对下人刻薄,惹了宫里的眼线。这个性格也不是一两天了。
相比张良,韩信还是太年轻,不注重团结,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好团结。张良能够自保,主要是和砀郡集团把关系搞铁了。
砀郡集团以砀郡豪门吕家外戚为主,他们是资助刘邦砀山起义的背后金主。陈平(户牖在秦一说为砀郡,一说为砀郡界一带)、郦商兄弟、灌婴、傅宽、靳歙等砀郡归依散派功臣为辅。刘邦伐秦时,食邑是他自己的丰沛两城,但他的爵位是楚国武安侯,职位是砀郡长。他为什么能做砀郡长?因为砀郡是他老婆娘家的老家。吕氏原本就是躲仇家才不得已迁徙到沛县的砀郡豪门。刘邦掌兵后,吕家肯定重新经营砀郡关系网,替刘邦加码势力范围了。当时,陈平、郦食其、郦商、灌婴、傅宽、靳歙等砀郡功臣都陆续归依刘邦。
张良长子后来继承留侯爵位,活跃于朝堂,侍吕后,依仗砀郡轴心力量吕氏外戚。次子张辟强,就是后来,汉惠帝驾崩时,向砀郡代表,时任丞相的陈平献计继续站队吕后的谋主。张良家族,一直在经营与砀郡外戚与砀郡散臣的人脉关系。哪里是小说电视剧里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仙风道骨的感觉。人家是家族式经营朝堂关系。毕竟张良是黄老道家,专攻权谋,朝堂上那点事,再明白不过了。他后来无非是借口身体多病,搪塞邀他出山的吕后,避免本人陷入派系斗争而已。但历史就是这样,传得久了就传邪乎了。人物都被传奇化了。
张良在刘邦晚年,就瞅准机会,押宝外戚集团。
史记中说,吕家兄弟听闻刘邦要废太子,急火火赶去找张良,让张良帮忙出主意。为了帮张良粉饰站在外戚一边的历史现实,对吕泽、吕释之用了一个“强要”的词。意思是他们强迫张良的。
但张良什么人?刘邦关起门说话的人。
刘邦为什么要废太子,刘邦如何废太子,恐怕是和张良能商量的。吕家兄弟找张良,其实是把准了脉,从张良那里能得到刘邦议换太子的真实用意。
史书中说,张良出了个注意,把刘邦都请不出山的商山四皓找来,太子就保住了。史书这里写的非常有趣。这是张良给的对策。但刘邦真正知道商山四皓已经跟太子混,是吕泽都死了几年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嚷嚷要换太子时。也就是说,张良出的这个注意,起码在第一次换太子时,根本没一点卵用。
但刘邦第一次换太子是怎么平息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第一次提换太子没过多久,长庶子刘肥与三子刘如意,就相继被封王,这是刘氏子弟封王的闸口。刘肥是吕后比较提防的长子,他先封王,恰恰说明了刘邦这次易储动议,是为了施压外戚集团,为封刘肥增加手中的政治筹码和威慑力。其实在刘肥封王这一年之前,中央势力最大的是丰沛乡党和吕氏外戚裙党。外边还有几大异姓诸侯王。其实刘氏宗族也不过是封侯,除了皇帝本人,很难说刘家比吕家势力大。但刘肥封王这一年,同年封的还有刘邦亲弟刘交,族兄刘贾,亲哥刘喜。这一年开始,刘氏才真正压过了吕氏。吕后不喜欢刘肥,后来还试图毒死刘肥。从个人意愿上,吕后不同意封王刘肥。从吕家外戚的集团利益上讲,刘氏无功者多,刘交、刘贾封王也就罢了,农民刘喜,儿子刘肥封王,实际上是开了汉初无功而立得先河,撕开了政策口子。但刘邦就是要撕这个政策口子,刘邦要做的不是春秋战国时看着别人家越做越大的天子,而是秦始皇时期王绾、淳于越等人建言秦始皇却被秦始皇拒绝的,分封皇子为王的皇帝。而刘邦所需要扫除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外戚集团的阻挠。废太子,其实就是在敲打外戚:没了储君,你家什么都不是。刘邦要的是这比交易。
张良真正给吕氏兄弟提点的,恐怕是这个,不是什么传奇化的商山四皓,四个老头。当然,这都是不上台面的隐学,却恰恰是张良研究的东西——南面之术。
这一次之后,张良就和太子、吕后、外戚,关系近了很多。张良后来直接就成了太子党。被封为太子少傅,辅佐教导太子。太子是外戚集团的命根子,张良与外戚集团得多好啊?
