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清朝的评价大多数都是负面？ 第1页

因为你还年轻，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大清的伟大。

要搁在十来年以前，以大清的地位，大明也配与之相提并论？

就是大唐也得退避三舍，我大清俨然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集大成者，什么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还有什么满清十二帝无庸人全给捣鼓出来了。

至于后来输给西方列强……这是你中华民族不行、传统制度不行、大河文明不行，打根儿上就比不过西方文明。

我大清已经很努力了，奈何中华文明太费拉，带不动啊……

不信？

来看看以下的评论，看看是不是大家集体患上了曼德拉效应，篡改了历史的记忆？

王戎笙《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近几十年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皇帝。说是争议，也不准确，几乎没有争议，主流是歌功颂德。长篇小说、电视剧、学术论著、通俗读物、商品广告，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光辉形象。

秦晖《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

对改革前史学强调“人民性”的矫枉过正而形成了“帝王本位”。尤其是清代帝王传记，这些年来可谓滚滚而出，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与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之萧条更是形成鲜明对比。

姚念慈《采访：康熙真的是盛世圣君吗？》：

中国历代王朝，清朝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密，赋予清朝何种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工程的主持者自然成为集历代“盛世”之大成者。“草上之风必偃”，流风所及，所向披靡。清代“康乾盛世”成为历史上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调子，也就定于一尊。

吴四伍《清史论丛：康乾盛世的冷思 》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赞扬18世纪清朝繁盛的思潮迅速汇聚，“康乾盛世”的口号弥漫学界。具体来说，不管中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总有一些人将18世纪的中国加以自我的想象，给世人一幅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单一面向，而对于其致命的缺陷、糟糕的影响却淡而化之，或置之不顾。

陈梧桐《明史十讲》：

打开电视，反映明代历史的电视剧，不是君主残暴昏庸，就是厂卫横行霸道，一片昏天黑地；反映清代历史的电视剧，不是君主睿智圣明，就是臣工奋发有为，一片朗朗乾坤。

可那个曾经让人一提及，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浑身颤抖的盛世大清。

怎么在最近几年，就沦落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了？

其实，明清撕逼从不是什么饭圈文化，而是学术界的撕逼延续到了网上。

——不同的是，在学术界挺清派还是占据上风，网络上大清就人人喊打、啥也不是了。

这也没什么，连太史公下笔也难逃爱恨憎恶，你倒清高、张口闭口饭圈Low，你又算个老几？

夏明方教授有篇论文，叫《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他认为上个世纪，历史学家们集体上阵，给康乾盛世涂脂抹粉，但整体反思康雍乾带给中国历史的消极影响，却寥寥无几。

直到四十年以后，一些分歧已经达到了共识，可你们猜猜……史学家如今对清朝的评价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部《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19）》。

注意时间，去年，其中对于清代人物的评价问题，有着重的介绍。

关于清代人物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前后对于人物评价的变化甚大，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但是在学界逐步达成了共识，给予一致的评价。如清朝共历十二帝，其中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六帝，被评为大有作为或雄才大略的人物；嘉庆、道光两帝，才能一般，但品格尚好，其节俭、勤政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光绪有勇气敢于变法，亦为人们所称道；稍差者则咸丰与同治两帝而已。

看到了没有？

我大清“大有作为”、“雄才大略”的，便有六位之多，其他朝代的君主也真是瞠目结舌、自愧不如。

要明白“雄才大略”这个词可不敢乱用，一般都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才可以安上，而大清就可以堂而皇之拿下六项桂冠。

甚至，连区区“有作为”都不能体现大清圣主的伟大气势，非得加个大，表示“大有作为”，这才算得上满意。

可再一看名单：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

后面仨儿老生常谈，不想撕了；

皇太极确有文韬武略，倒是勉强可以算上；

努尔哈赤……这货干了什么？山寨明军制度创立八旗？统一女真各部？这也充其量就一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的水准，怎么就雄才大略、还大有作为了？好吧，你是清太祖，给你个面子……

