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因为国民党四一二清党后,党内形成共识:谁清廉谁就是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之前,国民党的普通党员约65万,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共产党(评论区提示共产党人数是5.7万)。
65万国民党党员有很多是贫苦农民和工人出身,他们是国民党在基层的主要力量,也是推行平均地权的核心力量。
平均地权就是把地主乡绅们手中的大量土地匀出来一些给贫苦农民。
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平均农村的地权和保障工人的权益。
当然,这么做侵犯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以及大资本家的利益。
四一二前,蒋介石得到了大资本家和士绅阶层的支持,开始清党运动,名义上是对共产党下手,实际上是清理党内工人农民出身的左派。
据统计,仅江浙财团就在412前后给蒋介石提供了超过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国民党的财政状况因此稍微改善,但整个党因清党自断根基,失去了基层的力量。
大批基层国民党被当做共产党被逮捕,那些地主乡绅和老板们看哪个国民党党员不爽,就诬告他是共产党。
当局接到举报后,无需证据也无需审判,可直接逮捕他入狱,连辩白的机会都不会给。
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不是说说而已。
国民党65万党员在清党后只剩20万人。共产党5万多党员,清党后只剩下几千人。
从此之后,国民党党内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共识:
谁为基层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共产党;谁不贪钱,谁就是共产党。
你不贪污或者你反贪,你就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的敌人,他们就会给你扣上共产党的帽子。
蒋经国反贪都被人告状说他是共产党作风,要不是他的后台实在硬的没边,早被当做真共产党抓起来了。
几人有蒋经国这样的后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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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要么工农专政,要么资产阶级专政,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这个简单的结论,是用很多鲜血换来的。
在四一二之前,国民党内部有两个派系:代表工农的左派和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右派
两派经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那种。一部分人想居中调和,但发现没用。
孙中山还能凭借其巨大威望镇住两方。
孙一死,这种矛盾就彻底爆发。
左派的劣势是没兵没权,但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人数
65万党员中,工人和农民出身的人要占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全国90%以上的人是他们的支持者。
这就让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那一方非常恐慌,所以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兵权
用武力清除党内左派,这是四一二政变的来源。
领袖做了表率,还怎么治呢?
小红山官邸,也叫“美龄宫”,是蒋介石提出修建的一栋官邸,由蒋介石提议修建,后花费远超预算,达36万银洋,1934年竣工。虽一度改为去中山陵谒陵的高级官员的休息室,但淞沪抗战及还都南京后,一直由蒋介石宋美龄使用。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给宋美龄修的宅子。
单看建筑似乎不足为奇,但如果你看下俯瞰图
因宋美龄喜欢梧桐,于是在去往官邸的道路上全部种上梧桐,从空中看便如同一条项链,而美龄宫则是项坠上的宝石。
然后我们再梳理一下1931—1934年民国的大事。
九一八事件:1931年,东北沦陷;
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长城抗战:1933年3月5日 - 5月25日
第一次围剿红军:1930年11月-1931年1月。
第二次围剿红军:1931年4月-5月 。
第三次围剿红军:1931年7月-9月。
第四次围剿红军:1933年2月-3月。
第五次围剿红军: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以上几件事,除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红军犯了左倾主义错误而最终迫使红军长征外,其余各战国军皆败。
那么问题来了,你要是前线浴血的军官,来南京开会时到了美龄宫,你作何感想?如果你是后方运筹帷幄的高官,知道你从牙缝里省下的钱被拿去干这个,你会怎么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噗哈哈哈,有人急了
虽然我就是大兴土木,但后来不也成景点了吗?牛逼,这逻辑,牛逼。
对于这个问题,电视剧《潜伏》说得很清楚。
吴敬中这个国民党的中层干部,为党国利益干了一辈子,最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他的很多看法,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让大家看一组连环画,字字珠玑。
这是吴敬中对于国民党深深的失望,曾经的信仰灰飞烟灭。
而接下来的,就是对于国民党政权必将覆灭的清楚认识。只有抓在自己手上的,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美元和金条,吴敬中还有狗屁个原则。
吴敬中是从加入国民党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是啊,他清高,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要说他正直也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要想犯错误,想被革职?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没希望了。
我建议大家实事求是。
对一些人热衷于说:“其实都一样。”
你自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知乎搜索《人民的名义》这个关键词。
这里面有上万的文章和回答。
你可以去每一个回答下面去评论:“其实都一样”
这是完全可以的。
这样并不是什么忌讳的话题。
有人不准你说祁同伟了吗?
我们都在讲事实讲道理。
莫非一说起国民党政权你就不开心了?