说实话,商山四皓,刘邦都请不动,张良出个主意,外戚就能请动,恐怕也是张良给四个老头写了信的。这次运作,太子背后多了一股张良、四皓等散派大臣,这大概是刘邦为太子所做的补偿。刘邦与外戚的交易就达成了。
刘邦第二次要换太子,我个人认为是和韩信之死有关的。
原本,几股势力之间互相制衡,刘邦居中拿捏。但刘邦觉得身体不好了,想培养太子,想让太子率军出征,去打英布。
太子身边的谋臣都不愿意,认为太子根本使唤不了刘邦底下那群丰沛武将,太子若遇险,太子党就全军覆没。
太子不出,刘邦没办法,还得亲自出征。但他把张良留下辅佐太子。这回张良也可以关起门和太子说话了。
但刘邦出征回来,发现韩信已经被诛,三族都灭完了...谁杀的?原来的老冤家,丰沛集团老大萧何,与外戚集团老大吕后。
韩信该不该杀,什么时候杀,谁来杀,我认为刘邦还是很介意的。本来萧何和吕后应为两大集团首领,作为对头,刘邦居中左右平衡。而且刘邦经常在外打仗,内廷是吕后在管,外廷是萧何在管。你俩要是走一块了,刘邦对京师都控制不住,不是随时能猝死然后太子继位了?
刘邦于是怎么干?又提议废太子,而且比第一次更激烈。然后借上林苑事件把萧何下狱,让武将樊哙当相国。
太子太傅叔孙通力阻刘邦。张良是太子少傅,也劝阻刘邦,劝不动,就养病不上朝了...
丰沛集团也需要稳定利益。刘邦年老,刘邦如果易储,那就是连外戚都换了。戚夫人是东郡人,他的外戚和丰沛集团,砀郡集团,都没什么交集。虽然此前,砀郡外戚与丰沛功臣是制衡双方,有利益争夺,但好歹吕氏是砀郡迁徙到沛县,与丰沛功臣都是故旧,江山也是两大集团辅佐刘邦打下的,再来个外地且无功的戚氏外戚算什么?刘邦第一次易储时,未见丰沛集团的反对。但第二次易储时,不仅丰沛的头领萧何已经与吕后合作杀韩信。要知道那个时候杀功侯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吕氏外戚倒台后,汉文帝时期都不能随意擅杀依附吕氏的功侯。因为在汉初的二十级军功爵制下,功侯代表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代表一个立场统一的庞大军功受益阶层。他们依赖于功侯制度,与皇权共享天下。但萧何与吕后绕开皇帝和程序,认定韩信谋反并灭口韩信,没有后续的任何审查程序,可以说是触碰了一个红线。这对刘邦时期,整个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心理影响很大:爵位得到了,也会随时被轻易拿走。我们应当注意一点,淮阴侯是汉高祖时代唯一被废被杀的列侯。刘邦的政治使命是向诸侯开火,而不是列侯。列侯以及军功爵制度下的军功受益阶层是他皇权面对与异姓诸侯斗争时,背后的支撑力量,他一般是不触碰这个红线的。
可萧何与吕后就是联手了干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事。萧何以及他代表的丰沛集团,已经出现明显的保惠帝,保吕倾向。萧何杀自己故交韩信算是投名状,不要追韩信的美名,反而有利于太子继位后的权力稳固。毕竟这个时候,之前在遇到外戚问题会站在刘邦一边的丰沛集团,也开始站在外戚一边了。这个形势还有其他历史现象佐证吗?当然还有,周昌。
周昌当时是御史大夫,相当于文官系统仅次于萧何的二把手,副丞相。他是沛县人,是泗水郡吏,和萧何交集应有不少。而且“自萧、曹等皆卑下之”,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很是尊敬。周昌当时是丰沛集团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二次易储风波时,萧何彼时很可能已经下狱,而御史大夫周昌则站出来,在朝堂上和私下里对刘邦据理力争,力保太子,反对易储。这说明不止是萧何个人,很可能是整个丰沛集团已经达成了要保太子的共识。为此,吕后还给周昌下跪行礼,感谢周昌的大恩。不过周昌也是亏在这里了。刘邦放弃易储,但他知道他这两次借刘如意一个几岁的小孩在朝堂上做政治牌这么一打,他死后刘如意就危险了...他反而让被吕后感激的周昌自降职位去赵国保护刘如意,周昌不得不答应,就此退出了汉初最高权力。
其实刘邦知道他拿刘如意做政治幌子去搞派系斗争的结果,是害了刘如意。这也说明刘邦不是头脑发热才做这些事。从某种程度上讲,刘如意是被刘邦害了。之前刘邦没想到自己会死,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固,不能让两大派系苟合,左右搞制衡,到处敲打。他威压外戚,逮捕萧何,大概他还想继续搞政治洗牌活动。但第二次易储之后没多久,刘邦发现自己真的快死了。刘邦的伤口应该是已经感染了,不断再恶化,是一个身体不断衰竭的过程。这下刘邦不能再折腾了,否则权力过渡的敏感时期,再瞎搞,就是他的大汉基业都不一定保住。刘邦临死前,还是放出了萧何,恢复其相位。对太子,也借商山四皓归顺太子的由头,正式结束易储之议。然后刘邦就死了。