可是顺治，喂喂喂，清史学界是认真的吗？

说完明君，还剩下三位才能一般，但还可圈可点的，说白了也就三个字：中上游。

都有谁呢？

分别是：嘉庆、道光、光绪。

嘉庆皇帝诛和珅，这与崇祯诛魏忠贤一样，有什么技术含量吗？他还干了什么？反贪，可没成功，坐视大清日颓一日，这种君主，特么在其他朝代一抓一大把啊。

道光……怎么就可圈可点了？哦，“节俭、勤政”，能不能先把宫中鸡蛋价钱整明白？这要也能吹一波，隔壁崇祯可得喊冤了。

光绪就一傀儡，按理来说不应该是汉献帝一样被无视的待遇吗？什么时候“勇气”也成评价一个君主的标准之一了？那我北魏孝庄帝手无缚鸡之力，却可以手刃权臣尔朱荣，这勇气不给个千古一帝，说不过去。

最后，“稍差者则咸丰与同治两帝而已。”，瞧瞧这用词，不说差，而是稍差，还给后面加了个而已，哦，还给溥仪除名了，这偏架拉的……反正我看不下去了已经。

综上所述，你只要眼睛没瞎，就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清朝皇帝的评价是怎么回事儿。

原则上是小功大吹、无功硬凑，大过化小、小过化无……实在不行，如溥仪这样怎么也洗不白的，就给他除名了，剩下的交给电视剧就可以了。

看看隔壁明史学会，对明朝的评价就没有尬吹，甚至认定明朝皇帝的整体素质在历朝历代属于较差的。

比如赵世喻的《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再比如吴琦、赵秀丽的《明代 “问题皇帝” 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明史出身的学者对明朝皇帝都不甚客气，甚至都把明朝皇帝当成问题去研究了。

可平心而论，明朝皇帝与清朝皇帝单论能力与品质的话，不过就半斤八两、一丘之貉，五十步你还真别去笑百步。

但问题就在于，两波同样素质的人，怎么评价就判若云泥、天壤之别了？

直到我看见了下面，对多尔衮的评价：

多尔衮主政，决策进关，击败李自成、张献忠及部分南明政权，为清统一全国立下不世之功。他一去世，就被打入“逆案”。学界对此并不认同，而是重新梳理他的实践活动，给予全面肯定，但他专权的错误亦是造成其悲剧的主因。

看到了没有？

多尔衮，全面肯定。

来，跟我大声念：全～面～

吓得我赶紧跑去查了查，琼瑶是不是什么时候也开始研究清史了，我们抛开《孝庄秘史》里那个架空朝代的多尔衮不谈，因为那个多尔衮我也挺喜欢的。

但历史上的他，怎么看也就一反派，剃发易服、圈地占田等六大弊政，硬把顺风局打成了困难局，且不提死难的人民，就是以统一的视角，多尔衮也是阻碍统一进程的罪魁祸首。

就这位爷，在学术界扯皮了四十几年后，居然被洗白了？甚至是全面洗白，有瑕疵也是指出他有点“专权”……我表示不是很能看懂，甚至还有点想喝奶茶。

继续往下看，关于曾、左两位大爷：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近代人物评价的变化就更为明显，如曾国藩过去被评为屠杀农民军的“刽子手”，予以否定，而今他被认为是清代治家修身的一个典范；
对左宗棠的评价，因为他镇压太平军、陕西回民起义，过去被定为一个反面人物，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才从他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基点上予以正确评价，认为他力主收复新疆，并率军赴新疆彻底打败入侵者，阻止沙俄侵占新疆，终于保住这块辽阔的疆土，此一功劳，名垂史册！论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

看到学术界都是这德行，我差不多明白为啥会有《走向共和》这部剧，又为啥李鸿章能给洗白了……

所以，清朝的评价从来不是负面的。

自从清朝灭亡，孟森、萧一山起，学术界对清朝评价确实不高。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清朝的历史地位节节蹿升、定于一尊。直到如今，学术界对清朝的整体基调还是正面为主，谈及清朝负面的言论都给边缘化了。

