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陈学冬发文揭露三亚一景区捕捞国家保护动物砗磲，警方回应「已介入调查」？ 第1页

针对题目来回答的话很简单——无条件赞美陈学冬的举动，他的转发很有意义。

我知道有些朋友要提醒我了：吃砗磲的事不是陈学冬举报的；在陈学冬转发之前，海南警方已经因为其他人的举报介入调查；陈学冬的转发对举报本身毫无意义。

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态度，因为陈学冬转发的意义本来就不在举报本身。

为什么这么说？那我就慢慢讲个很长的故事。

建安二十年，曹子建正对着爹爹新得的一支“玉碗”诗兴大发。或许因为此碗来自平定凉州后西域异邦的进贡，亦或许是它的质地像极了玉的温婉柔和，在这首《车渠碗赋》的开篇，曹植自信的给它定了性：制作这支玉碗的石材，取自凉风山（昆仑之巅）下陡峭的河畔。

才高八斗的曹植错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的那支碗并非昆仑山的璞玉雕琢，而是来自温暖大洋的馈赠，为魏武帝斟满杜康的碗可能取材自印度洋的近海，而在彼时归属孙权的交州近海，被我们称为砗磲的巨蛤也在静静吐纳，这些现存最大双壳贝的壳体紧致庞硕，给孩童当做澡盆都绰绰有余，掏出个酒碗自然不在话下。

但我们和曹植的区别，也就仅限于此了。对于久居中原的国人来说，西陲的昆仑和南疆的瀚海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不属于天朝上国的核心范畴。对于生长在遥远水域里的砗磲，也一直是个模糊的影像——我们用它车出佛珠、雕琢廊阁，但无论它被赋予何等稀缺的属性，攀附上多少神圣的意味，却终归还是坚硬材质的一种罢了。曾经隐藏在厚重壳体里的生命活力，反倒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所以在上周，当社交平台上曝光了海南某酒店捕捞砗磲供游客食用的新闻时，“原来可以吃”这种违背常规认知的反差就让它迅速窜上热榜，演员陈学冬转发曝光博文后，艺人自带的传播属性更是让这一话题为公众所知。随后而来的讨论中夹杂了许多困惑——为什么珍贵的砗磲会被轻易的吃掉？为什么砗磲已经位列保护动物名录，捕杀依旧屡禁不止？

人类和砗磲的邂逅，已经久远到无法追溯的年代。

和绝大多数依靠滤食过活的近亲不同，砗磲在“养活自己”这件事上略显力不从心。生活在近海滩涂、礁石上的其他贝类得益于海陆之间丰富的营养盐交换，可以完全依赖过滤浮游生物自力更生，但砗磲生活的热带珊瑚礁海域就没有这样的先天优势，更棘手的是，珊瑚礁一直被誉为“海中的热带雨林”，这一方面是在形容此处生态的繁茂，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反应出激烈的生态位竞争——原本就不富裕的浮游生物还需要被海量的鱼类、珊瑚虫瓜分，砗磲必须另谋出路。

与虫黄藻共生，成了砗磲和珊瑚虫共同的选择。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策略，响晴薄日下，虫黄藻通过光合作用为砗磲提供营养，而无论日夜，砗磲产生的代谢废物又成了虫黄藻取之不竭的原料。这些细微的原生生物不仅塑造了砗磲外套膜迷人的色彩，更提供了砗磲所需养分的近乎8成。

但虫黄藻也带来一个麻烦——它们必须在稳定的光照条件、水温和酸碱度下才能保持活性，而这样的要求则限制了砗磲的分布范围。它们大多都只生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西侧的热带海域浅层，绝大多数的砗磲在20米以内就能找到（目前发现的最深的一只砗磲也不过位于水面下33米），再加上它庞硕的体型和鲜亮的外套膜色彩，即便是没有先进捕捞工具的古代渔民也能轻易察觉它们的存在。

实际上，早在曹氏父子捧碗作赋的时代，朱崖洲（今海南岛）的潭门渔民就已经开始以憋气潜水（称为“下氧”）的方式捕捞砗磲为生，即便是在明朝施行禁海令的年代，天高皇帝远的潭门人也时常驾船远航，靠着一本本简陋的《更路薄》，潭门人走遍了南海诸岛，甚至已经发现了各地出产砗磲的不同——西沙的砗磲壳质较酥，南沙的则非常硬，品质最好的当属黄岩岛，可惜就是太小。

