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里的最人渣的是谁？ 第1页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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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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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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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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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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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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