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一向以恭顺中原著称的吴越国，为何敢于以"上国"的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 第1页

首阳想侧重高丽方面，但因为文献不足征，这个问题没有正解，只能推测。在928年王建致甄萱书中，高丽对吴越使用的语句是“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上国之仁恩”，并对钱镠使用“殿下”的尊称（在古代是“以卑达尊”的用语，跟“殿下”敌体或更高级的人不会用），很明显就是称臣了。为什么要称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建此前受过吴越国册封，缔结了君臣关系，还有一种就是像11世纪后期以后高丽对宋朝那样，在不具备君臣关系的情况下执臣礼。

第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史载钱镠虽然称臣中原王朝，但对内采用帝制，自建天宝、宝大、宝正等年号，并且“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韩国庆尚南道晋州矗石楼（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名妓论介在此抱着倭将跳下此楼，在朝鲜半岛家喻户晓）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宝正十二……”铭文的瓦当，可知当地奉用吴越正朔甚至到了937年，足见吴越国对海东政治影响力之大。既然吴越国能册封新罗、渤海还有后百济，册封高丽自然不在话下，王建也有可能是钱镠“封拜”过的“海中诸国”“君长”之一。

不过，个人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此前甄萱致王建书中所录的吴越国诏书原文是：

前月七日，吴越国使班尚书至，传王诏旨：“知卿与高丽，久通欢好，共契邻盟。比因质子之两亡，遂失和亲之旧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专发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丽，宜相亲比，永孚于休。”仆义笃尊王，情深事大，及闻诏谕，即欲祗承。但虑足下欲罢不能，困而犹斗，今录诏书寄呈，请留心详悉。

从上引史料来看，吴越国是给甄萱下“诏”，甄萱受过吴越官爵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不奇怪；而吴越给高丽则是“移文”，在用词规范极其严格的古代公文体系中，这个词汇很值得注意。《旧唐书》载“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是行用于互不统属的机构之间的文书，也就是说吴越和高丽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而是王建如此客气地执臣礼。王建所“伏奉”的“诏书”，可能未必是吴越国给他的“移文”，而是甄萱“今录诏书寄呈”中的“诏书”。

那么王建为什么要对吴越国毕恭毕敬呢？一来，这个书信不是给吴越国的，而是给后百济甄萱的，他和甄萱既然是敌体，吴越国又来调停两国冲突，那他在给甄萱的书信中将吴越国尊称为“上国”也算正常。二来可能就是考虑到与吴越国的友好关系。吴越国派人来调停，不可能白来，肯定要得到结果，说不定通和使班尚书还没走。高丽假如在回信中不接受吴越调停，甚至出言不逊，那等于与吴越为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就彻底关上了。所以，在回信中对吴越恭敬一点，也是为了保持对吴越友好的姿态，防止到处树敌的不利局面，以后还能继续交流。

这跟后来11世纪后高丽和宋朝的交往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当时与高丽有君臣关系的是辽，高丽当时的“上国”、“陛下”应该是辽朝和辽朝皇帝，但不妨碍高丽每每以“上国”来称呼宋朝，“陛下”来称呼宋朝皇帝。如朴寅亮所撰高丽文宗哀册写道：“比盛上国，称小中华。”高丽睿宗亲自写给宋徽宗的表文中也说“伏惟皇帝陛下，虞舜聪明而稽古，商汤勇智以济时”。这也是因为首先宋辽是平等的兄弟之国，高丽也算低宋一等；其次就是高丽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马端临论及宋丽关系所言，高丽之所以肯对宋朝执臣礼，“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

当然，正如本答案开头所说，这方面史料太少，尤其是没有高丽和吴越往来文书流传下来，除非发现新史料，否则这个问题目前无解。以上所说都是推测，大家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