可张良不对劲了。张良这回称病,就压根不出来了。吕后还亲自去请,知道张良正在辟谷,不吃饭了,还劝张良一定要吃饭啊,吃了饭才能出山辅佐好新皇帝啊。估计张良在心里一定是呵呵了。
张良的大腿基本已经抱完了。他知道没有人再能像刘邦那样对自己绝对放心和保护了。所以张良转入个人的韬光策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外戚集团与汉惠帝欠张良一堆人情。所以张良装成病秧子,不积极参与朝政,外戚集团也不好说什么。
萧何那边,也是欠过人情的,而且张良把家族都改到了沛县旁边,走动也不会少,人为设计成老乡了。既然惠帝继位以后,张良两不相帮,一心养病,大家也不好去拱他或害他。
纵观张良抱大腿,其实抱得是很艺术的。他不慕强跪舔,而是在一方弱势的时候提点施助。比如外戚遭遇换太子风波时,他才向外戚集团示好。这背后,是他能看清换太子风波的实质和走向,然后用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患难见真情,来做到让外戚打心里感恩。其实张良对刘邦也是这样,才能换得刘邦的真心。留县相遇,鸿门宴前,奔赴汉中,马邑被围,包括他背叛了自己曾坚持的韩国复国理想,阻止刘邦分封六国贵族,他都是在刘邦处于危机和落魄时,伸出温暖的手掌,站在刘邦的立场为刘邦着想...别人危难时,救急以施恩。别人风光时,韬晦以避祸...这种若即若离,分寸得当,不会让自己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说刘邦是在搞帝王制衡术,那么张良把人臣的平衡术玩到了极致。这样的权谋,才是押宝大师啊。
张良是真能活,活到了汉惠帝都死了两年后。所以,张辟强替陈平出主意的时候,背后可能没少张良的指点。也就是说,张良在晚年,把时任丞相的陈平这大腿又抱了一把...这样的权谋大师,不万年常青,善始善终,才叫怪事...
最后,还要说说韩信。韩信在这方面和张良是真差了一大截。
刘邦给了韩信五年轻松自在的时间做选择,去走动功臣,韩信看不上丰沛那伙莽夫。最后死在丰沛恩人的手下。
但刘邦也给韩信投外戚的机会了。李左车,韩信的亲信,被派去专职辅佐太子。韩信就是走这条人际线,像张良一样,挤到外戚圈里,后来也不会那么惨。而且,韩信曾经与张耳并肩作战,张耳是吕后的亲家。张敖与韩信应该也是认识的。韩信在外戚圈不是没有桥梁。但韩信就是不去钻这些。
其实,韩信、张良都是一把利剑,有声望,有能力。你要让人用你,他们欢迎你。你不让人用你,他们畏惧你。畏惧你,就要搞死你。能力太大,怀璧其罪。
三十多的小伙儿韩信,左骂外戚小子裙带,右踩丰沛屠狗莽夫。两大集团你都不尿。你打仗还那么厉害,比此时的军事大拿刘邦还厉害。刘邦快死了,咋办?肯定提前弄死你啊。韩信与张良在政治能力上,基本恰好是反过来的。韩信消极对待政治,张良积极对待政治。俩人都爱装病,但最后结局截然不同。
不懂政治,不会团结。杠精没有人喜欢。但唯独刘邦喜欢这小伙儿的军事才能。因为刘邦虽然军事至多排楚汉第三,但也算是军事专家了。政治上,他懂韩信的幼稚,对其桀骜担忧。军事上,他知韩信的才华,对其能力不舍。这就是刘邦的“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刘邦后来抓住教唆韩信的蒯通,又放了。大概他真正想放的,是那个总也驯服不了的韩信。面对重重阻力拜将韩信,是惊世骇俗的政治眼光,原本也是刘邦引以为傲的风投杰作。韩信,是刘邦本人骄傲的作品啊,非不得已,刘邦怎么舍得毁掉...
为啥十大元帅中刘伯承没卷入任何的政治纷争?因为刘伯承年纪大了,早在1957年上半年就基本处于退休状态,不沾事自然就没有事。
为啥汉初三杰中萧何韩信都没个下场,就张良没事?因为张良也是个病秧子。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⑤,杜门不出岁余。
从入关之后就老病,关门养病一年多。
汉十一年,黥布反
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当时刘邦去征英布,张良病中强起见刘邦,刘邦让他担任太傅辅助太子监视关中兵马。毕竟这个病秧子很让人放心。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
到汉十二年就已经因病不担任实际工作了。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①。”乃学辟谷②,道引轻身③。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④,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而且还信道爱玩不吃饭的修炼模式。被吕雉逼他吃饭才没挂活了下来。
你说这一病秧子,又不爱干活也不爱惹事,对朝廷毫无威胁,搞他干嘛?