只不过互联网兴起，人们不喜欢学术界那种“政府、统一”的视角，而是重新追随改开之前的基调，以“人民、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才发现，清朝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呢？

我说不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

民智已开，真的。

我就不这么认为。

相反回过头来讲，清朝有非常强烈的皈依者狂热病，并且体制内常常有伪漢民族主义者借大清的皮搞一些在大明朝都无法实现的骚操作。

大清的屠刀从来不指向某一个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奥斯曼式的“除了皇族都是奴才”，因此各民族在大清国的利益分配实际上就是按对大清皇族的贡献度来决定的。

蒙古人早期替大清出力的部族，王爷们多多少少还能拿点红利，底层老百姓被灭蒙十策搞的生不如死，但是这和老爷们有什么关系呢?

漢族人前中期一直是被打压的对象，中后期摇身一变大规模混入体制内，成为大清不可或缺的重要权利支柱（更直白一点，没有漢臣的支持，大清皇位不保）

这种权利上的变化就带来了可以操作的利益空间，就拿苗疆和甘陕问题而言。

清朝判案一向是偏袒漢民的，因为地方上的官员多半是漢官或者与漢官高度勾结的满人。大清朝廷可能是八旗至上主义，但是到了地方就变成了伪大漢民族主义（反少民不反大清）既然是伪大漢民族主义，那么欺负少民就顺理成章了。

比如镇压苗变的时候提出：凡苗子杀我一人，立拿两人抵命；抢内地一人，全家偿债。

不用怀疑，除了大清，不会有任何一个漢族政权能替普通漢人做到这一步。哪怕是前期最激烈的大明朝，也做不到替普通百姓如此出头。因为正常的朝廷要照顾自己的名誉，要在表面上维持各附属国与附属部落的领袖身份。

唯独大清不需要，屠刀治国，超低合法性。结合起来就是——北京的八旗是爷、地方的漢官也是爷。

也就不难理解甘陕问题上，帝师张芾为什么那么托大，最后被回民蓄意起哄杀害。因为对于地方漢族权贵而言，他们能请得动八旗太君对不听话的人搞团结。事实上也是如此，率先开赴陕西战场的多隆阿直接提出要对叛乱者采取种族灭绝的治理手段。

大明朝能做到动辄大军出动，对不听话的人进行种族灭绝吗? 真有这胆色，也不至于要禁止色目人自相嫁娶了。

如果大家用真正的漢民族主义观念去看大清，那么大清确实是绝对负面居多。

要是大家用伪漢民族主义观念（反少民不反大清），那么大清倒是有那么点可以说道一二的操作。

某高赞答案不就正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事例，来说明为了某种叙事的方便，是可以怎样考证不精，对莫须有之事宁信其有、勿信其无。

某高赞答案举一篇硕士论文，说顺治年间清军为了剿灭山东、河南边境的榆园军，掘开黄河，致使多个州县受灾。

这篇文章名为《农民战争、国家统一与民族冲突》，本身对榆园军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陈陈相因的旧说。该作者自己发掘的史料少之又少。其亮点只在于对某个叙事逻辑顺序大书特书，即清军剿平榆园军的经过是：

“榆园军坚持地道战→清军决黄河灌榆园（顺治七年）→清军围剿榆园军根据地（顺治八年春）→榆园军坚持斗争（顺治八年春以后）→榆园军残部被剿灭（至顺治十二年为止）”

作者以王士祯“犯了低级的笔误”“显然有些说不过去”地记载荆隆口决口时间错误（顺治七年误记成顺治十二年），以此作为突破口，臆测是清人有意为之掩盖。

问题是，该作者就没有犯下低级错误吗？

我想谢国桢先生所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于研究清初农民战争史的人来说，应该不可能不看吧。其中即有一条引证榆园军的史料：

清军围剿榆园军根据地的时间是顺治八年十月，而不是该论文所称的顺治八年春……

好了，就算该史料记录这位论文作者不爱看，顾诚先生现成的《南明史》这位也不看，不对照想想自己写的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该论文叙事时间线的中心环节即“榆园军根据地被围剿的时间是紧接着黄河荆隆口决堤”即是大错特错，那整条叙事链就崩溃无遗了。事实上，正确的叙事链实际上应该是：

