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会输掉冷战？ 第1页

苏联在1989年的时候自己公布的军费占国民GDP的8.5%，美国2008-2010年打伊拉克的时候军费占比也没有超过5%。根据美国CIA推测，在70年代冷战高峰期时苏联实际军费占比约为15%-20%，美国在二战最激烈的1944年军费占比是42%。

今年全球军费平均占比是2.4%，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苏联的基本国策就是“穷兵黩武”，但苏联花了这么多钱搞军事确没怎么收到战争红利，没有战争红利的高军事支出是很多帝国倒台的直接原因，苏联也不外如是。

苏联的军费开支大到你可以认为它二战胜利后年年都在打越南战争，美国打越南打了几年国内就怨声载道，苏联民众打了四十多年才忍无可忍已经算是奇迹了。

反对申鹏无端吹嘘苏联生活水平。

说实话，这一套乌托邦式的手法近来颇有泛滥成灾之势，庸俗浅薄，自欺欺人。 请某些人不要再盲目造神、误导信众了好吗？

让历史回归历史，现实回归现实，好吗？

妄言什么“苏联时代的平民生活，汽车、消费品、时尚产品……人家是一样也不缺”。一样不缺？先不说是谁在长年向五眼联盟求购动辄几千万吨粮食？是谁为了筹集买米钱而恐慌性的向世界抛售黄金? 更不用说日用消费品的种类和质量。就说汽车好了：在苏联最强盛的1975年，苏联社会流行一篇讽刺性的小品文《啊，汽车》 ，吐槽苏联特权人士利用职权和各种手段，想方设法把公家汽车据为己有。这叫不缺小汽车？

按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各国概况》的数据表，1975年，苏联每千人拥有汽车仅仅18.6辆。不要说和西方比，连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当时巴西是54.9辆，南非是83辆，墨西哥是39.9辆，更让人吃惊的是，伊朗是23.4辆，也比苏联高一截。（已有小将急赤白脸，硬说咱中国的《各国概况》不把南非黑人当人，只算白人，所以汽车数据比苏联好看…………这算是怒极烧脑吗？）

所以我弄不明白了，申鹏拿小汽车说事，究竟是吹苏联呢？还是吹巴列维王朝的伊朗？

直到1987年，按苏联官方《消息报》的数据，拥有私车的苏联人也不过1000万，而当时全国有2.8亿人口。也就是说，只有3.5%的人口有私车。这个比例，比中国宋代地主阶层占全民总人口的比例还低。

1988年，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一位读者在信中说，虽说她家每月收入在５００卢布以上，大大高于约２００卢布的平均工资水平，但他们还是买不起一部汽车；另一位住在斯摩棱斯克的读者尼科利斯卡娅来信质问：“如果连我们这样收入高、应当说从事的工作也比较好的家庭都买不起汽车、录相机、组合音响、个人电脑这类东西，谁又能买得起呢？”

高档的民用消费品，不仅数量少，质量更是差得不可想像，苏联工业连彩电都造不好。1987年苏联最受欢迎的杂志《星火》周刊这样打脸：

“我们的电视工业还不能生产彩电，难道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吗？彩电生产线应该停产，应该公开承认我们的技术还不足以生产优质或安全可靠的彩电。”

《星火》周刊为何这样自黑？因为苏产彩电简直成了对人民群众的“大杀器”，从80年到85年就因彩电爆炸引发1万8千多次火灾，死亡和重伤1400多人，被嘲笑为“苏联彩电更应该送给敌人”。

一个消费品、时尚产品真正丰富的社会，是不会出现专供特权人士、高干家属享用的“小白桦树商店”的。

苏联群众到底过的什么日子，一位长期在苏联生活的日本女性以家庭妇女的视角，深入细致的接触过苏联社会生活的日常消费、就学、公共服务、医疗等方方面面，将她的切身体会写成一篇长文，1973年被我国《参考消息》转引连载。此时正是苏联强盛时期，勃列日涅夫时代。

下面就挑选其中几篇以飨读者，先声明：这个小日本毕竟是家庭妇女，所以难免琐碎啰嗦，但强在丰富全面，用点点滴滴还原出苏联生活的原貌，只要你认真看完，就会发现里边大量细节切实可信，绝非向壁虚造，那些脑补日本处于苏联敌对阵营，所以文章内容必是XXX的朋友，请自动出门左转。