为什么汉初会“郡国并行”。
为什么刘季到老还在平叛累死路中。
为什么文景这么富裕不折腾还有七国之乱。
为什么汉武大牛但被文人广泛反感。
因为大统一郡县制中央帝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慢慢的一砖一瓦建设出来的。这东西非常反直觉反传统,初见时阻力大的不可想象。春秋战国或者欧洲这种,封建小邦林立,才是常见状态。
没有两汉四百年建设,人们并不认同大统一帝国,而是顺着西周春秋战国这八百年传统思路走的。包括上层,都人人觉得列土分邦没啥不妥的。于是秦灭六国一次,高祖灭霸王一次,高祖吕后多年削蕃(借词用)一次,七国之乱一次……来来回回折腾了多少次,才把地方割据的思维惯性给扭转过来。
所以韩信也是一个传统思维,觉得功臣本来就应该列土分封,而没意识到世界不同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不是要早饭,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大诸侯的存在,本身就“不能允许”。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在哪个时代并非共识,功高震主是理所当然的,周天子只是个盟主而已,并不需要本领最大。但是秦汉之后局势逆转了,皇帝只能有一个,中央服务器只能有一个,不然政令就无法统一。这是组织结构决定的,和皇帝个人权欲大小无关。
韩信是一个战国时代的“士”,不是一个帝国时代的臣!!!
张良是一个道家的优秀弟子,他最终的选择并非功成身退而是寻道而去!!!
先来说说帝国最后的“士”——韩信。
太史公的《史记》囊括了太多的人物,但是韩信却是让我觉得最特立独行的一个。《淮阴侯列传》也是我最爱的篇章之一。韩信人生的起伏实在是太大了,他的人生有无比炫丽的时刻,也有死于女人之手的非英雄式结局。由淮阴侯所引发的争论,至今扰动着每一个喜欢读汉史的人。
关于韩信的身世,太史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信息。但是从其日常生活习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我这一推测有两点依据:其一,他好带刀剑。在一个冶金水平不发达的年代里,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获得金属器皿,韩信手中的刀剑很有可能是祖传的;其二,他不从事一般的生产性职业。韩信整日既不种田,也不经商,肚子饿了就找熟人蹭饭或者死皮赖脸找中老年妇女(漂母)寻求同情,给点施舍。他的这一行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曾经是贵族,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根本就不会做营生。也正因为他的贵族气质,使得他不可能把象征着贵族身份的刀剑拿去换钱做营生,后来他投奔项羽也还是带着刀剑而去的(信仗剑从之)。
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韩信出生于公元前231年,那一年秦始皇嬴政27岁,也正是那一年嬴政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步伐。换句话说,在韩信的童年时代(公元前231年—公元前221年),华夏大地上的诸侯国不断被秦国消灭,最终被秦国所统一。韩信作为一个楚国贵族的子弟,他也应该是在战火纷飞,战报频繁的环境中生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中,韩信的父母尤其注重对他在军事方面的教育,让他在幼小的年龄里就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
秦灭楚,让楚国贵族的优越生活荡然无存。大多数贵族或死于战火,或颠沛流离。秦帝国建立了,韩信的苦日子也就来了。他从衣食无忧到寄食于人,这一落差不能说不大,所以他从小便埋下了仇恨秦国的种子。他之所以能忍胯下之辱,就是因为有灭秦的远大理想。
项氏叔侄起兵反秦,他欣然投靠。可惜项羽不知他,他毅然离开,因为士只为知己者死。他随后投靠刘邦,起初他在汉营的日子里也很苦闷,因为刘邦依然没有见识他的才能。真正能被称为韩信知己的人是萧何,他改变了韩信的命运,并且改变了两次。因为萧何的举荐,韩信被刘邦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拜为大将军,这一次韩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感受到了曾经骄傲的贵族气质重新恢复。汉王以无双国士待韩信,韩信亦舍命报效汉王。他彻底地爆发了,在黄河以北,他用天神下凡般的军事才能屡克强敌,迅速为汉王平定半个天下。直到韩信平定齐地之后,汉王的封赏迟迟未来。韩信开始思考了,汉王真是他的知己吗?
何谓“知己”?在韩信看来,起码有两个重要条件来判断他人是否为其知己。其一,知其之才,用其之才是为一知;其二,知其之欲,欲其之欲是为二知;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被称为知己。韩信对汉王只用他而不封赏他,感到了莫大的疑惑。韩信的疑惑是复杂的,也正因为他的疑惑导致了他悲剧人生的开始,笔者在这里试图来分析分析他的疑惑。
首先,韩信生于战国时代。由目前的史料推断,韩信应该是楚国的一个小贵族,是属于士这个阶层。士这个阶层在战国时代是极其活跃的一群人,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生活上比不过高等级的贵族,因此他们的进取心往往十分强烈。这种进取心,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实现各自心中的社会理想,将自己所学的理论付诸实践;其二,实现荣华富贵的人生理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战国这个相对自由的时代里,他们游走天下为各国的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也为自己的名利而奔波。士在服务君王的过程中,展现出无比的忠诚与高超的职业水准,那么君王也应该支付不菲的报酬。韩信也是这样的士,在他看来为君王作出多大的贡献,君王就应该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其次,韩信成长于秦帝国时代。秦帝国的成立,让广大的游士们失去了舞台,也让大量山东六国的士沦为了逃犯或贫民。秦帝国本身在极速扩张之后,消化不良,山东六国的人民完全无法适应秦帝国的严刑峻法,各国的复辟势力也蠢蠢欲动。最后,加上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战国时代,秦帝国便在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中迅速灭亡。韩信是完完整整地目睹了秦帝国的速兴与速亡,在他的心里秦帝国这样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形态肯定不是合理的国家形态。只有恢复到以天子为核心,诸侯王为藩屏的封建国家才是正道,高度集权的帝国,是一只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怪兽。
