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夕，日本民众支持军国主义吗？ 第2页

1905年，秋瑾去日本留学。

她刚到日本横滨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当时横滨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男女老少服饰艳丽，一个个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欢送着走向日俄战争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所有人都在欢呼“万岁”。

他们不会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也不考虑是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

秋瑾感叹：“在此时的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国民，这样的百姓，顿时觉得心中气苦，泱泱五千年中华，竟样样不如日本。”

在那个时代，让老百姓支持国家、支持政府，无论他们支持的是不是“军国主义”，在我国民国先贤看来，居然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样。在大清，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是一盘散沙……还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所以秋瑾孙文他们特别羡慕日本人“爱国”、“有组织”、“有动员力”、“有凝聚力”。

别说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德国远征军出发的时候，多数德国民众也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国军队出发打仗的时候，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也都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的。

反战，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情怀，在享受霸权红利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中，是少数。

我不会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之类的屁话，因为一竿子打死所有人，不实事求是，不唯物主义，东京烈火中，广岛核爆中，烧死炸死的也有进步人士、共产党人，还有更多无辜的普通人。

但我也会谨慎说“帝国主义的民众是无辜的，是可以团结的”这样的废话，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只是一句谁都会说的“大义”，因为只要这些民众被帝国主义统治者洗脑了、蛊惑了，那么在一定时期，他们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民众中的进步力量不足以颠覆他们的反动政权，一切就都没有意义。

抗战时期的日本共产党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力量太弱小了，他们几乎没能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他们也代表不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对中日和平的贡献，还不如那些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日本普通军人。

我们不能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自发“反战”，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期待战争红利，喜欢霸权掠夺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异想天开，拍飞机携“纸弹”去轰炸日本，让飞行员飞到日本上空去撒传单，希望唤起日本民众“反战”……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我们不能对着大多数敌人的刺刀念佛经，更不能在面对战争、屠杀、灭绝、亡国灭种的时候谈“反战”。

首先他们得有实际上表达自己政治意向的自由，才能谈及支不支持，在天皇专制、军部当道、政治经济危机、特高课恐怖统治、大政翼赞会、对文化界、知识分子、传媒的胡萝卜加大棒、一旦稍有异议或者不够“昭和”的情况就是非国民蹲大牢或者直接被迫害被刺杀的情况下，就像《啊！海军》里那个不想大声报出自己名字和籍贯的学员一样，在高年级老大哥和同伴压力下，最终也不得不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号，事实上表达了他对老大哥的服从与爱。很多人可能会举北一辉和日本的东北拓殖团之类的例子说明“左翼”和民众也没有清白到哪里去，然而事实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已经被法西斯所挟持，在异议=流亡/死亡/被打压的情况下，在最刚烈的日共诸位大牢坐到二战后的情况下，一些原本“进步”、“左翼”的人突然失心疯般赞赏起法西斯当局的一举一动，那些原本挣扎求生的老百姓也顺带被动或主动成为侵略战争机器的一份子，也是有可怜之处且可以理解的。你不能拿出要求所有人都是烈士的态度去要求饱受压迫的民族国家下层民众，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和治理力量本来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不然怎么会用“机器”这种极具规律性极具“能量”“动力”的名词去指代国家的机关呢？

这里我再延伸出去谈另外两个中文互联网很爱谈的问题（且在我看来主流看法都错的厉害的问题），一是广岛和长崎的民众究竟有没有罪，二是战后日本人民是不是转而受到美军压迫的情况下失去了所谓“武德”甚至对英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及这种态度该不该怪女性easy girl、或者日本民族奴性的头上。