当然，分辨砗磲壳的质地对当时的渔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帝王珍爱的砗磲碗之所以罕见，主要原因是能制作成碗的大砗磲壳少见且难以运输罢了。彼时的渔民捕捞砗磲更看重的是它的肉，尤其是粗壮的闭壳肌，用小刀细细挑去砗磲内脏后，在船上用盐水小火慢煮再晒干，就制成了便于储存的“蚵干（肉）”和“蚵筋（闭壳肌，即干贝）”，而大多数砗磲壳被直接丢进海中，只有少量会带回渔村充当烧制石灰的原料。

在那个朴素的靠海吃海的时代，潭门渔民并不是唯一一个以砗磲肉为食的人类族群，在更偏东的琉球，也偏好于使用小个体的砗磲制作刺身；而在南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上，用椰奶煮砗磲肉是很普遍的做法。和潭门人一样，他们对砗磲壳的重视程度也没有达到特别高的程度，各国贵族的确拥有佩戴砗磲珠宝的记录，但在民间，也不乏使用砗磲壳制作地砖（印尼），或当成水盆（斐济）的实例。

今天的研究发现，砗磲虽然生长缓慢，性成熟周期长，但直到上世纪中叶以前，在各地沿海盛行千年的砗磲捕捞都没有对这些巨蛤带来什么实质威胁。

但形势却在随后急转直下。

在讲述二战后世界变化的作品里，美苏争霸时常成为故事主线，但其实亚洲的复苏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巨大。走出战火阴霾和摆脱殖民枷锁的亚洲国家相继步入快车道，在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突飞猛进的表象下，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力的进步更不容小觑。这个时期的亚洲渔业发展势头最是凶猛，这一方面是因为更多的人口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机动渔船等新型渔业工具的快速普及。

不过，在那个没有可持续发展思想，也没有成熟渔业养殖做支持的特殊时期，渔业产量的连年攀升并不总是好事。正是在此时，一些全球闻名的近海渔场陷入普遍的枯竭，彼时的东亚渔业领头雁日本率先冲向大洋，远洋水产开始登上餐桌。这意味着，无论是哪片水域，哪种水产，都很难从这场疯狂的海洋盛宴中逃脱。

砗磲也是如此。

七八十年代的宝岛台湾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愈发丰富的菜篮子，日益饱满的钱袋子引领了台湾的饮食风向从“温饱”向“精致、养生”转变。处在温暖海域的台湾原本就有食用砗磲的传统，而“干贝可以壮阳”的坊间传言更让这种原本无足轻重的食材格外受到青睐。就是在这一时期，台湾渔船成为太平洋岛国频频出现的魅影——1982-1987年间，所罗门群岛的渔民不断报告说，在本国的偏僻岛礁发现至少4条台湾渔船的身影，当执法部门前往扣押时，其中最大的一条船上已经堆积了至少1万只砗磲的闭壳肌。

台湾的砗磲捕捞船因为频频进入他国水域盗捕而一直受到口诛笔伐，不过，当时的台湾并不是唯一的砗磲肉消费市场。同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上也能买到砗磲肉，这里生活着许多太平洋岛国的移民，比如生活在奥克兰的库克群岛人甚至比他们自己国土上的同胞人数还要多，为满足他们的饮食需求提供的砗磲肉并不罕见，但这些贝肉并不包含闭壳肌。这是自然的，和当时新西兰市场上5美元每公斤的砗磲肉相比，把闭壳肌卖给愿意出100美元每公斤的台湾或日本商人更划算，而新加坡和香港商人出价甚至更高。实际上，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海南潭门渔民前往南沙捕捞的砗磲制作的干贝大部分都直接就近出口到了新加坡。

为取肉而产生的过度捕捞是砗磲面临的第一次危机，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全球砗磲主产区纷纷告急，1975年，日本冲绳的砗磲年捕捞量还能达到578吨，仅仅12年后，这一数字就萎缩了85%。