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对于国家和君王的认知还处于战国时代。韩信这样的认知是与时代脱节的,与刘邦的政治认知力比起来差了很大一个等级。
因为,刘邦早就知道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本身没有错,天下苦战不休,百姓流离失所就是因为天下邦国太多,中央的权力无法集中,从而无法禁止战争。至于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柳宗元有一个经典概括:“秦亡于政而非制”。刘邦虽然说不出这样高水平的话,但是他的政治认知能力却达到了这个水平,他建立的汉就应该是一个承袭秦朝的帝国,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分封制的松散联邦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来体会韩信的疑惑了。韩信平定齐地之后,汉王的封赏迟迟未来。韩信以士人所固有的思维,去试探性地向刘邦讨要分封齐王,因为他认为被分封是应得的。此时的刘邦由于前线战事吃紧,正在账中心急如焚,看到韩信讨要分封的书信,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在张良与陈平的及时劝阻下,刘邦转弯的速度也是十分惊人,马上同意封韩信为真齐王。但是这一下却触犯到了帝王的禁忌,因为帝国时代的臣子只能等待帝王的奖赏,不可以讨要,更不可以威胁帝王,任何讨要与威胁都是对皇权的挑战。分封齐王是韩信第一次敲刘邦的竹杠。但是不论如何,刘邦满足了韩信的需求,韩信也从此时起真的就把刘邦当成了他的知己。不论日后多少人劝说、利诱韩信,韩信对刘邦始终忠心耿耿。到这里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了,那就是终韩信一生,韩信绝对不会谋反,因为韩信是一个士,是一个可以为知己者死的士。可惜的是,这个国士却生活在帝国的时代里了。
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战打响。刘邦向韩信发出命令,要求他南下合围楚军。韩信未如约合击楚军,结果刘邦在固陵被项羽打败。刘邦慌忙率军退入陈下,并筑起堡垒坚守不出,而楚军又一次合围了刘邦。坚守壁垒的刘邦向张良询问:“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回答:“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最终,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韩信得到了更多的分封,又成功的敲了一次刘邦的竹杠,这一次刘邦没有骂人。
垓下之战以汉军的胜利告终,战事一结束,刘邦立即收夺韩信的兵权,并改封韩信为楚王。其实这是刘邦对韩信的一次严重警告,警告韩信邦国时代早就结束了,不论齐王还是楚王都只是不过是一个名号而已,是帝王给臣子的一种赏赐,帝王可以给也可以夺,无所谓天经地义,给你不是必然,不给你也是应然。可惜韩信没有明白刘邦的警告。
韩信继续带着他的游士精神做起了楚王,将自己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刘邦仇人的钟离眜庇护在了楚国。可是此时的天下,已经进入了大汉帝国的时代。帝国的运转必须要高度集权于中央,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已经显得与帝国格格不入了。韩信这样一个战国时代养门客的行为,更是显得与皇帝格格不入。刘邦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于是就有了“巡狩云梦,智擒韩信”这一出。韩信似乎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被擒,他不但不认罪,还在囚车里对刘邦碎碎念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看着韩信冷冷地说道:“少他妈废话,有人告你谋反”。
从韩信的言语中,我们看到的是满怀的愤懑与不平。其实他最想表达的应该是,他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反而成为了阶下囚。可是他却未曾想过,当年屡次要挟刘邦时,刘邦所承受的巨大苦闷;他数次挑战皇权,让刘邦也开始怀疑自己能否驾驭韩信,韩信是否是自己亲手提拔地韩信?他也未曾想过,为何汉初三杰中萧何、张良安然无事,只有他韩信为何落得如此下场?种种的一切,他都不会去想,他认为他曾经向刘邦所提的要求都是合理,因为他还是一个战国时代的士。
刘邦对韩信的感情是复杂的,韩信对刘邦的态度却是简单的。韩信被捕后,刘邦还并未就想马上处死他,只是将他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并且让他参与朝政。但是韩信始终愤愤不平,经常称病不上朝,不给刘邦面子。即便在人事复杂的京城,他韩信还是如游士一般放荡。他在京城里,仰仗着自己劳苦功高,看不起周勃、灌婴等刘邦的嫡系元老;即便是刘邦的连襟--樊哙,他对韩信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与佩服,韩信依然心高气傲地羞辱樊哙。更要命的是,韩信始终不明白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他与刘邦之间的君臣谈话,其态度也表现得极其随意。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言之所为陛下擒也。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段话以十分明了的态度表达了韩信对自己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也透露了他对刘邦军事才能的不屑一顾。韩信在面对帝王时的态度,也像极了游士在面对诸侯王时的态度。只说心中想说的话,不顾君王的任何感受。殊不知时异则事异,战国时代那是诸侯王有求于士,天下平定后那可是大把的士有求于王了。就这样韩信在京城里,将上至君主,下到朝臣得罪了个精光。
