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阻碍就是虽然你只是表演一下,但病人是真的想治病。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不是所有医学都能够不断地发展的。例如,跳大神、打坐治病、牛尿疗法、祈祷治病……等等等等。
如果你非要问这些不能不断地发展的医学的「发展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那么我只能说是「现实」——即,中医的「发展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现实」。
一种研究某种客观问题的知识体系,阻碍它发展的,自然是其理论核心与现实情况的背离。
你以为是什么阻碍了「天圆地方」理论与「地心说」的发展?是麦哲伦环球航行与日心说吗?不,即使没有麦哲伦与哥白尼,「大地是球体」、「地球围绕的太阳转」这两个现实情况就限制着「天圆地方」与「地心说」的发展。
细菌、病毒、细胞、基因、分子、电子……这些现实情况,每一个都限制着「基于四元素四体液理论的古西医」的发展,也限制着「基于阴阳五行经脉穴位理论的中医」的发展。
无论是一种天文学体系或医学体系,若它的理论基础没「猜对」,它就没得发展,只有灭亡。
病人的求生意愿。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