铃木俊子：《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二）
靠进口物资过日子
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大国苏联，市民的消费品却少得惊人。
洗衣机用的肥皂粉很少有卖的，偶而出售，买的人就人山人海，一刹那间就卖光了。还有速溶咖啡，已有一年半不上市了。我们平时使用的杂货根本没有，即使有了，质量却很差，而且价格也很贵。因此，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几乎全都以个人名义从欧洲进口食品、杂货、衣服和家具，靠这个办法生活。我们也是这样过日子，靠从日本或伦敦买日本食品，从哥本哈根买杂货、罐头、干菜、食品，从日本买衣服。
最苦的是买不到消耗量大的卫生纸。家里存货一用完，就是走遍莫斯科也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用纸餐巾来代替。
从外国寄来的东西，除书籍以外，都不象日本那样，只要付了海关费就会把东西送到门口。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和家属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完全由苏联海关掌握着；对海关必须恭恭敬敬，逆来顺受。即使事情叫人非常生气，可是一争吵就一切都完了，我们总是吃亏，他可以随便提高关税，有时他还可以把好不容易才寄到的东西扣着不给，或者退回去（锣：海关虽可恶，但对外国人还不失大国志气）。
日本人学校
在莫斯科有一所日本大使馆附设的日本人学校，实行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的义务教育。
这所学校是在日本外务省的关怀下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开办的。莫斯科住房还很紧张，当然很难借到带校园的房子用来做学校。
我在日本时曾经认为苏联是“儿童的天堂”。其实，只有特殊天分的孩子（例如在音乐、绘画、芭蕾舞、体育等方面有特殊天分），才能够在有特别设施的学校里免费学习，而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连自己的学习桌子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拼凑办公用具，备齐学习用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个需要钱的原因，就是学生使用的椅子、桌子、黑板等大的东西直到铅笔、橡皮、蜡笔、纸张，样样都必须从欧洲进口。不用说教科书，连参考书都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从遥远的日本寄来。在莫斯科要么根本买不到东西，要么价钱昂贵得吓人。
课程中最难教的是理科，因为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实验。总之，买一只试管，不但要办极麻烦的手续，花很长的时间，而且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买实验药品就更加困难。还因为苏联是北方国家，植物和昆虫都很少，没有办法，只好从日本买来图鉴，用画或照片来让学生掌握花草昆虫的概念。
练习写字除去眷清以外都不能用白纸，而拿不用了的塔斯社新闻稿的背面来做练习。需要材料的缝纫和烹调课，在原则上是不教的。
在孩子身体的发育上，最大的问题是体育。没有运动场，买不到运动服、运动鞋、游戏用具，什么都没有。老师和家长对此都很苦恼。二、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莫斯科市民的生活
回国以后经常有人问：“在莫斯科的生活怎么样？”
住房情况：现在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提出的目标是，“一九八○年以前达到每个国民平均住九平方米的房子”。
然而，实际上房荒相当严重。
我认识的苏联人中，对住房情况不发牢骚的人是极少有的。不等上十年就不可能搬进一个单元的公寓房子去住，有个妇女因此去申请合作社住宅，却要先交一百二十万日元的预付费（锣：折合3000卢布，约合一个苏联工程师两年收入），她为筹这笔款历尽了千辛万苦。有一对青年夫妇，因为婆婆占了隔壁房间，自己只好挤在一间狭窄的房里过着不方便的生活。有一对中年夫妇因为房间窄小，假日即使落雨下雪，也要出去解闷消愁。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一般群众对住房的苦恼，回顾日本大城市里的情况，我颇有切身之感。
我感到有趣的是，在马路拐角的墙上，同招工、求职的广告混在一起，贴有换房的广告。
这里所说的住房，全是指公寓的房间，莫斯科郊外就是另一回事了。和日本一样，独门独院的住房在市中心一家也没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大多数人都是三家分住日本所谓三间一个单元的公寓房间。当然，厨房、厕所、浴室等设备是公用的，苏联人对一户一单元的公寓是非常羡慕的。
如果住的都是双职工，晚饭时刻公用厨房就十分紧张，谁也不能随意使用，得排定次序。这天排在最后的一家，在轮到自己做饭之前只得呆在狭窄的一间房里，什么办法也没有，所以，为了健康也得出去散步。在严冬的夜晚八、九点钟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穿着防寒服装，牵着幼童在散步的夫妇。
服装：苏联人穿得如何？现状是只有对衣着最敏感的青年一代在尽一切努力进行打扮，似乎还远远不是轻松地就能买到衣服的时期。
儿童袜子、连衣裙和大衣缺货已经完全“定型”了。缺货的情况甚至在逐年加剧。新生婴儿的内衣、幼童的罩衫等也都缺货。这成了百货店中顾客和店员每天争吵的火种。为什么这样缺货呢？因为童装比成人服装利润少，所以，缝纫工厂也好，供应布匹的纺织工厂也好，每年都在减少儿童用品的生产。