太史公在书写韩信之死时,对史料的处理太过仓促了,说韩信串通一个小咖陈豨谋反,因而被吕后和萧何设计谋杀。这一情节也太戏剧性了,因此太史公写韩信谋反的这几段话我连标点符号(断句之字)也不信。
不信韩信谋反的原因如下:
一、他没有谋反的动机。他为何要造反?想当皇帝?如果他真的想当皇帝,他为屡屡何拒绝蒯通当年劝他叛汉自立的建议?为何,刘邦巡狩云梦,韩信宁可要了钟离眜的人头去向刘邦表忠心也不反叛?翻遍所有古籍,也未看到他有任何想当皇帝的心迹。
二、他没有谋反的实力。身在京城,形同软禁,手上无可调用之兵。再加之他的牛脾气,他在朝堂上也没有像样的盟友。谋反可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韩信在京城没有人事基础,根本就不可能有像样的谋反班子。韩信虽是军神,但他不是钢铁侠。
三,史书上的记载太矛盾。史书上说韩信勾结外地太守陈豨谋反,具体计划简单地说就是,陈豨在钜鹿率先反叛引诱高祖率军前去平叛,韩信在京城里发动家丁、囚徒等袭杀吕后和太子。这种谋反计划简直太侮辱韩大将军的智商了。首先,就算韩信要谋反为何要勾结一个外地的太守,太守身在外地能给韩信帮什么忙?为何不直接勾结当时的汉朝卫戍部队将领?其次,谋反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直接杀掉皇帝,抢夺政权。在这个谋反过程中刘邦反而离开了叛乱中心,袭击目标变成了吕后和太子。就算韩信成功的杀掉了吕后和太子,刘邦还在啊!放着皇帝不杀,只杀他的老婆孩子,这算是什么谋反?最后,韩信作为一代名将、一代智将。难道会不知道汉朝正规军的战斗力,率领家丁和囚徒去和正规军作战,这样低智商的事情,不是韩大将军拿得出手的。
综上所述韩信谋反绝对子虚乌有,但是有一个事实必须得承认,那就是韩信确实死了,死于萧何和吕后之手,死于谋反的罪名之下,并且被灭了三族。
韩信的一生让人感叹良久,他悲剧性人生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个孤独的士。他与萧何、樊哙、周勃、曹参们比起来,他太有格调了。他坚持士的信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精神,君王只是他服务与效忠的对象,而非他的主宰。
再来说说道家的优秀弟子——张良。
在众多汉代风云人物中,张良的身影最为潇洒飘逸。他年少时豪气冲天,敢于狙杀千古一帝——秦始皇。壮年之时辅佐刘邦,屡屡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暮年之时天下大定,他毅然放弃功名利禄,飘然隐去。即使一向目中无人的刘邦,对张良可真是无比尊敬,从来都只称其子房,而不是直呼其名。通览太史公《留侯世家》,仿佛张良身上带有仙气。
子房先生的仙气从何而来?刘邦为何对其无比尊重?我的回答是——从道家的智慧而来。纵观子房一生,其道家学者的气质扑面而来。他一生的终极追求乃是“道”,“大道”乃天下国家之道,“小道”乃个体自由精神之道。道存则隐,道废则现,这是子房先生的人生准则。在暴秦肆虐之际,子房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在楚汉纷争之时,子房以智慧之神的化身服务于刘邦,禁暴止乱,还华夏以太平。最终在天下归道之后,子房飘然离去,与鲲鹏为友,遨游天地。
子房出自韩国贵族,其父亲、祖父五世为韩国丞相。但是到了子房这一代,他的运气太差了,还没等到他仕宦为官,秦国已经把韩国给灭了。这一下,子房失去了继承父业的机会,也失去了显赫荣耀的地位。血气方刚的子房立即将自己心中的仇恨指向了秦帝国,将自己心中之道定义为灭秦复韩,于是子房便策划了惊天动地的博浪沙刺秦事件。
现在我们就通过博浪沙刺秦事件来认识一下年轻时代的子房。首先交代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记 留侯世家》
在笔者看来刺杀秦王的举动,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非明智之举,这是年轻子房的一次非理性的泄愤之举。理由如下:
第一,刺杀计划十分粗糙,情报工作未做到位,对刺杀难度估计不足。此时的子房满脑子复仇怒火,连最重要的情报,秦始皇具体在哪辆车上都没摸清楚,贸然下手。最后刺杀失败,自己开始了逃亡生涯。
第二,即便刺杀秦王成功,秦朝不会灭亡,韩国也不会复国。刺秦王之举成功,秦朝完全可以另立一帝,秦帝国的统治依然可以继续。反而会加深秦朝中央对山东六国故地的监视和控制,这与张良灭秦复韩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对刺杀行动的负面后果估计不足。不论刺杀成败,张良很有可能被抓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换来一个无益于灭秦复韩的结 果。更何况刺杀失败后,秦王大怒,大索天下,张良的刺杀行动,间接的给当时山东百姓增加了痛苦。
博浪沙事件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即便是被后世称为谋圣的张良也有年轻冲动的时候。不过好在张良年轻,历史给了张良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博浪沙刺秦失败,让张良开始认识到刺杀不符合“道”的要求,认识到敏捷的思维比铁锥更有杀伤力。也正是博浪沙事件之后张良便改变了自己勇过于谋的刺客形象,成为了一个奇谋迭出的谋圣。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接杆而起,举兵反秦。张良也在流亡的地方,聚集一百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起兵不久张良便遇到了来此攻城略地的刘邦,同为起义军,两股队伍合二为一。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却一见如故,张良的智慧征服了刘邦。但是此时的张良,还不能算是刘邦的属下。因为张良正在积极策划复韩大业,他成功地游说项梁,策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张良也被任命为韩国的申徒,于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刘邦。张良与新立的韩王一起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去攻打韩国的故地,但是由于实力太过弱小,往往保不住已经打下的城池,不得已只好在颍川附近打打游击。
