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经费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习惯把非常简单的东西弄得极其复杂,建立一个极其复杂的模型,然后给出一个NP complete的解,然后想象通过庞大缓慢的行政官僚教育系统通过会议、电话、写信、红头文件等极其缓慢的步骤迭代来给出最优解——而通常的结局是只给你一次次翻车。
来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大方县的小朋友教育经费应该由谁来解决?应该由他们爹妈自己的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土地财政收入等税费来解决。
——他们的爸妈在哪里?他们的爸妈在北京上海深圳。
——他们爸妈产生的税费都去了哪里?他们的爸妈个人所得税、所在企业的企业税都去了中央“统一调控”去了;他们爸妈在北京上海深圳租房,房租交给了房东。
——他们爸妈的个税消费税企业税被花在了哪里?不知道,可能花在给北京建5G基站上,可能烧在了若干个百亿级芯片骗局大窟窿里,可能被转移给东北老干部交每个月上万的退休金,也可能被汇总起来财政转移重新分配到了某个贫困县的教育局,但这个分配是“基于各省办公室官僚冲突激烈程度”而分配的,分配给大方县的钱不够用,只能证明贵州的教育干部撕逼不够激烈,或者负责管钱的人故意不给你分。
——他们爸妈的房租被花在了哪里?答:房租被房东拿来交房贷,最终汇成了整套房子的整体价值,而一套房子85%的钱都被北京上海深圳市土地财政收走了,用来支撑全上海50%的地方财政收入,这笔钱主要用来支持北京上海深圳本地学区内的小朋友上学(尤其花在了学区房家庭的孩子身上)。
那么解决方案呼之欲出了:
请把孩子们爹妈的各种税收专款专用,用在他们自己孩子受教育上面,要么让大方县的外出务工人员作为中国合法纳税人去上海享受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么建立细颗粒度的财政转移计划,把他们的所有个税所得税消费税全都用在大方县自己的教育经费中,不要让他们无限三手四手转移,去填补中国天南海北千奇百怪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个窟窿里,更不要无限信仰叼盘侠口中的“海量顶级专家精确计算的结果,他们比我懂,更比你懂”这套话术中不能自拔了。
如果再不够,再考虑财政转移——那时候的负担势必比现在的小得多——而不应该让一个县几十万外出打工的普通人把自己的血汗钱、收入和纳税全部用在了不属于自己一毛钱的地方上。
立党的回答写的不错,但没有考虑中国国情。
上海政协委员陆铭在他的一期节目中给出过一个数据,上海市劳动人口中,外来务工人群占比超过50%。这些人在上海工作生活消费纳税,但上海却不会提供给他们多少福利和保障。而上海一旦离开对这些人的剥削,只计算户籍人口的产出,别说财政盈余了,光是社保就得立即崩溃。专款专用,上海自己就得先崩盘,更别说还给别人输血转移支付了。
而且就这,上海都还算是中国财政状况最好的地方政府了。
2020.10.14第二更。为方便阅读,二更内容置底。
鉴于13日首次二更被删。本次二更免去敏感部分。
(原回答部分)
我来讲讲节目之外的故事。
教育支出主要是用来给老师发工资。大方县教师讨薪事件之后,网上很多人都在吐槽,觉得大方县的老师平均月薪五千太高了,拖累了地方财政。
大方县教师工资高、经费压力大,首先是这几年扶贫的成果。政府不断扶贫,提高教育水平,向城市集中人口,就必须配套扩招教师。大方县的公立中学已经从过去的三个,扩张到八个,还新增了不少私立学校,师资力量的缺口很大。没有高工资,外地教师根本不愿意来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安家,所以2015年前后教师工资有一轮快速上涨。
而且就算外地教师来了,政府还要避免高级教师被私立学校挖走。很多私校教师月薪已经上万了,不少公校教师的梦想就是跳槽到私校。五千月薪看起来高,但这符合当地教育市场的环境。
另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是支教老师。大方对乡镇的扶贫工程里,支教是核心内容。这些支教老师不仅要教课,还要兼职搞家庭走访,做扶贫援助,相当于一份工钱打两份工,应该多给点补贴。但就算这样,很多被安排到偏远乡镇支教的老师,天天想的仍然是合约期满就跑路。