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三）
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穿的服装，一九六六年售价二万一千六百日元（锣：约合54卢布，苏联平均月工资114卢布），而一九六八年提高到二万六千日元（65卢布）。学龄儿童服从九千四百日元上涨到一万六千日元（40卢布），幼儿园儿童的裤子从一千日元（2.5卢布）上升到一千四百八十日元（3.7卢布）。价格都提高了。
名叫“儿童世界”的百货店离我家比较近，所以我常常去。在服装部，顾客比商品还多。
在莫斯科，所有街道的拐角处都有旧货店，在这里既可以卖掉用不着的衣服，也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总是乱哄哄地挤满了顾客。
我在散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当铺的招牌。接踵而来的人们拿去典当的东西有毛衣、大衣、西服等等。间或也有拿着毛毯的人，但主要是衣服。
伙食：菜店里整年只有土豆、胡萝卜和洋葱。此外就是干菜、罐头之类；水果，除苹果外，都是在极短的一段时期里才能买到，而且数量很少。
肉铺里的羊肉和牛肉，不知什么原因，颜色乌黑乌黑的，引不起食欲。
鸡蛋也不那么丰富，一旦脱销，市场上马上就多少天也看不见，买不到。价格贵得吓人，折算成日元是五十二日元一只鸡蛋，简直骇人听闻。
食品加工和冷藏技术落后，而且运输食品的工具和仓库也很少，腌制品非常多。蔬菜也好，肉、鱼也好，什么都腌，而且非常咸。
这种吃东西习惯，当然会引起人生病。冬季，严寒也起作用，于是高血压、心脏病恶化的人很多。每天清晨，出动的急救车，引人注目。街道的诊疗所整天都超满员。一过了中年时期，诉说身体垮了的人意外地多。这也不能说和伙食习惯无关吧。要设法改善营养，推进正规的伙食运动，只要苏联农业不发展，恐怕是很困难的。采购镜头
增产消费物资是历届苏联政权的口号。据说新五年计划（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也是把重点放在消费物资的生产上。但是，我在莫斯科生活后，根据自己为消费物资的极端不足而苦恼的经验，甚至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再庞大的预算也得被俄国的大地吞没，怎么也用不到最基层。
寻找玻璃杯：因为玻璃杯不够用，我多次到距离公寓一站多路的店里去看看有没有货，但总是没有。
有一天，我又想起这件事，就出了门。俄罗斯的冬天，下午四点钟街上就暗沉沉的了。我一出门，仍到那家餐具店去。店里挤满了人。我赶紧向排在队尾的老大娘问：“买什么？”她告诉我是“玻璃杯”，我就站到队尾。
店内挤着在零下十一度的冷空气中走来的、穿得鼓鼓囊囊的人，和上下班高峰时刻的车辆一样混乱。多少个小时也要等。
店员懒懒散散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加剧了排队现象，
在这家餐具店里，许多顾客都在极不愉快的超满员的人群中等着，而两名女店员虽然意识到顾客不耐烦的气愤眼色，却照旧互相开玩笑，把工作搁在一边。奇怪的是顾客中谁也没有提一句意见。我站了三个多小时，好容易才买了二十只二百日元(0.5卢布)一只的玻璃杯。我在晚间冻得溜滑的路上走着，提心吊胆，唯恐跌跤。当我拼命走到家时，尽管天气相当冷，却已经浑身是汗了。
在药店：我们在一九六六年秋季来到苏联，当年冬天，孩子得了流感。在莫斯科，除了从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的冬季流感流行的时候以外，没有感冒的疫苗，市民非常苦恼。我们和市民一样，象原始时代的人害怕大自然的威力而进行祈祷一样，只有祈求春天到来。我们吃了这回苦，以后就想尽一切办法在手头准备了常用药品。
五日制和星期六
作为革命五十周年的礼物，实行了每周五日工作制。但是，实行五日制以后，到了星期六，商店里混乱不堪。因此，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和自己能够安排时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要买东西就在星期五以前买。、为什么星期六会发生混乱呢？原来这个五日制并不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而把星期六的工作时间分摊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五天了，一天实际工作约八小时，下班就在下午六点以后了，有工作的主妇，就怎么也不能在平日从从容容地买东西，这些工作都挤到公休日星期六去办了。
再说，星期日除去食品店以外，从百货公司直到街道的小商店，凡是和商业、服务业有关的店铺全都休息，所以要在星期六一天里把什么事情都搞完，主妇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夫妇两人合作，分头排队，也因为到处都杂乱无章，办什么事都费时间。
没有办法，工人只好在平日的劳动日向车间“请假外出”，停下工作来处理自己家里的紧急事务。
一九六八年，各方面都实行五日工作制以后，这种“请假外出”的做法就盛行开来，由于工人一天之内离开车间两三个小时到半天而造成生产停顿的现象增加了；据说这种损失，粗略计算一年达十一亿卢布（四千四百亿日元）。