灭秦复韩是此时张良心中的大道,认真分析起来看,这个道有两层含义。其一,灭秦是第一步,必须要把万恶的秦帝国消灭掉,为韩国复仇。此时应该团结一切反秦力量来彻底摧毁秦王朝。其二,消灭秦帝国所建立的帝国制度,恢复韩国,恢复以天子为中心,以诸侯为藩屏的封建邦联制度。张良为了实现此道必须与各路反秦力量联合,也必须忠于韩王,为韩王效忠。此时的张良,是韩王的臣子。
张良得知刘邦将西入关中时,毫不犹豫地将队伍拉到刘邦账下。在两家的合作之下,攻下韩国十多座城池。这样一来,复韩大业也算了有了点成果,于是刘邦将城池让给韩王留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张良跟随其左右,韩王爽快答应。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也迎来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高潮。刘邦的队伍一路高歌猛进,智取宛城,攻破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兵临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此架势,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刘邦也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头扎进了秦帝国奢靡的宫殿中,无法自拔,樊哙等人的劝谏丝毫不起作用。此时的张良起到了关键作用,又一次站了出来用其高超的话术征服了刘邦,帮助刘邦度过了自己内心的危机。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 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刘邦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是来的更为凶险。公元前206年,项羽摆下天下第一饭局——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刘邦面对此饭局连连说出“为将奈何?”。张良分析到,不去便只有死路一条,赴会也许能有生机,刘邦无奈只好应约前往。在这个极其凶险的饭局里,谋圣胆识过人、沉着应对、深谋远虑,成功的帮助刘邦化解危机。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良又一次离家了刘邦。灭秦以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秦帝国与其帝国制度被一并摧毁,此时的中华大地又呈现出诸侯林立的局面。由于项羽的分封不公,诸侯们很快开始了混战,华夏大地短暂的安宁消失了。张良为了心中的复韩大业,又一次来到了韩王身边。
项羽并未让韩王回到韩国故地,而是将其留在身边软禁起来,没过多久韩王就被项羽杀害在彭城。这对张良而言是一次惊天巨变,张良也在开始思考他心中的复韩之道是否正确了。他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深深地在思考心中之道:“暴秦已灭,项羽已分封天下,华夏诸国再现人间。可是这一切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猜忌、战火、杀戮、国破家亡,复韩有价值吗?秦帝国真的是万恶之源吗?我心中之道是否已拘泥于古道了?帝国之郡县制,真是无道之制吗?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张良复韩之道,难道不是在背大德而杀生吗?”最终,张良在一个凄冷而星光璀璨的夜晚,突破了自己内心旧道之障碍。他毅然与恢复韩国、恢复分封之道决裂,将建立帝国之制、为下苍生谋太平纳为内心之新道。
心中之道完成升华之后的张良,连夜逃亡重新回到汉王身边。他的这次归来,带着恢弘的气势果断为汉王制定了灭楚的战略计划——下邑之谋。此谋略为刘邦打开了新局面,从此楚汉战争的形势被扭转,汉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
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病急乱投医的刘邦,糊涂地接受了谋士郦食其分封天下之计。辛亏张良及时赶到,张良以“八不可”之谏,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此时的张良,已经坚决地反对任何分封行为,他已经完成了内心之道的飞跃,即便日后劝汉王分封韩信、彭越等人,那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边。二月,汉高祖正式即帝位。张良深感大道既存,已可隐也。他主动地逐渐退出了汉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与皇帝保持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地联系。他成功地避开了刘邦剪灭诸侯王的残酷斗争,也成功地避开了帝王对他的猜忌。
通览太史公的《留侯世家》,我个人深感,留侯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优秀弟子。他人生的智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家深邃的思想,留侯的人生轨迹也最符合道家的思想境界。
他年少时便存道于心。他因为心中有道所以无所畏惧,即便是剪灭六国的千古一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可杀的罪人耳。
他壮年时问道于心。他以实时发展的外部世界为思考对象,来检验他内心之道是否与时俱进,最终他把握到了道的变化,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他暮年之时人道合一。他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进入庄子所讲的“无所恃”境界,去体验生命最纯真的快乐。
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认为留侯最终远离朝堂只是为了明哲保身。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真是太肤浅了。留侯作为一个道家学者,必然明白无为而治的道理。在他看来汉帝国已建立,即道已存,道存则可无为,无为乃使万事万物自为,终至无不为。他对道的把握,早已洞察到无为而治的汉帝国必将迎来盛世。明哲保身,在留侯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行文到了最后,我想用几句道家的言语来评价留侯的一生:道存则隐,道废则现;君子,光而不耀!