“榆园军在直鲁豫三省边界声势浩大→清廷设立三省总督有效围剿榆园军（顺治六年到七年）→黄河荆隆口决口→榆园军趁水势重新昌盛（顺治七年冬到八年春）→清军再次水陆进剿（顺治八年春至夏）→清军围剿榆园根据地（顺治八年十月）”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榆园军在顺治七年被水灌还坚持斗争”。因为实际上黄河荆隆口决堤在顺治七年九月，但是水灌榆园却发生在顺治八年十月，整整十四个月后（顺治八年有闰二月）！

不过事实上，黄河荆隆口决堤和榆园军被剿灭是有关系，但仅仅是间接的关系，乃因咸丰以前黄河是南流，并不向北流经山东范县。从该文提供的各种史料来看，清军水攻是在战地周边，如果没有黄河决口形成的水体则绝无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地方志和清人的历史著述会先提及荆隆口决堤，再提及榆园军的覆灭。

那么，到底是不是清军造成的荆隆口决堤呢？我认为并不可能。

首先，如我所言，荆隆口决堤与榆园的覆灭仅有间接的关系，从地理位置上就可见一斑。如下两图，事实上两个地方相距是很远的，跨州隔县。清军从这么远的地方要这么精确地水攻榆园军巢穴，并不符合常理。该论文在写到清军水攻致使曹濮一代均受灾的时候，竟然没对此表示怀疑，本来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清军这么做的不合理之处在于，首先清军并没法预料到决口后水会向什么地方流。的确，黄河在开封一带的北岸决口，会常常流过濮范等地，该地区也有不少黄河故道。但是，具体的水道是不同的。根据高赞答主贴的图，万历十五年的荆隆口决堤，流经长垣、东明、曹州、濮州；根据地方志记载顺治七年荆隆口决堤被淹的地点，和当时清朝河道总督题本（下面再提），流经东明、城武、郓城、曹州、范县、寿张。下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实际走向是很不一致的。贸然决堤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清军又没有计算机，哪能精准计算呢？

如此决堤只会首先淹没清朝自己控制的州县城池。清朝剿榆园军说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税基，在当时天下未定，战事吃紧的情况下，只是给自己的脖子上套绞索罢了。更何况此次决口还没淹到榆园根据地。此次决堤引起的直接后果恰恰与论文中所认为的相反，不是给榆园军造成了重创，反而造成清军控制的城池被水泡坏，城墙坍圮，便利了榆园军的行动。如在东明，“关厢房屋霎时倾倒，漂没淹死男女无查。淹倒城垣四面二十四处，共计四百七十二丈，四面崩裂将倒城垣一十八处，共计二百零五丈，而村落、人民、房舍、牲畜尽付逝波”，这片地方可离榆园军活动地域很远，是清朝自己稳固控制的地区。结果是，顺治七年末八年初，“群贼复炽”“贼舟出没不时，州民苦之 ”“冬十二月城复破”“八年三月十九日榆园贼破沐阳城”等记载屡屡见于地方志中，岂是作者所说“他们的活动能力已经大大受限了”！？受限在哪儿？

更重要的是，决堤还威胁到了清朝首都的生命线——漕运。满达海，和硕巽亲王，清初理政三王之一。其题本中就极为关心漕粮转输，闻知有治水经验的河道官员方大猷将要调往别处，竟然挥笔写下“惊骇欲倒”四字，可见清廷中央对于堵塞荆隆口决口几至望眼欲穿。假如有人说满洲贵族关爱民生是假，那么关心漕运也是假吗？注意此议最初开始于顺治八年二月，此时堵塞荆隆口决口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而离围剿榆园根据地还有八个月，若认为荆隆口决口是清军造成，那么清军为什么水攻还未奏效而自己堵塞决口呢？莫非清朝政府精神分裂，喜欢玩左右手互搏？