心忧党国,想念民国?
这没意义,江启臣都不认了,漆都泼过无数遍了。
国民党已经完蛋了。
真有这个心,还不如想办法去海峡那边劝一劝,交出权杖,回归祖国。
当然,我也知道,这你是断然不肯的。而且就以你的能力来说,蚂蚁都比强壮。
某些人心里盼望的是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说的是民国,梦见的还是灯塔罢了。
班农为什么被起诉?
你以为凯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凯撒是从罗马帝国的土地上自自然然地长出来的。
做人还是要诚实一点,你不诚实,想耍小聪明,那就只有挨骂了。
我在台上骂,这滋味可不一定好受。
自重。
写知乎回答有个差不多绝对的政治正确,所答必所问。
答非所问,知乎会折叠回答。
评论区不用,可以万物归源,我今天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制度有问题。
答主回答不满意,“恰烂钱”
评论员都是良心,我对现实不满还不能说了?
你要讲国民党腐败问题,哦,懂了,借古讽今。
就算是答主谈到燧人氏烤肉,一样可以直接连接到2020年的粮食问题。
总之,答主恰燧人氏 的烂钱,我还不能说了?
从有网络以来,这个套路一直延续至今。
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民主自由懂?。。。。王。
既然知乎答非所问要折叠,那么某些人的自由民主良心,老子还骂不得了?
腐败属于私有制下的常态。
刮民党的腐败,不见得比大清严重。
能够不腐败,或者轻微腐败的组织才是异类。
TG早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TG的人马,最初来源于学校的学生社团。
因为TG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个伪装记者带着一个山东翻译,找一个北大老师发展起来的。
老师当然是找学生发展组织了。
而民国早期的学校,不是谁都能上的,家里至少得是个富农。
像教员这种家庭,也就上个师范,大学他去不了。
所以,教员的师范同学组织新民学会。
伍豪组织的觉悟社,伍豪这个名字就是社团抓阄抓出来的。
五四虽然是研究系策划利用学生的政治工具,但是没有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这些学生组织是搞不起来的。
这些学生,家境普遍还不错,搞社团不是为了利益,是为了爱国理想,出身就带理想主义的。
搞腐败,也是为了实现理想使用的手段。
腐败带来的生活享受并不是他们的奋斗动力。
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点清教徒的性质。
所以,TG的早期组织一直的相对廉洁的。
后来,加入TG的旧军官,本身高官厚禄,或者是袍哥,吃过见过,不稀罕女人。
闹革命也是为了理想去闹。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种样子,要奋斗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理想主义不爱钱,所以TG早期比较廉洁。
中期,TG被蒋屠杀,加入就有脑袋要不要的问题。
脑袋重要还是钱重要?
为了腐败捞钱革命,回头脑袋没了,要钱有用吗?
所以战斗年代,官兵一致。
刮民党的军官吃空饷做生意,存钱去外国银行,随时可以出国或者在租界当寓公。
TG的军官想不开捞钱,打败仗全国通缉要你的脑袋,你有钱有用吗?除非你叛变。
而叛变还有锄奸队的。
所以,中期TG也比较廉洁。
领导人理想主义不腐化,中层基层同甘苦。战斗力有保障。
1949后,刚进城有一段是腐化非常严重的。
所谓糖衣炮弹的进攻。
人多了,不都是理想主义。有了机会,就会腐化。
三五反起因,是志愿军供给遇到黑心棉急救包,劣质医疗药品。
一查,上海一个民国时代就劣迹斑斑的药店老板送钱送女人,打通采购检验,一路送到朝鲜,彭总亲自找教员告状,才查下来。一人腐化几十人。
你要钱,那好,运动来了。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几年后,开始用粮票等票证。
你贪污100万,买不到东西,因为层层组织,又很容易被发现。腐败的动力有限。
后来运动不断,动辄被抄家你怕不怕?