留侯走了,留侯已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也许他和赤松子一起去寻找庄子了吧。无所恃地遨游于天地间,逍遥地与蝴蝶在梦中相见,与山河湖海化为一体,成为永恒。
因为韩信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并非是功高震主而是韩信的才能跟刘邦高度重合。都是创业性人才。
何为创业性人才?如果你看过白手起家的小老板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就会发现,这些小老板在他开展的这个业务里是全才!
无论是财务,销售,工艺,技术,公关,设计,任何一个职位他都能胜任。每一个职位他当然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哪里缺了人他都能顶上。
没有这种全才,他是不可能创业成功的。
刘邦就是这种人,他能将兵,能理财,能谋划,能决策,甚至需要的时候,冲锋陷阵,开车逃跑都是没几个人能比得上。
而韩信恰恰也是这种全才,几乎没有短板。唯一的短板就是政治头脑和收买人心的能力。而这个只要多当一段时间一把手以韩信的悟性很快就能参透。所以这种人刘邦是绝对不能留下的。
相反,萧何跟张良都是专才,也就是在他们的领域是绝对的高手。类似于公司里某个销售第一或者工程第一。这样的人其他业务都不熟悉,如果没地方跳槽根本不可能创立一个公司。因此只要好好干活儿留着也就留着了。
所以你看,公司创立之初还会把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时不时让他客串一下不同职位。一旦公司成型,必然把所有业务拆分开,只让一个人从事一种业务。这其实就是有意识地降低你成为全才,创业的可能性。
所以每个王朝创立成功,都要把“全才”出清,留下专才。木桶原理要求的全才在这种时候恰恰是最可怕的催命符。至于张良,他到底是真的不能将兵还是从一开始就明白不能将兵,这个就是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了。
张良、范蠡,是个案,韩信才是普遍现象。真以为道家思想容易学?看看身边炒股票的,人头滚滚,有几个逃顶?我就碰到一个老头,经常“呵呵,搿趟又跑早了,没赚足”。其实他没一趟被套牢,最差做平不赚。周围套牢的都嘲笑他胆小。其实这就是当代的道家高人。还有极个别中概股,在鼎盛时期,突然从公众眼中消失了。作为分析师是很恼火的。但不得不说,老板也是道家高人。大多数老板都是,想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刘邦打心眼里不想杀韩信。
什么叫喜而怜之
喜的是:我不想杀啊,真不想杀啊。你们给老子杀了。
怜的是:我不想杀啊,真舍不得杀啊。你们给老子杀了。
善始者实繁,善终者盖寡。
我老刘,天下汹汹,不得已,半百之年才决意举兵反秦。
裂土以封,侯百四十三人,欲法文武,不诛一人,况大将军?
将军何不全我此心,君臣百战艰难,遂成大业,今寿不久矣,愿无罅隙,言欢泉下。
孙子兵法原文是这样的:“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所以“无勇功”是说不需要多拼命地作战就能赢,战前就能决胜了。而你质疑的却是善战者战绩很好。相当于人家说善学者不需要熬夜,而你质疑说善学者明明考得很好。
1、烤箱:容量不低于30L,功能上至少可以做到单独控制上下管温度
2、厨师机:喜欢烘焙,不建议购买面包机,想做懒人版简化版面包的可以考虑,直接买厨师机,用处多,可以揉面团,打发奶油,打发鸡蛋等等。
相对便宜些的厨师机千元以内可以满足基本家庭需求。当然预算够的话可以买性能更好的。家用的,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都有。
3、电动打蛋器:电机尽量皮实一些,太弱的机器使用多了电机会烧。不过要在分量和性能间做一个平衡,好的电机内部铜等金属材料用料足,但提起来的手感很重。
比如,我最后添制的,太沉了,手提打时间久了会酸,所以有时候偶尔还会用原来的小机器,那个轻巧。
后来的机器,动力不错,打发蛋白速度快,不过价格也贵,够买之前的三个了,算是各有利弊吧。
4、手动打蛋器
5、厨房秤
6、橡皮刮刀
7、打蛋盆两个:盆深一点更好用,打发不容易飞溅。
容量建议2~3L,一大一小最好,其中一个大一点的盆,建议容量不小于3L。这主要是在做全蛋打发时,体积会膨大的很大,如果6蛋的配方,2.5L满足不了要求,3L都会满满一盆。
材质建议不锈钢,虽然视频里经常看到玻璃容器,那是为了视觉效果,实际用的时候,玻璃容器还是很沉的,举起来远不如不锈钢容器轻松。
如果有个盖的就更好了,可以做为面包发酵容器来用。
8、擀面棍
9、毛刷:硅胶易清洗,棕毛感觉上更健康
10、隔热手套
11、6寸8寸活底蛋糕模各一
12、带盖吐司模一个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