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五）
国货和进口货自由市场
在苏联，顾客不经店员同意，不能把商品拿在手里仔细观察。苏联市民走进店来，站在陈列的商品前，问店员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进口货？还是国货？”如果店员说“是国货”，顾客就一眼也不看，立即向第二个售货场走去。顾客的态度如此地彻底，肯定是因为他们过去有了国货简直粗糙得不象样、买了不上算的经验。
我在莫斯科期间，也由于苏联人提出过忠告，所以对苏联货一直敬而远之。但是，也有多少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买了。货色确实差，一用马上就坏。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就再也不买了。
在苏联，除去国营商店以外，还有集体农庄市场（自由市场）。我们的公寓附近，和大马戏场并排有一个莫斯科最大的中央集体农庄市场，我常常去。
这里有和国营商店不同的气氛。
蔬菜、水果、直至花草，自由市场的价格高，质量却是国营商店所不能比拟的。自由市场的苹果，只只大得喜人，擦得光亮鲜艳。街上店里很少看到的鸡，这里随时都有，牛羊肉也非常新鲜。
在自由市场上，卖货人向顾客打招呼，把商品装进顾客的篮子里，这种服务态度和国营商店的营业员冷冰冰地板着脸，毫无服务精神的情况相比较，简直叫人感到这是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价格虽然比市面上的高得多，自由市场却总是生意兴隆。
到了临近五一节和革命纪念日这样的大节日的时候，这个自由市场的销售情况就更好。到自由市场来卖货的集体农庄庄员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兴高彩烈。（锣：自由市场商品售价比国营店贵一倍以上）
漂亮的煤气灶
我们到莫斯科以后，买了苏联造的自行车，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失败。在第一个冬季将要过去的三月下旬，在由于运动不足而苦恼的孩子的苦苦央求下，我们在运动用具店买来了自行车，只在院子里骑了半天，链条就脱落了。请看院子的人给修了一下，可是，轮胎的气门螺丝又松了。苏联有一种制度：卖货的商店绝对不管修理，东西出了门绝对不给退换。这辆自行车的修理厂是指定的，离莫斯科市中心有几十公里，所以终于没有拿去修理，孩子的梦想也就付之东流了。
我们没有从日本带来座钟，谁料到竟因此买了三只。用卢布买的一只和在美元商店买的一只不久就不走了。修钟也和修自行车一样，要在指定的地方修理。一次，我带着有毛病的钟去修理，那里已有人排了一字长蛇阵。我一看这情况，索性就回来了。
看到这么多不好的东西，我甚至觉得苏联在产品出厂的时候也许没有检验这道工序。每遇街上买来的东西很快就坏了的时候，都加深了我的这样想法。买了一只水壶，也是才用一个半月，壶嘴就掉了。电灯泡平均三个星期就有两个断丝。
最使人恼火的是煤气灶。旧的坏了不保险，所以带着申请信，到管理处去申请换新的。因为听人说，新造的煤气灶比现在那种粗糙得象铁块的多少好些，所以抱着希望等待着。后来煤气工和监工运来了笨重的煤气灶。他们立即动手，拆下旧的，安装新的。我问：“这是苏联造的？”监工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嗯”。我有点放心不下，因为有客人来，我就走开了。客人走了以后，工程还没有完结，不管那个工人怎样努力，因为各部分的螺钉孔都错开两三毫米，所以螺钉怎么也拧不上。从这天做晚饭起开始使用，煤气灶就每天都出毛病。我非常气恼，心想，这下子二万四千日元（60卢布）算是白花了。
四 、服务状况排队的末尾
在苏联，商店、公共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乃至包括餐厅在内的服务部门，排队成了正常现象。在莫斯科经常听到的对话是：“谁排在最后？”
我对大量浪费时间的商店排队总是感到烦恼，如果是因为人力不足而店员减少，那么从物质方面补救，普及自动售货机不就行了吗？
我认为比这种物质上的缺陷更严重的还是精神上的缺陷。目前状况是，店员神气活现——喂，我卖给你啦。顾客则低声下气——“多谢多谢，您卖给我了”。上餐厅吃饭就象去讨饭吃，上理发店也象去请求给梳整头发。顾客这样拥挤，排了长队，但是，店员绝不会主动地加紧干活，店主任也绝不会考虑怎样使一早一晚商店的高峰时刻把货顺畅地卖出去。