安定的生活,比提心吊胆的生活舒服。
这就一路到了70年代末。
所以,不腐败需要很多条件,私有制下,不腐败是很难的。
不请自来,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用伪满洲国的情况来解释蒋记政权的败亡原因
至1945年,日本统治当局宣扬其殖民思想,实施“新闻统制”,控制出版发行,钳制舆论。爱国有识之士为唤起民众民族意识,争取舆论阵地,办报纸、写文章、播放进步电影,与日统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满洲的城市规划把人分成等级,日本殖民者居住条件和设施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和设施有天壤之别。文化和商业服务设施主要为达官贵人服务。这些都体现了伪满洲国城市规划的殖民地特征。
日伪警察不仅镇压抗日团体与民众,同时对东北人民的言行、思想等方面进行监视与控制。1932 年 9 月 11 日伪满颁布《治安警察法》,此法律第五条规定:禁止秘密结社;第六条规定:如在室内为政事而集会,发起人必须在会前 12 小时向相应的警察署提出申请,说明会议的目的、场所和时间,如果按所定时间超过 3小时尚未开会,或者会议中断 3 小时,上述申请即失去效力;第九条规定:在室内外举行公众集会或者组织多数人参加的活动时,发起人必须在 3 小时前向相应的警察署提出申请,说明活动的目的、场所、经路时间;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警察可随时以“保持安宁秩序”为由勒令解散集会,禁止发表议论;第十五条规定:在街头,大路和公共往来之处,不许张贴图画,散发传单,进行讲演,违者警察将予以禁止。这项法律实施后,剥夺了人民政治权利和其他一切自由。日伪当局想尽了各种手段,以伪警务司特务科为中心,组成了警察情报网。还在警务司内部设置了专门监视东北人民的侦缉室。
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归来后在张景惠的建议下颁布了著名的《回銮训民诏书》
这份300多字的诏书在整个伪满时期有极其“神圣”的地位。要求所有小学生必须全文背诵,背不出来的都要挨打。一些小学要专门安排一个地方,将诏书用黄绸包好,供在神龛上。路过此处必须必须轻声轻步,不得喧哗,否则就是“大不敬”。每年3月1日的“建国纪念日”,所有师生在操场集合,由校长公开选读诏书,所有学生全部弯腰鞠躬。宣读完毕,由副校长对学生宣传诏书的内容。
伪满洲国名义上实行三权分立,最高权力机关为立法院 ,并赋予全体国民选举权利。然而,随着伪满洲国唯一执政党满洲协和会的壮大,立法院完全成为虚设。协和会与满洲国政府共同宣称推动建国理想,并以此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协和会基础单位为分会,与每个地区设立。并于各地方行政机关设立本部,负责统括分会。取代立法院,以分会代表进行的党内议会为实质之民意机关。
故事还要从一个“充满浓浓人情味的家庭”开始讲起。
说到“人情味”,那首先想到一定是宋美龄。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她的大姐宋蔼龄的丈夫是孔祥熙。孔祥熙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历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手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有“财神爷”之称。
更重要的是,他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中牵了红线,蒋介石自然也对他无比信任——又是连襟,又是月老,都是一家人嘛。
对了,宋家还有个儿子,叫宋子文。这位更是重量级,不仅当过外交部长,还两次担任行政院长,也是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总统是蒋介石,除了“太子”蒋经国外,抓财权的是连襟,抓行政外交的是大舅哥,这个“中华民国”最核心的决策层,都是亲戚,瞧这一大家子!
都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宋孔都出来了,陈呢?陈是指陈果夫和陈立夫,也就是俗称的“CC派”。他们倒不是姻亲,而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政治引路人,蒋介石感念结拜大哥的恩情,让他的侄子们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中华民国”的政务是蒋宋孔等姻亲说了算,“中国国民党”的党务是蒋陈把兄弟说了算,“中华民国”的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这亲情编织的关系网中。
处在这张亲情关系网中央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无嗣,对大姐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女儿孔令伟等晚辈,她视如己出。
1935年,年仅16岁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伟,在南京街头开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孔二小姐大怒,掏出手枪,当街打死了那名交警,随后便找到“妈咪”宋美龄求救。
“妈咪”没有揭发检举自己的宝贝,而是教孔令伟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舆论——比如孔令伟是受了交警的欺负才愤而拔枪自卫。
“妈咪”还教孔令伟如何让群众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比如揭露南京市政府的腐败,毕竟当时的“中华民国”,乃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在宋美龄的悉心教导与全力帮助下,枪杀警察这件事很快平息了下去,孔令伟一天牢也没有坐,继续活跃在民国的舞台上。当时的南京市民有感于宋、孔两家的权势滔天,互相调侃时会说:“你不要狂,否则叫你出门就碰上孔二小姐!”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蒋介石派出有限的几架次专机,欲将被困港岛的国民政府知名人士接回重庆。谁知最后一班专机落地,走出机舱的是宋蔼龄、孔令伟、抬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孔家佣人,以及两条大狼狗……
本来应该随机撤退的要员,或根本没接到撤退消息,或接到消息但被孔令伟禁止登机。最离谱的要数当年的大军阀、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陈济棠,乃是直接被孔令伟用枪逼着给狗让座,生生被赶下了飞机。
“妈咪”宋美龄的爱,也温暖了桀骜不驯的孔家大少爷孔令侃。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对民国青年而言,还只停留在“很cool”的概念上,而我们的孔大少爷已经在大学里像模像样地组织起了纳粹社团,还学着正牌纳粹党徒的姿势敬礼。毕竟,国民党粉丝们津津乐道的“王牌德械师”,其装备多是通过孔祥熙进口而来,孔令侃沾其父的光,可谓得风气之先了。
而孔令侃的商业头脑更是一绝,孔祥熙的言传身教,让孔大少爷早早掌握了利用利益获取权力,再用权力获得更多利益的财富密码。他创办的扬子公司,乃是“中华民国”首屈一指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宋美龄把孔令侃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扬子公司的成长自然也离不开宋美龄的支持。扬子公司把要进口的洋货以委员长夫人私人行李的名义报关,这样就能免去高昂的进口税费,更能绕开紧俏物资的进口指标,一举两得。
有人非要说这是走私,这哪里是什么走私?这明明是宋美龄对外甥孔令侃浓浓的“爱与亲情”。