广岛和长崎死于原子弹的民众当然是无罪的，而他们的无罪恰恰说明要警惕极端右翼的崛起，无论是哪国。很多人压根不能接受这点，因为他们想到了死难的他国军民特别是我国军民，并马上会指责我无视国内的苦难（然而作为一个去过南京大屠杀罪证陈列馆参观的人我强烈否认这个说法），或许“精日”的帽子就马上要飞过来。然而是他们这些在后方默默忍受物资配给制，男人被强制送上前线送死（名义上是官方定义的大和民族高等人，还是要在军队里被上级欺凌被侮辱还要送命）、女人被送进工厂被当成男人一样做工（低工资、低营养、未见改善的工作环境、极右翼的性别歧视、这些在战后还要努力讨好外国人好活下去的女性）、孩子与父母分离被疏散到乡下这样的普通日本民众来决定日本当时是战是和吗？他们对前线的军事失败、后方的经济困难能够全部第一时间知情吗？他们有被日帝当局当成一个健全人格的公民看待吗？他们固然在战争早期尝到了侵略战争暂时得胜带来的一点残汤剩饭，然而在后期战事全面溃退时他们的皇帝和将军有和他们同甘共苦吗？他们固然是战争机器上的组件，然而在螺丝拧紧的情况下，螺丝自己想挣脱真的那么简单吗？凡不考虑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况和平民处境，就指责他们是主动的、全心全意的侵略帮凶（而且还是日帝全面新闻管制欺骗民众的情况下），声称恨不得原子弹炸死多几个人的人，无非是打着反侵略政治正确大旗的民族复仇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侵略实质上就是新的扩张思潮，就像日本当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实际上是打着反英美殖民统治的新的殖民暴政一样。那些化成灰烬的人们是机器上的组件不错，然而他们是被绑架洗脑来的，不去指责把整个国家民族拉去陪葬的法西斯疯子，不去指责当时国家当时实际的统治集团，去指责在专制暴政下呻吟挣扎求生的民众，就像去指责在封建王朝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起义是大逆不道，无疑是站不住脚、本末倒置的。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他国死伤军民的意义，不意味着精神X国人，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盟国军事行动的意义，而是把近现代民族国家里经常被混在“民族”“国家”概念里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开，并指出被划为民族的苦难的原子弹，实际上是被绑架的被统治阶级不该有的苦难，而这两颗原子弹更应落在那些法西斯头上。然而正是这些法西斯的绑架，实际上使得民众与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分离，使得这些无辜的民众承担了战争代价承担了法西斯的罪替他们去死了，而不是法西斯自己来为战争负责。

第二，战后美军进入日本后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形成美国男性在日韩台对女性的性吸引力优势和女性对外国男性依附的实际情况，由此引发我国网络上某些人特别是男性最爱谈的easy girl，最爱谈的日本是美国的狗、美国是日本的爸爸国真的应该怪日本女性或民众的崇洋媚外吗？在我看来，如果你抱有这种看法，你实际上和那些鼓吹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日本右翼、鼓吹德国输了一战是因为犹太阴谋背后一刀的德国右翼没什么两样，因为你再一次让本不该为法西斯的罪行和疯狂买单的、本该得到补偿的普通人来为此买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它宣告发动侵略战争、实行种族歧视和灭绝的法西斯国家和政权是注定灭亡注定钉上人类耻辱柱的。然而讽刺的是，因为战后盟国内部几乎是立刻的意识形态分裂和互相猜忌，以及最根本的实际上回到了战前大国彼此争抢利益、操控弱国、小国、战败国为己所用的老路上，那些本该由法西斯和统治阶级买单的战争罪行再一次被划由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混为一谈的“日本民族”来承担，再一次转嫁到了在战时就已经被绑架的被统治阶级以及特别是下层的女性身上。刚刚从法西斯战争机器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被绑到了冷战的美国战车上。在反共的大旗下，那些战时的战犯、默认战争正确的上层、没见的多进步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就重回政治中心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新华族，仅仅因为反共以及把对法西斯及天皇的忠诚转移到了美国和美国人身上就掌控了政治经济优势权力的人，自然是不用为战后的民生凋敝、占领军的横行霸道买单的。西方学者写的《性暴力史》里，那些被迫在性和身体上依附于占领军、被迫承担驻军代价的日本女性和民众，实际上只不过是战后男性大量死亡、经济崩溃造成的女性失去经济依靠（战时要求她们去依附男性的又是谁呢？）和没得到多少改变的男权社会的受害者，那些在战时要求他们做服从男性和父亲、丈夫的大和抚子、在战时要求她们进厂“为国分忧”的法西斯，要求她们做贞洁烈女的政客，此时只不过只是要求她们把对日本男性的服从和奴性转移到服从占领军身上，政客们战时承诺日本国民幸福，现在又绝情地把日本女性和穷人推出去作为实际上日本男性和上层阶级的牺牲品。那些看不起、打骂、奴役、侵害她们的男性本来就在看不起、打骂、奴役、侵害她们，此时只不过多了一个看似更“正当”的理由去歧视、奴役她们：你卖淫给美国人！/你当美国人的情妇！→你是婊子！贱人！脏货！而丝毫不会去为她们的处境分忧，也丝毫不考虑谁让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家庭，不得不出卖自己在男权社会下仅有的畸形的性别优势——肉体——来苟活。在美军占领军/驻军下受扰受侵害的日本民众和女性，只不过还是在为政府反共、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正确买单，这完全和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没关系的，更不是你指责日本/亚洲女性有意讨好白人的理由，因为倘若这样，我们就无视了造成这一切局面的根源：把国家和民族拖入毁灭性战争的法西斯和战后牺牲底层换来自己牢固地位的政客以及美帝国主义。认为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应由民众特别是女性负责的人，指责她们easy的人，只不过是新的、有国家/民族作为烟雾弹的受害者有罪论，而丝毫不去追究真凶的责任，而且是天然合理化男权社会下对女性性压迫的行为。