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七）
生病
总的说来，我觉得莫斯科的医生的水平不能说是很高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们家没有找过牙科医生，可是邻居的主妇牙痛得难受而去求牙医，结果遭了罪。
医生马上给拔了牙，打了一针，可是回家以后痛得更厉害，越来越严重，到诊疗所去问，回答说：“痛吗？那才好，越痛越好。”真是没有办法。终于痛了三天三夜，半边脸都肿了，狼狈不堪。
还有一件事，在莫斯科的日本人生了病时感到不安的是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我到诊疗所去的时候，我身为患者，一心希望立即知道自己的病因，在诊疗室里向医生认真地诉说病情，话没有说完，有电话来，医生就专心地谈戏票问题、穿戴问题，让患者在面前坐等，好象没有这回事。
好容易谈完了，才说：“呵，怎么了？”我只好从头再说。
还有一对日本人夫妇，经过一段不幸的过程，终于丧失了心爱的娃娃。
事情是这样的：孩子生病，搭了急救车到医院去，医院却拖拖拉拉，父母抱着处于危险状态的娃娃寻找床位。为了降高烧，医院方面把娃娃脱得精光，拿布包着从院子里拾来的雪，放到肚子、胸口上。在吸氧气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医院的人照看病儿。
这个妈妈象丢了魂似地在走廊里到处奔走，拼命寻找值班医生和护士。就在这种情况下，娃娃终于咽了气。
因此，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只要聚在一起就说，无论如何，哪怕只有一名日本医生也好，一定要派一个来。美国和英国都在大使馆里有自己的诊疗所，进行初步的诊治。
六、在门内
在早已庆祝过革命五十周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有一些苏联人会使人想起果戈里所描写的那种俄国人。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的发型和服装，而是指他们貌似老实却意外地狡黠，而且能吹牛。
从革命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苏联人抛弃不掉旧俄国人的残余呢？我想，没有不断地作出努力来进行改变意识形态，提高道德观念这件改造人的工作，这是造成今日苏联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
领导人脱离群众，也使社会停滞不前，把改造人变成了空口白话。每年临近五一节和革命纪念日，苏联共产党的最高一级，也即十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像片便在市内各处成组地排列着。其中，普通市民认识的人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还有苏斯洛夫，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所认识的相差不了多少。当然，在日本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同经常变化的日本阁员不一样，多年来同一张脸在报纸上、电视中反复出现。虽然如此，普通市民也只了解到这样的程度。
而且，近年来，难道领导人同群众亲切地接触过吗？他们在会议和大会上作报告，却从来看不见他们到工厂、农场、居民区去，在人们中间和大家谈话。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然就不能够了解群众的心。同帝俄时代相比，群众在物质上丰富得多了，但是精神上难道要永远处于被抛弃的状态？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状况的，只有群众自身。并且，不这样，群众就不会恢复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豪和热情，也不能实现劳动者的尽可能安乐的生活。
然而，没有言论、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使人们站起来。在目前的政策下，连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在日益缩小。想到这一点，我很痛心。
谁也没有写过的苏联（九）