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大把花钱,国民政府没有钱,就开动印钞机疯狂印钱,以至于国民政府的收入中,税收只有5%。没有准备金就印钞,自然造成当时的流通货币——法币快速贬值,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太子”蒋经国觉得这么搞不行,于是请蒋家的坚定支持者、出版界泰斗王云五制订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严禁人民持有黄金美元,必须限期将手中的黄金白银美钞等“硬通货”以及法币按比例兑换成金圆券,金圆券的发行总量有限。同时,还要以行政手段把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史称“八一九防线”。
这个外行设计的币制改革方案漏洞百出,实在谈不上高明,但可以用纸币直接从国统区人民手中换回硬通货,对维持内战有利。“太子”蒋经国执行该方案颇为积极,在上海大显身手。
“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他接连枪毙了几个不执行经济管制令的奸商,一时间誉满沪上,成了“蒋青天”。
但在工商界大会上,蒋经国被杜月笙当众将了一军,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核心——他的表弟孔令侃。他才是上海滩最大的老虎,更是上海币制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最大阻力。
维持物价需要拿货来卖,没有大背景的中小资本家货已卖空,而扬子公司的仓库里囤积着如山的紧俏物资,就是不拿出来卖。
有人非要说这是囤积居奇,这哪里是什么囤积居奇?这明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后来某些人口中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卖西瓜你嫌贵,你就要杀了我啊?”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
“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
蒋经国封了扬子公司的仓库,孔令侃找最疼爱他的姨妈宋美龄求助,爱侄心切的宋美龄一个电话打到正在前线精细化指挥“国军”作战的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放了傅作义的鸽子直接飞到上海调停。
傅作义后来揶揄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其实是冤枉他了。从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是他的亲人来看,蒋介石应该是一个视“亲情”如生命的人,否则也不会专程来上海解决此事。
老蒋和小蒋说了什么,和宋美龄、孔令侃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是蒋介石后来当着上海要员的面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谁又能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这也许是辛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最“温情”的一句话。一位拥有无限大权力的国家元首、军事首脑,可以为了“亲情”奋不顾身,可以为了“亲情”说服自己的亲生儿子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次剑拔弩张的兄弟阋墙,就在家长的“温情”下化于无形。谁说“无情最是帝王家”?
只不过从此,上海经济管制、全国币制改革,就彻底宣告失败,无力回天了。根据河北经贸大学宋连生教授的考证,当年上海有本叫《观察》的杂志,记载了币制改革的七十天里,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油米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
到了币制改革失败的那一天,金圆券开始不限量发行,绝大部分有产阶级手中的黄金白银直接蒸发殆尽,甚至连老资格同盟会会员,“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毕生积蓄,也随着金圆券面值的飞涨化为乌有。
当然,蒋介石也好,宋美龄也好,孔祥熙也好,他们并不会关注这些——哪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不管是囤积的物资,还是回收的金银,都落入了他们一家人手中。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这座远东金融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中,上海市民的生活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同日,淮海战役打响,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帷幕,人民和人民军队即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在这一天,翻过了旧页,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到1950年,人民政府在上海展开“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一举结束了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也给了资产阶级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曾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产生交集的两个故事,最终有了同样的,以人民胜利为终的结局。
人,应该是人民;人情,应该是与人民共情。淮海战场上的小轮车,体现出人民对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选择;十里洋场中的几番较量,反映出人民政府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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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任念东
这个问题,一千多年前的东魏的曹操,也就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高大人就已经回答了很明白了。
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七卷,梁纪十三-)
什么意思呢?有人劝高大人管管贪官,高大人说我也想啊,但是现在有三个国家,除了我之外还有梁国萧衍和西魏的宇文泰(鲜卑名宇文黑獭)。如果我逼急了,他们投奔西魏和萧梁怎么办?只能缓缓呗,等有机会再管这个事情。
同样蒋介石也面临这个的问题。虽然他的国民政府牛皮哄哄,号称正统。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日本人甚至嘲笑蒋介石真正能完全发号施令的地方只有江苏和浙江,其他地方蒋介石下命令都要打折扣。其他的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在背后甚至不管他叫委员长,而是称为蒋先生,管他的中央军叫做“宁军”。当时贪污比较厉害的,就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官们,黄埔子弟也许还有点忠于校长的思想,管一下贪污未必会叛变。那些杂牌军呢?如果逼急了,他们会不会和其他军阀勾结,那些人对蒋介石的忠诚实际上就是靠几根金条大黄鱼维持的。如果蒋介石动了他们的奶酪,会有什么结果?