所以，与其去考虑侵华期间日本民众左翼有没有参与支持法西斯，或者认为他们必须反对侵略而不考虑当时他们面对的国内实际情况，不如防止反战败的思潮兴起，不应该再用百分百的民族叙事去看待这些事情而应该认识到极右法西斯的危险，认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机器的治理能力下，要求一个群体与已经异化的国家机器硬碰硬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源头上防止法西斯再起，无论在哪国都应该如此，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因为今天反侵略的正义，很可能就在扭曲的舆论态势下被用来为侵略辩护，今天法西斯的罪行，就有可能被偷偷转嫁到了全体民族身上。

“索夫团”了解一下。

“九一八”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广大日本妇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许多妇女的丈夫被迫应征入伍，有的伤病残废，有的殒命异国，走上了不归之路。因此，许多日本妇女都参加了反战活动，“索夫团”便是其中之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在上海遭到了重创，伤亡很大。消息传开，广大日本妇女悲愤异常。长崎、大阪等地的妇女特意召集一些军人家属，组织妇女“索夫团”，向东京的日本政府当局请愿，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丈夫，停止战争，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悲愤之状几近疯狂。

日本当局虽然假意相劝，说了一大通为国为民的道理，但请愿的妇女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仍然逗留不肯散去。其时，妇哭儿啼，闻者无不伤心落泪，陆陆续续地加人请愿队伍妇女人数不断增多。2月份，日军家属及民众千余人又前往陆军省请愿，要求撤回已派出的军队，中止出兵，结束侵略战争。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蛮横地拒绝了人民的合理要求。请愿家属的要求得不到同情，乃集合妇女，齐赴车站，横卧于铁轨之上，意图阻止军队出发。陆军省丧心病狂，一意孤行，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竟然下令开车，以致碾死妇女多名。

九一八后，在中国的日侨普遍厌战反战。1932年2月中旬，日本当局向在青岛的日侨征兵800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报名参战；有的人为了逃避征兵，甚至自残手足。

同月，日当局又在胶济路一带向日侨征兵，许多日侨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地日侨团长因为无法完成征兵任务而切腹自杀。大连的一个日本人为反对征兵而自杀，临死前留下遗书称：“余非畏死，蓄欲从牺牲唤起我大和民族，共起反对军阀穷兵黩武之自杀政策，救我邦人。”

日本共产党始终站在反战斗争的前列，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7月诞生之日起，就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日本应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撒出军队”。