地方政府举债,翻修甚至重建学校,扩大教育规模,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惠民工程。但既然是借钱,就要算算怎么还钱,毕竟债务主体之一就是地方城投公司。贵州各地城投公司过去几年的借贷融资,成本都非常高,高到年利息15%都算良心贷。随着建设项目滚雪球一样发展,融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必然要靠房地产来回笼货币。
而给房地产接盘的主体,还是这些教师。教师是整个大方县最重视教育的群体,愿意为了孩子背学区房的房贷,愿意给孩子花钱上各种辅导班。考虑到当地没什么像样的产业,政府给教师发高薪,就相当于制造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工薪阶层。
只有给教师发高薪,大方县才能带动房地产、以及各种商铺,让更多的人愿意贷款买车买房,这正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的畸形结果。不是教师的高薪拖累了政府财政,而是政府需要养活一批房奴车奴,保证融资游戏能够继续。而大方县的优质贷款群体,只能是教师和公务员。很多教师受不了拖欠工资,把事情闹大,都是因为房贷要断供了,或者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学费要交不上了。
所以大方县城的经济循环,就是给教师发工资 → 带动全民买学区房 → 然后政府卖地回笼货币 → 再继续补贴给教育。这个循环怎么看都不长久。
所以我对县城街头最大的感触,不是鬼片一样的景区,不是空荡荡的商铺,而是楼盘之间的贫富差距。大方县有两块蓝色的廉租房楼盘,旁边围绕的都是新建的高档小区。整个大方县有一小半区域都在盖住宅。政府投资翻新了城市环境与学校,这些立刻就被拿来当作炒地皮的概念。县城新楼盘要么说自己是高端景区房,要么说是高档学区,尤其是碧桂园的高档楼盘。
地方政府举债搞城市建设,这些债务只能转手变成市民几十年的房贷。考虑到大方县没什么长期可持续的产业基础,我很怀疑这些购房群体,会在未来某一天随着大方县举债经济崩盘而断供房贷。
所以这不是追究个人责任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当地贫困是因为没有像样的产业,财政上本来就贫血。现在搞扶贫建设,只能靠地方债,透支未来的财政收入。
地方债有很多种套路,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地方政府组建城投公司,城投从政府手里拿地,抵押给银行搞贷款。后续城投公司配合地方政府搞开发规划,炒作项目概念,可以进一步提高估值,包装成投资产品,找基金公司认购融资。而基金公司又会把这些地方债项目,包装成理财保险产品,在银行大厅以年金账户等名义,卖给全国人。
所以一个城市举债,代价是全社会的金融风险。现在大方县撤县改区已经过会了,马上要并入毕节。而毕节,就是中国城投“四大天王”之一,隐性负债率很高。这相当于把小坑填进了大坑里。
我衷心祝愿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我在贵州听到最多的一句吐槽,就是“高消费、低工资”。这说明地方债借出来的钱只在少数群体中流转,没法投资到各个产业,不能给工薪阶层提供上升渠道,经济结构很不健康。这跟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房地产的结果差不多。
这个问题在大方县更严重。从大方县财政统计来看,全市持续造血能力比较强的单位,就只有热电厂。大方还有不少煤矿,但山地开矿很困难,而且当地气候多雨,挖矿很容易造成地质灾害,反过来煤矿也不好扩大规模,没法提高安全性,环保也很难达标。所以去年大方县还关闭了一批煤矿企业。
节目里提到,这次教师讨薪捅出来的乌蒙信用合作社非法融资,从贵州其它地区角度看,明显是个早就玩剩下的套路。大方县到这几年大力扶贫,才开始走这条路,还走得这么难看,这说明过去的工作很踏实。
结果现在农商行、信用合作社旁边,聚集了一堆律师事务所。城市里大面积商铺都是搞装修、家具的,还有就是各种会所和KTV。这是快速撒钱,却没有良性产业窗口导致的畸形市场。
即便现在靠畸形地产市场搞发展,大方县也比过去好多了。当地没有像样的产业,社会结构高度内卷,投资渠道高度依赖少数人群的人脉关系。单纯的举债搞基建,很容易造成贪腐,而资金最后只会向奢侈消费溢出,在整体贫困环境下制造少数人的花天酒地,跟沙特一样。大方没有产业投资的去处,想要把钱流动起来,只能搞地产。吃饭的时候司机就跟我说,起码现在的地产经济,KTV、会所生意不如4万亿那些年,说明经济比十年前健康多了。