还有殊为可笑的一点是，顺治七年的荆隆决口，不是只决了北岸，而是南北岸同时。南边的决口一直流到了南阳。当时的河道总督杨方兴在题本中已经原原本本地提到了决口的原因和经过，是因为秋雨水涨导致堤坝被水连浸数日，泡坏了堤根所致，所以才会有南北岸同时决口的现象。清军即便真的脑洞大开，也只用决北岸，决南岸做什么？嫌淹自己淹的不够狠么？

那么还剩一个问题，就是荆隆口决口既然是清军水灌榆园的先决条件，那么是如何利用的？首先要说的是，荆隆决口没有淹到榆园根据地，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清军进剿榆园是在顺治八年十月，而直接说黄河水灌榆园的史料中，清军是在战地现场调查而得，所以：

1.水攻并非清军事先谋划，而是在进剿开始后的见机行事，并非论文中认为的先水攻，再进剿的顺序；

2.清军进剿初始，榆园军仍在利用地道，可见荆隆决口并未影响到榆园；

3.用作水攻的水体就在战场附近，不在相隔很远的荆隆口。

那么，其引文中明明白白地提到清军确实“决了黄河水”又该作何理解呢？在这一点上，该硕士论文的作者又犯了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很重要的错误，那就是——抄错字。仔细看就会发现，该作者的引文中引述的两段都是“决黄河”。

但问题是，原文不是“决黄河”，一段是“决黄河水”，一段是“决黄水”，《贰臣传 鲁国男传》则干脆称之为“边水”。你说是不是“黄河水”，那当然是，清人不可能搞错。问题是清人也很明白并非黄河本体，而是黄河泛滥后形成的支流罢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如此，已经可见对于“清军决黄河灭榆园军”之旧说，该论文的考证确实是极为粗疏大意，搞错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而且其论点和论据之间根本就是脱节甚至互相矛盾的，还经常做出主观臆断。从根本观点来看，也只是承袭数十年之旧说而已，并无多少新意。硕士论文尚如此，知网和各种正规历史出版物，作为历史学知识的上游，尚无法正本清源，作为下游的历史讨论版块情况如何，也就不难想见了，加上已有的研究范式传承了数十年对清王朝之敌意，网民之喜好，某些罪名只能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更别说是诸多争议点。

在我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不要主观臆断，至少搞清楚在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按照正常逻辑会发生这种事。毕竟，如果一味地把清政府想象成又蠢又坏，凡是坏事尽皆扣到它头上，那么被这个又蠢又坏的政权统治近三百年，又是在侮辱谁呢？

啊，忘了贴上某位高赞答主对讨论的态度，在此补上。你如果理直气壮，又何需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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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来补充一条，唯一直接说清军“决黄河之水"的那段材料，即清军将领张胆的墓志铭里面，也是隐藏了清军行动的时间的。注意下面红框。

张胆在出发之前，他的顶头上司、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还是张存仁，归来之后，就换成了马光辉。这说明直鲁豫三省总督的换人的时间，恰好在此次军事行动的时间跨度内。马光辉什么时候上任的呢？

光辉，光远弟。明武举。与其兄光先从光远来降。天聪七年，授光先二等参将，光辉游击。崇德三年，任户部理事官。以贷官商物不偿，罢官，夺世职。四年六月，汉军旗制定，授镶黄旗梅勒额真。六年，兼任吏部。七年，以从克杏山城，复世职。师已克锦州，命光辉从固山额真孟乔芳诣锦州监铸砲。八年，以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
世祖入关定鼎，参政改侍郎，光辉仍贰吏部。顺治四年，考满，加拖沙喇哈番。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声桓既诛，谭泰将承制授光辉江西提督，光辉辞。既，谭泰欲以都察院理事官纪国先为都司，国先亦辞。谭泰劾国先，辞连光辉，吏议从重比，上命罢光辉梅勒额真、侍郎，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年，复任梅勒额真。八年，上命追录光辉军功，屡遇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五月，授户部侍郎。十月，命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
——《清史稿 列传十八》

恰好是顺治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