更令人揪心的是，砗磲并非仅有1个物种，它实际上是指砗磲属（Tridacna）和砗蚝属 （Hippopus）十二个物种的统称，这些砗磲不仅大小、分布和生长周期不同，甚至物种划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仅在最近几年里，一直被认为是长砗磲（Tridacna maxima）变种的诺瓦砗磲（Tridacna noae）独立成新物种，而一度被认为是新物种的Tridacna ningaloo又很快被取消资格并入到新独立的诺瓦砗磲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砗磲新物种正等待更深入的研究。无差别的过度捕捞，必定导致一些分布区域狭小（比如仅在汤加和斐济东部分布的魔鬼砗磲Tridacna mbalavuana）、生长较慢或研究更不充分的疑似新种砗磲受到更严重的生存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1983年，华盛顿公约将所有砗磲物种都列入到附录Ⅱ中。

然而华盛顿公约制约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各国内部的贸易并不受限，这也就给砗磲在的第二次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90年代之前，包括潭门这样的砗磲主要捕捞地区，砗磲壳的加工也只是规模很小的副业，通过简单切割抛光制作的佛珠市场需求量很小，失去砗磲肉主要出口渠道的潭门渔民已经开始了向捕鱼的转型， 1990年，整个潭门镇仅剩下2条渔船还在从事砗磲肉捕捞。但随着海南旅游行业蓬勃发展和国内文玩风气的盛行，曾经被忽略的砗磲壳工艺加工突然迎来爆发期，潭门的砗磲生意再次迅速扩充起来，渔船数量暴涨了40倍。由于对砗磲的利用从割肉变成了采壳，更大的砗磲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此外，砗磲壳在活体死亡后依旧能保存很久，经年累月后甚至会成为珊瑚虫附着的基质被掩埋在珊瑚礁中，在岁月冲刷下，石灰质的壳体出现了“玉化”，这些壳体也更有价值，为了采挖玉化砗磲，挖礁、炸礁等掠夺式开采作业方式屡见不鲜。当潭门的砗磲壳捕捞量暴涨到5万吨/年的巅峰，南海海域的砗磲资源也迅速下滑到谷底，1958年，广东省水产厅对西南沙水产资源调查认为南海砗磲资源非常丰富，而到了90年代，我国境内几乎已经见不到大个体砗磲的存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我们居然只能通过马来西亚方面在非法侵占的弹丸礁所做的砗磲普查来确认我国依然还有砗磲资源。

砗磲资源亟需保护，但在我国，对砗磲的保护却遇到了不小的实际困难。

我国早已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把巨砗磲（Tridacna gigas）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但其他砗磲呢？在我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后，当时的农业部（我国的水生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管理细则要求，对《公约》附录一中的物种按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管理；对《公约》附录二中的物种按国家二级保护物种管理，但在同一份细则中还明确写道——“对《公约》附录物种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规定保护级别不一致的，国内管理以国家保护级别为准”。按照这一要求，在我国境内没有分布的砗磲可以按照二级保护动物管理，而在国内有分布的其他几种砗磲，却因为并没有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列为二级保护动物，反而失去了任何保护地位。

再比如，我国刑法第341条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但究竟什么算“制品”？一些学术观点认为，制品应该有制作过程，野生动物制品应该以野生动物为原材料，如果按照这么理解，那么开挖已经死去千百年的玉化砗磲壳（哪怕是一级保护动物巨砗磲的壳），也算不上是“野生动物制品”。在实际执法时，执法机关有时候也是这么处理的，非法捕捞砗磲常常不能作为刑事案件，仅仅依照行政法规拘留罚款。

当然，这些法律漏洞也在慢慢填补。2017年，海南省出台了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要求在海南的行政区域内“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珊瑚礁、砗磲及其制品。”2018年10月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69号文，对《华盛顿公约》附录里的物种和我国的保护等级进行了重新核准，这一次，除巨砗磲继续保持一级之外，其他所有砗磲物种都被明白无误的认定为等同二级保护动物。

但执法层面的困境依然没能彻底破解。就在前天，我和 @菲利普医生还在山东某地的酒店大堂礼品店里见到了成堆的砗磲工艺品，而 @李琰 在拍摄科普视频时，也在三亚第一菜市场发现了堂而皇之出售的长砗磲或诺瓦砗磲活体(均已举报）——而本次被捕捞吃掉的就是这两种砗磲中的某一种。