可以说,大方县走到今天,所有人都没错,结果却出了错。这反过来说,所有人都错了。
(二更部分)
补充一些细节,便于读者从更多侧面勾勒出县域全景。
1.扶贫种植业
村与村之间的面貌差异极大。
178期睡前消息中,关于种植业的取景,源自当地幸福35村和37村。周围村民吐槽贫困户不愿意干活的是37村。我看到37村贫困户的生活质量也普遍较低,有的人家几个孩子都在打赤脚。而35村的面貌就很好,不仅衣着更好,也有的村民经营了小超市。按大棚数量来算,35村只有不到37村的一半,大部分35村的贫困户都在想法出去打工,或者搞些其它营生。
37村大棚里的圣女果都出现了明显的病害,杂草也没人处理,显然有问题的不只是贫困户,承包商也有问题。我问了下技术员,技术员给我讲了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技术员说,今年圣女果虫害很严重,需要在根部滴灌药物。但承包商觉得滴药会把肥料冲走,拒绝上药,这明显是承包商不懂种植技术瞎指挥。往年一个大棚能出2200多斤圣女果,今年能有1800斤就不错了。但今年圣女果比往年贵了不少,从一斤2块涨到3块,收益反而比去年多。
现在的承包商也是从其他人手里转接的大棚。最初的承包商姓叶,不仅包下了大棚,还承建了水利项目。但政府财政紧张,工程款无法按期结算,结果就是叶老板也不上交大棚租金,导致贫困户拿不到分红。
35村的大棚经营得很好。承包大棚的老板说,他有8个大棚种火龙果,剩下的都是草莓,每年草莓季都会搞活动。他还自己掏钱在旁边建了舞台、亭子、水泥路这些简易设施,方便游客采摘。草莓一般9月份栽种,12月到6月都可以采,一个草莓大棚一年可以赚1万。但今年疫情导致草莓卖不出去,亏损了一年。
火龙果和草莓都需要精细照料,火龙果开花只有一晚,需要人工授粉。草莓对环境比较敏感,需要精细控制大棚温度。为了保证草莓光照,大棚每年都要重新覆膜。冬季为了不让草莓冻坏,晚上还要烧些木炭放到大棚里保暖。其它村子之前就有农户因为加木炭后,第二天没通风就进大棚,结果夫妻二人都二氧化碳中毒而死。
面对这两个村子的差异,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村子周边环境的差异。37村位置相对偏僻,周围没多少人家,村民如果不想在旁边的大棚干活儿,很难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营生。而35村的位置要好很多,人流量大,所以起点高、面貌好。
其次,是种植园经营者对这份产业的重视程度。圣女果几乎是个旱涝保收的产业,就算像37村这样放养,也很难亏损。所以我看到的幸福村,大部分都在种圣女果。但圣女果的利润也很低,想要种高附加值的水果,就要长期精心照料。如果老板的主业是经营其它工程,承包种植园只是从政府拿项目的交换条件,最后肯定无法发挥扶贫种植业的最大效果。
最后,拆迁之前村民的原生环境,也对幸福村的生态有影响。山沟深处的村落,如果长期与外界缺乏联系,很容易形成特殊的村落文化,村与村之间的民风会有极大差异。而且山沟深处的土地,就算再怎么努力耕种,产量也就那样,所以很容易形成懒散混日子的习惯,可以理解。
目前来看,种植园经营的还可以。这也和种植园的启动成本低、经营周期短、资金压力小有关,本来就不太容易亏。当然,援建的大棚极大降低了种植园门槛,也是主要因素。一个钢架大棚的成本就要一万块,如果换成承包商自己建设,很容易重演牛棚问题。
不过现在这些幸福村和大棚,早就都移交给政府管理。有的大棚已经被风吹坏了,政府没钱帮忙重建。这遇上经营细心、收益高的老板,可能也就自己掏钱重建了。如果是三心二意经营圣女果的产业园,随着大棚折旧,未来的可持续性恐怕也要出问题。
2.乡村
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当地乡村也在空间秩序上完成了重构。原始的山沟村落几乎不存在了,目前的村子,基本都是沿着水泥路两侧一字排开的新建水泥房。这些水泥房很多也是补贴工程,不少村子的住宅有统一的风格,外墙有政府集体涂刷的统一图案,以及扶贫标语。
大部分村子都已经是空巢化的留守村,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孩子在家。这种村子的继续维持也完全没有经济意义,纯粹是等老一代人排队进坟后彻底荒废,这意味着大多数交通工程都缺乏长期价值。村子往往是要等出现重大喜丧,才会有一批年轻人回来。
这些村子在空间上重构后,仍然延续着文化保守。有的村子民风淳朴,有的村子就很排外。我本来想去一个稍微偏僻点的村子看看,结果半路遇上一户人家办丧事,看热闹的围观邻居堵住了不到两车宽的水泥路,而且完全没有让路的意思,当通行车辆是空气。这意味着整条交通线在丧事这一天都要瘫痪,更远处的村子完全无法内外交通。