1931年7月6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共就发布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应当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日本。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汹涌澎湃。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大工厂纷纷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游行示威。仅东京一地参加者就达2500人。农村也开展了反战运动，仅富山县就有六个村单位举行农民反战大会，有的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1928年5月，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福冈、奈良等地的劳动群众，在“反对出兵中国”的口号下，结成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活动。1932年全国工人协会领导了东京地铁工人的罢工，占领工作场所，取得了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全国农民协会，确定了反战行动纲领，推动广大农民进行“反献金”、“拿米来”、“索夫团”等反战斗争。

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率领下，青年们的反战运动，也迅速兴起。1932年2月9日，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散发反战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横滨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上海扩大侵略战争。

日本宪兵机关的统计，各界人民反战、反军部的斗争，1930年为1398次，1931年为1905次，1932年为2437次。

一些合法的左翼工会组织，也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组织。

在中间阶层、知识界中，也出现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火焰。1931年到1932年，长谷川如是闲出版了《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书》。“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埤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另外，大山郁夫、浅沼稻次郎等，也持这种正义立场。

1933年8月，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江口涣、长谷川如是闲、藏原惟郭、加藤勘十等一百多人，不怕迫害，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1935年，美浓部达吉教授发表论著，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遭到起诉，他不屈从权势，捍卫自己的主张，在贵族院答辩两小时，使不少企图加罪于他的人，也受到感动。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也发出了反战呼声。石桥湛山提出“满蒙放弃论”，批驳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主张与中国发展和平的经济贸易关系，指出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为敌，与世界各国为敌，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惨败悲剧。在1937年1月召开的第20次国家议会上，政友会代表滨田国松公开指责寺内陆相：“军部干预政治……包揽国政，实际上将流于寡头专制的作风。”

1932年7月，日共成立了以风间文吉为首的军事部，负责整个反战兵运工作。同时，建立了关东军事委员会、关西军事委员会、水兵委员会等兵运领导机构。在兵营、舰队中，也建立了各种基层反战组织，展开了反战活动。

1932年7月15日，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土兵为对象的报纸《士兵之友》，并且编印了大量的反战小册子。在反战传单《告各位士兵》中写道：

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已有4000名士兵伤亡了。满洲成了日本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谁得了好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们，满洲的煤铁，饱了他们的私，成为剥削工农的手段……各位士兵，所谓“天皇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而存在。士兵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在兵营、军舰内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像囚徒一样生活；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去镇压国内工农的解放运动，残杀外国的工人、农民；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把战争强加于世界工农的希望——苏联红军和革命中国的红军。我们士兵必须弄清楚这些事情，工农是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我们是穿军装的工人、农民，我们反对这一切！

这份传单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打倒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在日共引导下，日本士兵纷纷行动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第二师团驻仙台市时，当军国主义者举办演讲会进行战争煽动时，该师团30多名士兵喝倒彩，把他们赶下了台。1932年5月，驻会津若松的步兵第29联队二等兵金田，不怕受迫害，在兵营中张贴反战传单，当他被逮捕时，身上还有50张印有“反对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内容的传单。据统计，1931年，在日本军队、军工厂中，曾发生反战事件126起；1932年，增加到204起，等等。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就坚持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从1928年到1933年，经受了五次大逮捕，组织上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疯狂的政治迫害日益加剧，逮捕范围不断扩大。

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3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而被揭发者，共6900多人，其中受到起诉者有4175人。日本反战民主进步人士几乎都遭到迫害。他们或遭惨杀，或被长期禁闭狱中，或被折磨致死。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年10月被捕，11月惨死；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年2月20日中午，在东京赤坂福吉町被警察逮捕，立即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小林受到警视厅特高科警察中川、山口、须田等人先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极其野蛮的拷问后，于下午7点40分停止了呼吸。鲁迅先生在小林多喜二遇害后，发去唁电，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并肩奋进！还有，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33年10月被捕，于次年2月惨死狱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来源：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孙金科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1996.02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徐剑雄，杨元华著，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