必须要承认，今天的砗磲所面临的局面相比八十年代已经缓解了很多，除了华盛顿公约和各国法规的保护之外，另一个重大的成就是对许多砗磲进行人工繁育取得的突破。我国砗磲研究起步比较晚，但中科院南海所也已经可以繁育鳞砗磲，无鳞砗磲、番红砗磲。其他国家的砗磲繁育水平不一，尤其是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牵头的砗磲繁育项目，直接带动了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汤加等国的砗磲养殖走向成功，到了今天，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展砗磲繁殖，通过人工繁育的种苗野外增殖，一些砗磲种群恢复的相当不错，譬如番红砗磲现在是无危物种，这次被吃掉的长砗磲或诺瓦砗磲，濒危等级也已经比较低。

那为什么这些已经不再濒危的砗磲依然还被华盛顿公约和各国法律保护？是不是即便这些砗磲被零星的吃掉，其实也不会对生态带来什么威胁呢？

理性地看，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理性向来不等同于现实。过去几十年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比今天多得多的砗磲在面对过度捕捞时也异常脆弱。今天的砗磲现状虽然有所好转，但依旧面临诸多威胁——哪怕有层层法律保护，三亚的砗磲还是被吃了；并不出产砗磲的北戴河的贝壳市场里，砗磲壳制品还在交易；海水缸的拥趸中，濒危的砗蚝还在以“南太吉格斯”的名号流通。除此之外，中国的砗磲保护还面临一个特殊的困境——虽然我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无可争议，但现实处境确是这些岛礁并不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各国互不承认彼此的执法权，发生在这里的IUU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层出不穷，究竟谁来管、怎么管、是否管的了都是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科学有序的开发砗磲实在困难。

更不必说，砗磲正在遭受第三次、也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威胁。

生物将自然界的碳固定下来的过程称为碳汇，森林吸收碳就是最广为人知的碳汇案例，但大多数植物固定的碳会因为木耳等木腐菌的分解重新回到大气中。砗磲和珊瑚则不同，它们通过虫黄藻获取碳并以石灰质外壳将碳固定，这些壳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会重新回到大气碳循环里。和森林相比，砗磲和珊瑚固定碳的效率也更高，仅占全球海洋表面积1.5%的珊瑚礁占据全球碳酸钙沉积量的四分之一。

但身为气候变化的刹车器，砗磲和珊瑚却也正在被气候变化的车轮无情碾过。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大气，也在重塑海洋——在1971年到2010年间的统计表明，超过93%的累积能量增量被海洋吸收；人类活动主导的大量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后，又大量被海水吸收，如果按照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速率，本世纪末的表层海水pH值将从目前的8.1-8.2降至7.7-7.8，下一个百年甚至会达到7.3-7.4；更不用说愈发频繁的厄尔尼诺等极端气象会带来的短期剧烈影响了。温度、酸碱度等的变化对海洋生物影响极大，一些水母为了躲避升温，甚至将栖息地向高纬度迁徙了10个纬度，但水母和鱼虾尚可以通过游动的方式暂避，完全定着的珊瑚虫和砗磲却毫无招架之力，尤其是它们体内的虫黄藻对水温和酸碱度非常敏锐，稍有变化就会出现虫黄藻丢失，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里，全球珊瑚白化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比珊瑚更悲剧的是，部分珊瑚在失去虫黄藻后还可以依靠自身滤食苦撑一段时间，如果是由厄尔尼诺的短期白化，它们还有复苏的可能，但留给对虫黄藻依赖程度如此高的砗磲们的容错空间就小的多了。

气候变化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扭转，野生砗磲资源只会比上世纪更为脆弱，甚至我们已经成功繁育的那些砗磲幼苗也面临无处可以放归的尴尬。

这就是砗磲故事的复杂写照，在自然界中，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类物种如同砗磲一样，如此著名又陌生，异常珍贵又普通，身形宏伟又脆弱，以至于在审视对它的保护策略时，也常常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无所适从。

生态保护是个庞大的课题，许多人认为政府部门才是实现它的主体，但在砗磲的故事里不难发现，普通民众对它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人们了解砗磲的生态意义，清楚它正遭受的危机，哪怕只是畏惧于法律的威严，砗磲的处境都可能不止于此。扭转砗磲的处境不仅需要俯身钻研的科研者，秉公执法的执法者，挺身而出举报的监督者，也需要演员陈学冬这样的传播者——他正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或许未来会有更多的陈学冬讲述更多的故事，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期待，下一个大声疾呼、勇敢举报、坦然拒绝的声音来自平凡的我和你。

诚挚感谢 @李琰 和海洋秃头精联盟在本文撰文过程中给予的无私贡献。