在路过其它村子的时候,我还看到路边有棺材铺。当地流行土葬厚葬,这和民族无关,完全是山区保守文化,现代秩序难以深入。大方县大部分人家到现在仍然保留土葬习俗,政府在县城还要涂刷鼓励薄葬的标语。
藏区有个段子,说开车轧死了野狗,要踩油门赶紧跑,免得被牧民围堵,勒索几万块赔偿费。这个故事放到贵州就是升级版,因为山路崎岖,油门都踩不下去。司机跟我说,他的朋友之前开车就因为轧死一只鸡,被围堵要了800块赔偿费。村民的理由是,鸡可以下蛋孵鸡,鸡又可以生鸡。所以死的不是一只鸡,而是未来的一群鸡……
过去司机是不敢跑苗寨的,有过司机送客到苗寨,然后被“围观”请出寨,白跑一趟的故事。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苗寨青年外出打工,这种现象也几乎没有了,很多司机也开始在半路上愿意搭载去苗寨的乘客。
但仍然有很多村子,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极度贫困。最典型的就是大方县城西南侧,仅仅一山之隔的几个村子。县城西南侧,落脚河对岸是耸立的观音山。观音山现在有3条翻山路,其中从南侧绕行的,是政府修建的标准公路,据说修了很多年,中间塌方了很多次。中间的那条路穿过大关丫口,是山另一侧的村民集资修建的,非常险峻。大部分司机都不敢跑,迫不得已走这条路的时候,都不敢向道路两边看。
地形图上看已经够险了,现实更夸张。
争取三更。
没啥实质性影响,不过是政治上互相呕气而已。其实英国佬也不是真要收留港独们,就凭一万港币一张的申请表,从中就看得出:英国所谓的“收政治难民”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国内那些无脑支持自由人权的票仓们一个交代,傻子才会真无偿接受。
需要注意的是,对比英国与澳大利亚的表现,以及我国政府做出的不同反应来看:英国更像是口头反华,但身体很诚实;土澳就是真一根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比如在华为上,英国就是反反复复,至今都没把话说死。在香港问题上,也只是头口声援,没一分钱和一个特工的出钱出力。更没有像土澳那样傻不拉几的在世卫带头要调查中国新冠疫情,反而与中国一起力挺世卫的权威。而且在汇丰事件后,伦敦金融城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展开各项与中国金融合作业务。总之,英国就是各种摇摆,看着反华气势很高的样子,但最后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以英国的外交能力,是不会出懂王式的失心疯与土澳般的无脑跟。我认为中英之间以后还会嘴炮不断,但最后该怎么做买卖还会怎么做买卖。毕竟英国是个信封“没有永远朋友只有永远利益”的势利眼,和谁过不去都不会和钱过不去嘛。
没啥实质性影响,不过是政治上互相呕气而已。其实英国佬也不是真要收留港独们,就凭一万港币一张的申请表,从中就看得出:英国所谓的“收政治难民”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国内那些无脑支持自由人权的票仓们一个交代,傻子才会真无偿接受。
需要注意的是,对比英国与澳大利亚的表现,以及我国政府做出的不同反应来看:英国更像是口头反华,但身体很诚实;土澳就是真一根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比如在华为上,英国就是反反复复,至今都没把话说死。在香港问题上,也只是头口声援,没一分钱和一个特工的出钱出力。更没有像土澳那样傻不拉几的在世卫带头要调查中国新冠疫情,反而与中国一起力挺世卫的权威。而且在汇丰事件后,伦敦金融城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展开各项与中国金融合作业务。总之,英国就是各种摇摆,看着反华气势很高的样子,但最后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以英国的外交能力,是不会出懂王式的失心疯与土澳般的无脑跟。我认为中英之间以后还会嘴炮不断,但最后该怎么做买卖还会怎么做买卖。毕竟英国是个信封“没有永远朋友只有永远利益”的势利眼,和谁过不去都不会和钱过不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