在苏联，工资是根据劳动的质和量来决定的，不是一律的。听说最低工资是二万四千日元（60卢布），最高级的熟练工人能拿到十万日元（250卢布），高级军官、大学教授拿十六万到三十二万日元（400到800卢布）；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工资，就没有止境了。
问题是近年来生活越来越费钱了。相当高价的消费品上市，却有人买得起，有人买不起。
学历越高，工资也越高，这是普遍现象。
象是证实这种想法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有钱人在生活方面越来越能在好得多的条件下生活。有好设备、好医生、需要自己花钱的诊疗所比公费诊疗所更受人欢迎；质量好的商品能够在自由市场上以贵得叫人目瞪口呆的价格销售出去。我们外国人都买不起，而“有钱人”的购买力却完全能够在一个傍晚把各个售货场一扫而光，我为此而感到惊讶。
苏联历来就有学生在国际妇女节向老师赠送鲜花的习惯。但是近年来变成送东西了，这时，“有钱人”的子弟就赠送豪华的礼品。在暑假时，“有钱人”可以轻松地享受舒适的旅行和别墅生活，而没有宝石可典当的人却不得不以冬装作抵押，勉强筹款。
我曾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听到一个老婆婆发牢骚。在这个老婆婆坐着的长椅前，几个青年女人和中年男人在大声说要到遥远的休养地去度假。谈话的内容是，年轻女人要把她丈夫的工资加在内共计二十多万日元（500卢布）的现款，全部用来旅行。从当时平均工资四万五千六百日元（114卢布）的水平来说，二十万日元无疑是很高的数字。一声不响静听着的这个老婆婆站起来说，我要是钱包里有四千日元（10卢布），就觉得这一天真是幸福了。什么二十万日元，哼！真没有意思。她一边说一边蹒跚地走开了。
克服经济困难是苏联目前不可缺少的重大任务，在青少年因酗酒而犯罪增多的目前状况下，驱逐醉汉也是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
但是，使全体民众恢复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而自豪的心情和热情，使他们自觉地起来行动，难道不比这些更为重要吗？为此，大概必须从根本上再次研究并重建看上去好象已经建成的苏联社会。七、关于物价表
回国以后，许多人最感兴趣的是“那边的生活方式”，到莫斯科的日本旅客所关心的也首先是“生活是否舒服”。
住在莫斯科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的生活费的基本部分是靠外国货币，苏联的国营商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所以，不了解苏联的物价（在街道商店里的卢布标价），也这样生活过来了。
因此，我决定要调查市内一般商店的物价。
一天下午，我随便带了纸张、铅笔走进附近的肉店。陈列柜里冻成硬块的发黑的牛肉块，标价是“一等品，两个卢布一公斤”。连皮带骨，一点也没有油味的这种肉，无论怎么看，我总觉得只能用来煮汤，我想把价钱记在我的笔记纸上，从袋里拿出铅笔来，就在这时，店员停止了工作，睁眼看我，站在那里的顾客也全都把视线集中到我身上来了。我不愿引起无谓的麻烦，就迅速走出店来。
从此，我调查价格就慎重了，把女儿当助手，带着她去。母女二人事前商定进店去要看哪些东西的价格，记住了走出来，在离开店远些的人行道上赶快记下来。要了解苏联的情况，就需要如此辛苦。
一个四口之家，伙食费要多少呢？我用自己调查来的物价试着算了一下，双职工夫妇的工资如果是在平均水平上，伙食费就要花掉一个人的全部工资或者更多些。而公用费是很便宜的，所以总有办法筹划，但是，穿衣服非常费钱，生活相当紧。
还有，苏联特产品之一的鱼子（红色）和咸鱼子（黑色）在市场上总没有卖的。高级餐馆的冷盘中虽有，但也不是一般居民所能吃到的。后来，听说咸鱼子在高级餐馆和美元商店也看不到了，这样的特产品是赚取美元的重要商品。在斯大林时代，街道商店里都卖鱼子和咸鱼子，营养价值很高，所以都用它煮汤给断奶的孩子吃。现在，市民享受这种美味珍品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