到了抗战时期。实际上蒋介石的情况更危险,日本人扶持了汪精卫和溥仪两个伪政权。我们今天总是歌颂抗战的英雄们多么顽强勇敢,但那些英雄只是一部分人,那些贪生怕死,对前途悲观失望,两面观望,想要投敌的小人也有不少。蒋介石的门面还得靠这种人撑着。怎么办?蒋介石是没有胆子玩整风运动,建立一只有钢铁般纪律的军队的。以蒋介石的一贯优良作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高欢的老路,靠纵容那些人维持残局,实际上国民党的贪腐,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得刹不了车的。
到了抗战胜利,这些人抢夺胜利果实,把接受变为“劫收”。严重败坏了蒋介石政权的形象。蒋介石也曾经想改,靠蒋经国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打着,连苍蝇都没杀死几只。于是国民党就卷铺盖了。
有人说,蒋介石的腐败和失败是因为他反动落后,代表资本家地主利益,我想说你看的不透。即使按反动政权的标准,蒋介石政权都是个低能政权,如果它能把各路军阀管住,维持一个勉强统一,号令全国,再小一点,就是在国统区令行禁止的局面。它的腐败都不会那么严重,不但去不了根,连面子上的体面都不能维持。总之一句话,按老话说,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成就过“王业”,顶多是“霸业”的水平,跟齐桓公,晋文公差不多,甚至更垃圾。至少齐桓公晋文公对外打仗很少输。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只是一个翻版的朱温,李存勖,占据着国家核心地区,一个军阀硬要充作正统政府而已。
早期还是治得了的,但是到肆玖年的确治不了了。
鲁迅在媒体上开骂,没被X起来。鲁迅骂过的“邵洵美之流”,在媒体上喊:“请宋不长(宋子文,蒋介石大舅子)jiang zhen hua。”他也没被抓起来。还有一个历史教授,名字我忘了,质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tan wu,蒋介石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他仍不松口,坚决信不过。在这种可以讲话的氛围里,当整个车子要奔悬崖的时候,还是有人敢提出刹车或转向之类的建议。
但是到肆玖年渡江战役之前,各级观园,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即便留个好名声,他的 wu sha mao 也是要丢的;相反捞一票,也没人有空来管他。所以就全乱了。基层 tan wu 不到,就对老白姓敲诈勒索。巡捕没收白粉甚至直接卖掉。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国民党搞的新生活运动为例
说是要“移风易俗”“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呢?地方官吏该干嘛干嘛,无非就摆个样子给上面看看。一边说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另一边又说“以欧美为师”自相矛盾、而且到最后整个新生活运动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也没把社会“移风易俗”从改良生活来看,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思想层面上,它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欧洲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以借此维护国民党统治。因而招致不少质疑,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抗战胜利后,该运动逐渐停止。
思想理论严重混乱,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
运动本身“形、神分裂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欧美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
组织
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而且在民间,由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很穷;新生活运动倡导简朴。可就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再简朴他们就得吃土了。
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连国民党内部都对这个运动都是持负面评价,那其他人还能给你啥好评?
经常干虎头蛇尾的事
蒋经国上海打虎,多厉害多猛;结果呢?吧把黄金荣杜月笙给得罪了。逼得蒋介石从前线跑回上海收摊子,被抓的人全都放了。打虎打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打到
搞法币改革,把法币改成废纸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伪造了一批假法币想流入市场搞乱国统区经济。结果是:假币被真币愣是给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