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是否是导致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原因之一？ 第1页

我想从三个角度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在欧洲的失传。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失传，这其实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首先，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仍然在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比如Philopon（495-568）的物理学评注，辛普利丘（Simplicus）的物理学、范畴篇和论灵魂注释，以及波爱修对工具论（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的翻译和注释。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希腊罗马，但泛希腊化时代的学术中心在北非。同时，得益于波爱修对工具论的翻译，它在中世纪的教会中一直得以流传。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其实是没有失传的。

第二，关于“黑暗时代”这一说法。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毫无疑问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彼特拉克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古典时代相比，认为现时代是“黑暗昏昧”的。而将“黑暗时代”扩展到自五世纪到文艺复兴这样将近一千年的时代，则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它显然忽视了东罗马帝国及希腊世界对古典文明的保存；而现今学界所认同的“黑暗时代”一般是指中世纪早期（6-11世纪），它的显著特征是传世文献的数量急剧低下。

（图为6世纪到15世纪出现的抄本数量，不包括东罗马帝国）

但是对这一特征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不同解释，比如战争导致了当时大量文本的损毁，出土文献数量稀少，等等。即使如此，在6-9世纪，仍然有爱留根纳（815-877）、阿尔昆（Alcuin，735-804，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发起人）这样的学者存在。所以，“黑暗时代”也不是完全黑暗的。

第三，现在针对这个题目的两个部分都已经说明了，那么我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哲学，或者宽泛地说，一种学术可能导致某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大大低于之前或之后的时代？

从逻辑上讲，一种学说的流行必定伴随着这种思潮或者文化的传播，而无论这个思潮的内容是什么，它的传播必然会造成承载它的载体即文化作品的传播，比如我们知道当前出版量最大的出版物其实是宗教经典。但这恰恰与黑暗时代的特征，即抄本稀少是相悖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某种学说不流行、无法得到传播才造成了黑暗时代，而不是相反。

从内容上讲，任何学说，不管它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是柏拉图主义，只要它是一种哲学，它所讨论的一些基本议题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自然、道德、原因、本质、存在，等等，这些议题本就是人类知识探索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对这些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阻碍人类知识的发展呢？更不要说逻辑学，它是一种形式科学，它只关心形式，只要人思考，就要遵循逻辑，那么某种逻辑学为什么会阻碍人类思维的进步呢？我很期待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有人会说，正是因为中世纪早期的统治思想是阻碍思想进步的宗教神学，才会导致这一后果。那恰恰说明，这时的哲学传播受到了阻碍。换言之，哲学的传播，不管以古典哲学的形式，还是经院哲学的形式，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而非相反。不过，从历史文献来看，事实上早期中世纪的文化低落不仅仅体现在哲学没有被系统传播，而且正统神学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这才是真正的黑暗。

最后，黑暗时代这种说法本身就充满了西欧中心主义的色彩，我们的历史书直接将它拿过来使用是否合适？当然，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已经黑暗了，哲学不会让它变得更加黑暗。将某种哲学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对比来看的话，是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哲学发展，反过来哲学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把哲学思潮看作社会存在的原因，你是太看得起哲学，又太看不起哲学了。

不是。

西罗马灭亡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科学著作多数在拉丁基督教世界遗失，仅有小部分保留在修道院图书馆中躲过一劫。从公元 476 年直到 11 世纪初期，不仅这些著作和思想，希腊语自身在拉丁世界也几乎销声匿迹。幸而拜占庭帝国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希腊语文本，随着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传入中东（包括波斯），被译为阿拉伯文的同时为阿拉伯科学与哲学黄金时代的兴起提供了思想灵感。

随着拉丁世界与地中海及阿拉伯诸民族在 11 世纪后往来的兴起，欧洲诸国学术中心兴起了将阿拉伯文希腊古典著作转译为拉丁文的学术大潮，这期间不仅有许多欧洲大陆学者和翻译家的贡献（例如牛津大学首任校长格罗斯泰斯特），更有伊本·西那、伊本·拉希德等阿拉伯学者详尽的评注。

虽然基督教会试图严格限制对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学者经典著作的翻译、评注和传播，但到了 13 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大学和学者们都公认这些希腊经典著作及思想是致力于学术事业者必需的功课，基督教会即使再不情愿也不得不默认上述著作和思想越来越大范围的传播。

所以和问题相反，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的思想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发生，反而在中世纪思想和学术复兴及繁荣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 12 世纪兴起的大学教育方面，这些经典著作及其思想迅速填补了人文教育领域的空白，突破了数个世纪局限于“七艺”的限制，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课程大量引入亚里士多德著作，法学院和医学院也不例外；而“三科”与“四艺”不仅引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得、托勒密等学者的自然科学著作也成为必修课。理性主义认识论则为自然哲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和方法，让后世学者们摆脱了传统经院主义的束缚，开始追求独立、试验、具体的研究精神。最典型的范例便是天文学和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